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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春阳:政治沟通视野下的媒体融合

——核心议题、价值取向与传播特征

更新时间:2015-12-02 17:31:57
作者: 朱春阳  
(18)反过来看,或许正是传统媒体对上述政治参与机会供给的匮乏才给了新媒体蓬勃发展的广阔空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媒体融合,其实质是希望传统媒体能够向新媒体学习如何拓展公众政治参与机会与参与空间的经验和技巧。如果仅仅是传播技术层面的融合,其实是相对简单的事情;但是,传统媒体要形成类似新媒体这样的功能与价值供给,却是对既有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大变革,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就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源于计划经济时期全能政府的单一权力中心格局,目前已经被市场与新传播技术这两种力量所改变,形成多利益群体和组织的复合体,而这正是“国家治理”概念提出的现实基础。市场经济体系培育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而互联网赋予了这些利益主体使用大众传播平台宣示自身权利的机会。原有社会权力结构关系下,只有党政体系手中才有麦克风,普通民众政治参与机会相对偏少,政治参与成本也比较高;而上述两个力量的结合,以民间舆论场的形式直接改变了既有传播权力结构关系。我们由此也可以认为,在多主体的社会权力结构下,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首要的国家治理能力是政府如何与其他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之间对话与沟通能力的培育,成为“可沟通政府”,实现从“独自”到“对话”的话语能力结构转变。从本质上来看,“可沟通”的基础是“可信任”,即在信任基础上的沟通才是有效沟通,缺乏信任的沟通往往是事倍功半;因此,沟通能力的培育也是始于信任的构建。

   概言之,建设“可沟通”、“可信任”的党政体系是国家治理共识达成、推动治理理念落实的基础性能力目标,同时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能力目标。从当前我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遭遇的问题来看,大部分是因为政府扮演了不可沟通的角色,作为官方媒体的传统媒体在突发危机事件当中常常无法担当起沟通政府与公众的基本职能,无法为公众政治参与提供最起码的机会。青岛植树事件、三峡大坝建设争议、厦门PX项目风波、南京移植梧桐树事件、上海至杭州磁悬浮建设争议、乌坎事件、个人所得税法案调整争论以及新医改政策等事件均已经表明,在公民权利意识日益强烈的当下中国,行政部门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行政决策中如何吸纳多方合理的利益诉求和如何听取社会公众意见以提高其程序正当性,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应对的紧迫问题。在一个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政府还在封闭的权力运行体系中奉行自说自话的管理理念,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多治理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社会问题治理的协商机制,这些都对新时期党和政府的政治沟通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新媒体平台的价值而言,不仅为政治参与提供了互动的通道,更多是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融合其本质也在于此。

   此外,从政府政治沟通能力培育的层面来看,互联网对于传统媒体的示范效应也不可忽视。研究者认为,互联网在中国政治传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去科层化”的功能。由于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受到政治组织控制,传统的中国政治传播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系统。科层的层级与链条过长,也使信息在公共传播中的失真较为严重。互联网的出现使政治传播呈现出扁平化和非线性的特点。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的最大功能在于打破了政治传播的科层制,使得层级传播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去科层化”的互联网重构了政治科层体系中的信息沟通,减少了传播的层级,提高了系统内的透明度,为政治决策提供了较为真实的信息环境。去科层化的互联网也重构了政治体系内的权力关系,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民意间的博弈格局发生一定变化。在中国的政治转型中,互联网对民主化的推动是通过“去科层化”的机制发生的。(19)由此来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意义亦在于此,即对新媒体作为先行者的探索经验予以放大和扩散,在“治理党政”和“党政治理”两个层次上形成相互促进的价值,最终以传播力量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独特的影响。

   四、媒体融合格局下的政治沟通新特征

   政治沟通视野下的媒体融合,也就意味着作为官方媒体的传统媒体必将融入到公众信息获取与沟通交流的传播关系网络中去,并作为一个可沟通、可信任的节点发挥作用,促进党政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信息交换的效率。因此,这一基于媒体融合格局而展开的政治沟通也将演化出以下新特征:

   1.沟通过程:交互性颠覆传统传受关系

   所谓交互性,指运用融合媒介,信息的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能够进行及时或实时的交流。就媒体融合环境下的政治沟通而言,它有两层含义:第一,传播者几乎在发出信息的同时可以得到反馈,而且受传者的主动权增加,不但可以主动选择所需信息,还可以就接收到的信息发表自己的评论和意见;第二,传播者与受传者的身份可以随时互换:任何一个上网者都可以随时在网上发布信息、改写信息和接收信息。传统媒介的信息流通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单向流动的过程。传统媒介的大众传播的互动不仅很弱,而且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差,例如,受传者可通过来信、来电、发传真等形式对媒介信息进行反馈,但这种反馈大多是事后的,缺乏即时交互。而网络媒介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单向传播的态势,它还可以根据传受双方的需要,在文本、音频之间任意转换或兼而有之,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说:“多媒体在本质上是互动的媒体。”(20)媒体融合的结果是传统媒体借助新媒体手段可以大大改善互动性和开放性。

