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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兵:惩罚性赔偿的规范构造

——以最高人民法院第23号指导性案例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5-12-02 12:53:11
作者: 税兵  
各地法院的裁判立场并不统一。肯定者认为,应将“知假买假”者作为消费者予以保护,“知假买假”者买到的确实是有问题的食品,就应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加以保护。[19]否定者认为,“知假买假索赔的实质是以不诚信对付不诚信,是以怨报怨”,[20]在审判实践中“如果销售者举证证明消费者是知假买假,且有借机获得不当利益的意图”,则认定买卖行为无效,不适用惩罚性赔偿。[21]面对各地法院裁判立场的巨大分歧,最高人民法院通过遴选“孙银山案”为指导性案例,力图为“知假买假”的法律争议划上句号。

   在食品安全纠纷中,“知假买假”的案例有很多,而“孙银山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欧尚超市江宁店的监控录像及原告孙银山本人的自认,让法院可以明确认定原告孙银山属于“知假买假”者。[22]如此一来,本案就摆脱了类似纠纷中如何认定消费者“明知”的困扰,从而直接面对“知假买假”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该案裁判要旨认为:“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要求销售者或者生产者依照食品安全法规定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或者依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赔偿标准赔偿的,不论其购买时是否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人民法院都应予支持。”[23]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第23号的“孙银山案”,其所蕴含的标杆意义就在于支持“知假买假”的消费者依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主张“十倍赔偿”。换言之,“知假买假”不可以成为“十倍赔偿”的抗辩事由。但与此同时,“十倍赔偿”与“知假买假”的关系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即“知假买假”者究竟能不能视为消费者?《食品安全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间是否存在竞合?倘若本案原告不是依据《食品安全法》而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惩罚性赔偿,法院应否支持?上述问题在理论界与实务界讨论已久,有必要结合“孙银山案”加以厘清。笔者认为,不安全食品的“知假买假”者应受《食品安全法》保护,但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理由如下。

   首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食品安全法》是平行的同位阶规范,分别赋予消费者“三倍赔偿”和“十倍赔偿”两个请求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食品安全法》在效力范围和调整对象上存在重叠和交叉,不存在位阶顺序的不同,无法简单套用“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属平行的同位阶规范。两部法律分别赋予消费者“三倍赔偿”和“上倍赔偿”两个请求权,虽均为惩罚性赔偿,但给付内容和构成要件并不相同,况且原告有选择权,因此这种情形属于“择一行使的请求权聚合”(alternative accumulationof claims),[24]不同于针对同一给付的请求权竞合。

   其次,“知假买假”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不能适用“三倍赔偿”规则。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将经营者欺诈的惩罚性赔偿数额由两倍增加到三倍,并将“三倍赔偿”的适用对象扩展为受法律行为制度与侵权行为制度双重调整的欺诈行为,但仍未彻底解决“知假买假”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对“知假买假”行为的长期争议中,持否定说者通常是基于两条理由,一是“知假买假”者不是消费者,[25]二是经营者对故意购假的消费者不构成欺诈。[26]笔者认为,“知假买假”不能适用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所确立的“三倍赔偿”规则。最基本的理由是新法完全保留了旧法第2条关于调整范围的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如果严格遵循文义解释的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需符合“消费者+消费行为”这两项要件。消费者是与生产者、经营者相对应的概念,如果不承认王海是消费者,只能把他从逻辑上归入经营者、生产者的范畴,这显然更有悖于生活常识。我国实务界没有充分意识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不是在界定消费者内涵,而是在界定该法的适用范围,以致长期陷入“知假买假者是否属于消费者”的逻辑怪圈。事实上,如同“白马亦马”,“知假买假”的消费者同样也是消费者,只不过是“非消费行为的消费者”而已,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其权益不受该法保护。在这一点上,笔者与“孙银山案”的生效判决持不同见解。[27]

   最后,“知假买假”并未被《食品安全法》第96条排除,基于惩罚性赔偿的法定性原则,应适用“十倍赔偿”规则。如果说“非消费行为的消费者”被《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有意识地排斥适用,则被《食品安全法》不加区分地纳入了调整范围。纵观整部《食品安全法》,无论消费者是怀着何种目的与动机,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意思表示的瑕疵,只要是购买了不安全食品,即属于该法规制的范围。因此,“孙银山案”判令被告向“知假买假”的原告承担“十倍赔偿”责任,在法律适用上完全正确。

   2.“十倍赔偿”与“产品缺陷惩罚性赔偿”

   《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与《侵权责任法》第47条之间的适用关系,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之一。前者规定了“十倍赔偿”规范,后者规定了“产品缺陷惩罚性赔偿”。[28]对于二者之间的竞合关系,存在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来自学界,认为“十倍赔偿”与“产品缺陷惩罚性赔偿”是并存的规范,不适用特别法与一般法的竟合规则。[29]第二种观点来自从事审判实务的法官,认为“从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考虑,侵权责任法和食品安全法属于同一位阶法律,针对食品领域的质量纠纷,侵权责任法属一般规定,食品安全法是特别法”,[30]故“十倍赔偿”规范属特别法,应优先适用。

   前述“特别规范说”有较大影响力。2009年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食品安全法》释义材料特别指出惩罚性赔偿体现了产品责任的侵权责任属性。[31]在新近的研究成果中,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就食品类产品而言,构成《食品安全法》上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必然构成《侵权责任法》上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唯一的区别在于,在发生严重的人身损害时,《侵权责任法》上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可以课以更高或额外的惩罚性赔偿金。”“特殊侵权规范说”之所以盛行,在于它符合朴素的逻辑观念—既然食品是产品的下位概念,食品惩罚性赔偿当然就是产品惩罚性赔偿的特别规范。

