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张维为:亲历邓小平与穆加贝谈治国

更新时间:2015-12-04 14:19:49
作者: 张维为  
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邓讲话有一种气势,喜欢用排比句,三个“搞了”就体现出老人讲话的这种气势。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邓赞扬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53年到1957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这个计划虽然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产物,但主持制定这一计划的是比较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这样的领导人。50年代初,中国的落后程度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倒是毛泽东主席曾做过一个准确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而“一五”计划无疑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最好的一个,其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苏联提供了相当的援助,包括帮助兴建156个大型项目。可以说中国是从“一五”才开始了邓小平所说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并很快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整个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从1957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邓提高了一点声音对穆加贝说。后来我注意到邓在谈1949年以后的发展经验教训时,总是把好坏的这条分界线划在1957年。在邓看来,1957年之前,一切都相对比较顺利。在此之后,中国出现了大问题。这段历史,邓本人是最高的当事人和见证人之一。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曾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作了一个颇有新意的修改党章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专门提到了中共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需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中共八大还确定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对这个提法也一贯赞成。但从1957年开始的一系列发展,使中国这辆快速行驶的列车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邓小平首先提到了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邓是这样说的:“我们的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接着说,“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邓坦率地说,这些事情“使我们受到了惩罚”。在大跃进最疯狂的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数千万人上山下乡,挖树找煤,找矿炼铁,建起了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土法炼铁炼钢。全国农村,一哄而起,把原来一二百户组成的合作社,变成了数千户,甚至上万户组成的人民公社,废除农民的自留地,吃免费的公共食堂,采取大兵团作战的办法来进行农业生产,最终对中国的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场灾难。

   邓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谈过他自己对这些事情的责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邓接着对穆加贝说,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穆加贝听到这段话时,一直皱着眉头,似乎有一种不完全相信的感觉。邓则继续自己的叙述,穆加贝听得很认真。穆加贝询问邓,中国是如何克服这种危机的。邓说,“那时,我们党和毛主席的威望很高,这是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我们把困难如实地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穆加贝频频点头,他对毛泽东主席是非常尊重的。

   邓接着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邓用词精辟,六个字:政策,步骤,方法,反映了老人治国的一贯思路,治一个国家,除了战略要正确,还要有与之配套的政策,轻重缓急的步骤以及切实可行的方法。“通过这样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我们就开始从困难的情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说到这,邓停顿了一下,吸了一口烟,补充了一句:“但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

   邓接着和穆加贝谈起了文化大革命。邓说,“一九六五年,又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邓讲“极端”和“泛滥”这两个词时的语气很重,还用右手食指在空中点一下,以示强调。我后来注意到这是邓的一个习惯性手势,要强调一个论点的时候,他总是用食指这样重重地点一下。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时掷地有声地说:“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用的也是这个手势。

   说完这段话,邓停了一下,看着我,等我翻译。他也可能在思考着下面的谈话。邓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邓把“整整十年”四个字拖得很长,给人一种痛心之感。邓后来又多次说过历史给中国的机会不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文革的十年,加上之前的极左,中国被耽误的时间太多了,邓心疼。邓还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文革对邓小平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邓这时缓和了一下语气,对穆加贝说,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这些极左思潮。”

  

   (三)

   邓小平把余下的烟在烟缸里掐灭,带着一点自嘲,对穆加贝说:“吸烟这个习惯不好,但我这个本性难改”。这也使谈话的气氛轻松了一下。穆加贝微微一笑,耸了一下肩,表示不介意邓小平继续吸烟。邓接着就开始谈另一个话题:防右的问题。这无疑也是邓小平治国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对穆加贝说,我们在反左的同时,也提出了“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主动地提到了1981年他和穆加贝那次不算十分愉快的会见,说:“我们1981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邓小平已经八十一岁,但讲这四项原则时,他是一气呵成的。这首先说明他的记忆力仍很强。1987年我再次为他见穆加贝做翻译时,他也讲了这四项原则,但那次他是说一项,等我翻译完,再说下一项,而且中间还有不少“这个,这个”。穆加贝后来还问我,中文中“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同时也感到这四项原则不是他在正统思想支配下随便说说而已的东西,而是老人反复琢磨过的东西。邓认为,在中国的国情下,其任何一项的动摇都会给中国带来动乱。回头看,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也许可以归结为保持一种基本态势:既反左,也反右,走一条理性稳健的中间路线,确保中国不再走极端,不再走任何激进的路线,从而使中国能够在一个理性、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中,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邓接着说,“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说了这番话,邓又点燃了一支烟,会场有几秒钟的停顿。

   邓显然是用执政党的话语在解释一个现代政治学上的极其富有挑战性的课题: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体制的性质和作用。西方主流的观点是:只有采用以一人一票普选为基础的多党制,政权才有合法性,才能实现现代化。而邓小平则认为,这条路对已经发展起来的西方国家也许合适,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型的发展中国家,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一走就会天下大乱,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可能会在顷刻之间四分五裂,分崩离析。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强势政府,一个从革命性的政党转化成一个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己任的政党,并用这样一个政党保持稳定,领导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谈话还在进行着。

   邓在谈反左不能纠正马克思主义,不能纠正社会主义的时候,我注意到穆加贝频频点头,但他在点头中似乎也期待着邓作进一步的解释。可邓接下来的一段话好像又使穆加贝感到惊讶。邓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实际上,早在1981年会见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时,邓小平就问他:“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并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接着对穆加贝强调了另外一个命题:社会发展不能超越阶段。邓说:“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共产主义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接着邓又说:“要实现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资基础。”邓讲这番话也是一气呵成的,说明他对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的熟悉。我可以想象当年毛泽东派他去莫斯科舌战苏共理论权威苏斯洛夫时,一定也是欣赏邓的思辩能力。对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意味着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接着以遗憾的口气说:可是在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我们忽视了发展,发展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虽然有一些地区,农民的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邓讲“没有增长多少”的时候,还摇了摇右手,以示强调。

   随后邓又转到了他最常谈的话题: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他特别提到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城市改革的展开。“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邓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邓描述的这种改革方法后来在国际上又被称为“渐进改革”,与西方在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后来曾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过文章,谈邓小平的改革之道:确立轻重缓急、先易后难的清晰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发展,后内地发展;先经济改革为主,再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经验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穆加贝在这次访问中,曾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可能会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现在当着邓小平的面,他还是秉承自己一贯的坦率性格,对邓小平说: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在穆加贝用英文说这段话的时候,邓划了一下火柴,又点燃了一支烟,于是空气中又飘起一丝淡淡的烟味。等我译完这句话,邓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邓还有板有眼地说:“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的现代化,还有这个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但在这四个现代化的前面,有四个字,这四个字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讲完这番话,邓的目光环视了一下整个会见大厅,好像在看大家是否听清楚了他的话。

邓小平然后又说了一段话:“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穆加贝频频点头。但邓马上接着说:“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这两种所有制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我们也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我们也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邓强调:“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邓用的还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这也是当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术语,但实际上邓已经大大拓宽了公有制的定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4684.html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