   媒体融合格局下的这种即时互动性,意味着只要事件发生,只要有用户参与其中并通过媒体平台传播出去,这个事件马上就可以传遍全球,形成“全世界在观看”的舆情压力态势。这也是为何部分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对于媒体融合抵触的原因所在。而且,网民能同时互相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然后引起连锁式的反应,能跨越时间和地域收听和观看音频和视频材料,可以通过自主的“超链接”而获得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信息,能发表他们对国内和国际事件及媒体如何报道他们的看法;可以在新媒体中自由而广泛地传播信息,有时可以主导这种传播,放大或缩小“议程设置”的效力;甚至网民自己做“议程设置”,然后放大或缩小。这些都是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

   2.沟通空间:超时空带来“脱域化”挑战

   融合媒体格局下的政治沟通往往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我们在网上聊天、看电影,在网上接受远程教育,突破了以往施加在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上的时空限制。利用互联网,我们可以足不出户,快速地获取存放在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哪怕物理空间上相隔十万八千里,也跟在身边一样方便。

   从技术角度上讲,只要拥有一台电脑,一个调制解调器,一根电话线或网线,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网络世界的公民。网民既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数据库或超链接等方式随心所欲地获取信息,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BBS、博客、播客等手段自由发表言论。而3G手机所具有的便携及无线互联的特点,更使人们可以在“anywhere”(任何地点)、“anytime”(任何时间)、“anyhow”(任何方式)传播和接收信息。(21)这样一来,那种依靠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垄断信息资源而形成的文化特权就在无形中丧失了,人们能够更加平等地分享人类的科学和其他文化成果。而且,因为互联网的时空跨越特点,基于互联网而形成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还表现出明显的“脱域化”趋势,即群体性事件由于有了互联网这一通路,吸引了大量非本地化的民众的广泛参与。这使得政府以往基于本地空间社会关系而使用的群体性事件管理方式面临挑战。这类事件如果处置不当,很容易酿成震撼全国、甚至全球性的大事件。脱域化带来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事件卷入者往往不是直接利益相关者,以往采取利益主导的解决方案有效性会降低。

   3.沟通主体:开放性集合构成观点的多元市场

   媒体融合所形成的信息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每个节点只是这张不断扩展着的网络中的节点,彼此之间是等价的。所谓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融合,不过是作为这个大的信息传播网络上的一个节点来参与大众传播活动过程而已。在这个信息传播网络中,传播主体,无论是专业机构,还是公民个体,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地位和观念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的地位和观念。同时,这一网络的隐匿性淡化了传统科层制的等级观念,任何公众只要符合法律许可,就可以通过这一网络与各级政府直接“面对面”,就可以对国家大事畅所欲言,对政府政策评头论足,且参与者不受地位、财富、时间、空间等条件限制,这极大地舒缓了公民在传统政治参与中的距离感与无力感。(22)

   新闻信息在融合媒体空间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被多重沟通主体不断建构的过程。专业的新闻媒体是否具有议程设置功能,还要看是否经得起公众的盘查和追问。这一过程也被称为是融合媒体沟通的“无影灯效应”,即基于多人的引证和审查,信息的完整程度和真实性都会受到不断的补充和修订;最终,这样的信息传播环境因为多个沟通主体的共同参与而形成“网络自清洁机制”,恶化“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的环境和基础。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和链接及其意见的形成,使得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迅速传播。

   4.传播权力格局: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同步演化

   互联网等新媒介的诞生和迅速普及,对已有的传播权力中心形成快速的消解。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即人人都能进入的信息世界。新媒体正以平等、自由的“点对点”或“一对一”信息传播模式为基础,尝试着构建一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型传播权力结构。在最早接触和熟悉新兴媒体的人群中,以知识精英、文化精英等为主体的社会精英阶层,率先摆脱大众媒介的信息中介,直接进入公共传播空间,向公众传达“草根式的声音”,并且被公众所接受。(23)

   而与此同时,“再中心化”的过程也在发生发展。如前文所述,再中心化是指随着信息发布门槛的持续降低,网络空间的信息供给量迅速超过了单一个体独立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互联网世界里,公民通过“意见领袖”筛选信息、研判事实、进行新一轮的“中心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能够获得足够信任的新行为体,将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同时,互联网打破了传统社会中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结构,通过网络重构行动中心、话语中心、舆论中心。(24)

   去中心化的过程带来官方媒体影响力的分解和政府权威不断被挑战;再中心化的过程既是对既有传播权力中心的政府与专业媒体的挑战,也是重塑权威的机会。和既有权威社会强调权力的集中相比,互联网对社会的演化提供了权力的分散与制衡的机会,这也是进一步实现协商民主的现实基础。在上述两个方向的过程中,政府需要跨越数字鸿沟,充分利用新媒体带来的发展机遇,才能成为上述两个过程的最终受益者。

   注释:

   ①阿尔温•托夫勒:《预测与前提》《托夫勒著作选》第9页,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②詹姆斯•卡伦著:《媒体与权力》第7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⑥魏志荣:《“政治沟通”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基于中外文献的一个考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

   ④李元书:《政治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⑤Jay G. Blumler and Dennis Kavanagh. The Third Ag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fluences and Features//In Denis McQuail(Ed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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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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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记者》(沪)2014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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