   笔者认为,“十倍赔偿”与“产品缺陷惩罚性赔偿”是两种竞合的请求权规范,当事人具有选择权。在相竟合的同位阶规范之间,如何判断二者是否属于特别法与一般法?法技术标准只能是构成要件。在逻辑上,若甲法条的构成要件要素为乙法条全部具备,而乙法条具有甲法条无法具有的构成要件要素,则乙法条相对于甲法条便具有特殊性。[33]申言之,就“产品缺陷惩罚性赔偿”规范而言,其适用以造成受害人死亡、健康严重损害为前提,“受害人的生命、健康损害必须是已经实际发生的,而不能仅是一种危险”;[34]但就“十倍赔偿”规范而言,无需以实际损害发生为前提,仅以“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为要件,二者的构成要件要素不具有逻辑上的涵括关系。因此,《食品安全法》第96条是《侵权责任法》第47条特别规范的观点难以成立。

   就法律特性而论,缺陷产品与不安全食品之间是一种交叉、重叠关系。一方面,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未必会致人损害,例如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8条第9项,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是不安全食品,但未必会致人损害;另一方面,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也有可能致人损害,例如超市出售的饼干外包装袋上没有任何有关食用的注意事项,被消费者买回家后,孩子对饼干中某些成分过敏,食用后导致过敏性休克皮炎。[35]当然,“十倍赔偿”与“产品缺陷惩罚性赔偿”存在竞合的可能性很大,毕竟致人损害的食品绝大多数都是不符合法定标准的不安全食品。那么,当不安全食品致人死亡、健康严重损害时,《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与《侵权责任法》第47条出现规范竞合,应该如何适用法律?应该明确的是,此时的规范竞合是请求权规范竞合,在没有“特别规范排除一般规范”时,[36]当事人有权选择请求权规范,既可以依据“十倍赔偿”规则提出诉讼请求,也可以依据“产品缺陷惩罚性赔偿”规则提出诉讼请求。[37]对于法院而言,应当在当事人起诉时将诉讼请求予以固定,按照不同构成要件予以审理。

   三、惩罚性赔偿的规范适用

   由于具有惩罚与威慑功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中国俨然成为“专治”各种假冒、欺诈市场行为的良方。不过,惩罚性赔偿规范是一把“双刃剑”,它虽然惩治了市场舞弊行为,却又可能矫枉过正。这是因为责任人终究只是民事主体,缺乏如行政相对人般的法定程序设计与保障,却面临比行政处罚更严苛的制裁;[38]受害人可以获取商品价格十倍之高的赔偿金,固然有经济学上的激励效应,却又难免落下背离矫正正义的嫌疑。即使在惩罚性赔偿制度最为发达的美国,该制度也存在被滥用的道德风险。[39]

   鉴于此,在缺乏程序保障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惩罚性赔偿个案的实体法公正,成为亟待中国司法实践予以回应的难题。就“十倍赔偿”规则而言,它在构成要件、责任范围诸多方面较填补性赔偿责任规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再加上《食品安全法》第96条的语义宽泛,无疑会增加案件审理的难度,产生一系列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如何辨识“十倍”

   《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十倍赔偿”可能有两种理解:“退还已支付的价款+赔偿九倍价款”或者“不退还已支付的价款+赔偿十倍价款”。在“孙银山案”中,原告购买14包已过保质期的“玉兔牌”香肠的价款为558.6元,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十倍赔偿金5586元,法院支持了此项诉讼请求。很显然,法院对“十倍”的解释为“不退还已支付的价款+赔偿十倍价款”。

   笔者赞同“孙银山案”法官对“十倍赔偿”的理解。如前所述,填补性赔偿责任与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两个独立的请求权规范,分别有独立的构成要件。其中,填补性赔偿责任是基础法律关系,按照契约之债或侵权之债的规则予以处理。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法定责任,决定了其只能“赔”不能“退”,这是因为退货或者退款都是合同解除效力的体现,只应该发生在合同之债的语境之中。在适用《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时,是否退还价款不影响“十倍赔偿”责任的成立。

   (二)如何辨识“明知”

   1.“明知”只应限定为故意,不包括重大过失

   可归责要件的判断,是惩罚性赔偿案件裁判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依照《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销售者承担十倍赔偿责任时,须具有明知的主观状态。而在审判实践中,法院通常将明知与主观过错等同起来。例如,在一起案例中,法院认为:“根据被告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其已对涉案产品进行了进货查验并依法进行了记录,因此,被告公司不存在明知销售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主观过错。”[40]同样,在另外一起案例中,法院认为,“被告作为重庆地区知名的且以食品零售为重要经营类别的大型商场,其应当知道添加了五味子的该食品是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并被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故构成明知。[41]在“孙银山案”中,法院认为:“食品销售者负有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义务,应当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及时清理下架。但欧尚超市仍然销售超过保质期的香肠,系不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42]由是观之,“孙银山案”的裁判文书将明知等同于过错,并通过客观归责的方法(违反法定义务)认定被告符合明知要件。

作为最严苛的民事责任,惩罚性赔偿被各国立法例限定适用于被告有“归责要件”(requisite culpa-bility)的情形,以凸显惩罚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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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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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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