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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岂止诗句记飘蓬

——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

更新时间:2015-12-01 14:43:57
作者: 陈平原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凤、魏建功、浦江清、萧涤非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抗战期间多有旧体诗创作,当初很少公开发表。他们之间的相互唱酬不只是因为共同的文学兴趣,感情交流与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注重的是友情、修养与趣味。这些作品不纯然是文学问题的反映,更多地牵涉中国的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等,折射出大时代的精神氛围以及读书人的悲欢离合。几位教授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选择旧体诗,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的思绪以及不合时宜的感觉,指向的是个人修养、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这些“有情”且“鲜活”的史料,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困惑与怨怼,以及压在著述背后的心情。

   关键词:西南联大 旧体诗作 历史意识 文化情怀

  

   抗战八年,中国大学西迁,战火中弦歌不辍,其历史、传说与精神,至今让人追怀不已①。其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故事,最为世人传诵,也最被史家关注②。想当初,战争还在进行中,谢幼伟就在《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断言,严酷的战争环境并没有阻碍中国哲学的进展,反而“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新生”。谢文列举这一时期重要的哲学研究成果,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冯友兰的《新理学》、金岳霖的《论道》,还有沈有鼎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意指分析”的两章。由此可见,“这七年的抗战,并没有阻碍中国哲人的思索,反而,使他们的思索更为敏锐了”③。我在《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中添了一句:“哲学研究如此,史学、文学、语言、宗教等领域,何尝不是这样。若联大教授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钱穆的《国史大纲》、雷海宗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代名篇。战争没有完全阻隔学术,反而激起中国学术的强大生命力,这点很让人欣慰。”④

   可是,单单开列战时西南联大教授所取得的学术成绩⑤,还是远远不够,我更关心的是读书人的思想与情怀。不说离开西南联大后成为著名小说家或诗人的青年教师(钱锺书、穆旦),也不谈走出校园后以文学笔调重塑精彩的校园生活的诸多学生(如鹿桥、汪曾祺、宗璞),就限制在当年的写作,而且是教授的著述。

   先读四则序跋,看教授们在其著作中透露出来的心境。

   1939年6月,钱穆完成了《国史大纲》,写下《书成自记》,称抗战全面爆发后自己随校南迁,讲学昆明:“自念万里逃生,无所靖献,复为诸生讲国史,倍增感慨。”“平生撰述,每不敢轻易发布。……至于此书,独有不然。若自秘藏,虽待之十年终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袭相随,又时时有焚如之虑,因率尔刊布。”⑥这两段话必须合起来看,前者乃著述时的感触,后者则牵涉战火中读书人的命运。

   无独有偶,1940年4月,大病初愈的陈寅恪,在昆明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写下感慨万千的“附论”:“寅恪自惟学识本至浅陋,年来复遭际艰危,仓皇转徙,往日读史笔记及鸠集之资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随顺世缘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强于忧患疾病之中,故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写成此书。命之曰稿者,所以见不敢视为定本及不得已而著书之意云尔。”⑦生逢乱世、流徙四方的陈寅恪先生,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不能不更多考虑如何将平生所学,用最便捷的手法,尽可能保存下来。在致傅斯年及致刘永济信中,陈寅恪表达了与死神争速度并最终获胜的悲喜交集⑧。这种心情,非设身处地,很难深刻体会。

   为女儿筹措西行求学的路费,郑天挺决定刊行《清史探微》⑨;此书收文12篇,1945年4月12日撰写的“叙目”称:“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⑩谈及警报声中的著述,可将郑天挺1943年1月26日为罗常培《恬盦语文论著甲集》所写的序言纳入视野:“余与莘田生同日,长同师,壮岁各以所学游四方,又多与共,知其穷年兀兀殚竭之所极;每深夜纵论上下古今,亦颇得其甘苦。……病中三逢警报,余固莫能走避,而莘田亦留以相伴,古人交情复见今日,序成归之,有余愧焉。”(11)如此生死与共的友情,确实让人敬佩;更让人惊叹的是环境的恶劣,以及教授们对学问的虔诚与珍爱。

   要说压在纸背的心情,除了在著述序跋中偶尔流露,更多且更直接的表现,其实是日常吟咏的旧体诗作。这些诗作,当初很少公开发表,而是在师友间传抄与流播,只是在作者去世多年后,方才陆续整理刊行。陈寅恪《庚辰元夕作时旅居昆明》诗云:“念昔伤时无可说,剩将诗句记飘蓬。”(12)在我看来,这些诗作不仅仅记录下当事人在特定岁月的艰辛生活,更是那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的心灵史。因此,不纯然是文学问题,更多地牵涉中国的政治、思想、教育、文化等,值得今人仔细品鉴。

   本文选取陈寅恪(1890—1969)、吴宓(1894—1978)、朱自清(1898—1948)、潘光旦(1899—1967)、浦薛凤(1900—1997)、魏建功(1901—1980)、浦江清(1904—1957)、萧涤非(1906—1991)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抗战期间的旧体诗作,取“诗史”的角度加以考察与解读,且尽可能对照其日记、书信及专业著述,说明诗中如何体现了中国学人的心境;同时,追问旧体诗能否承担起战时联大教授于流徙中“书写战争”的使命。

  

   一、漂泊西南多唱酬

   1991年,魏建功的儿子魏至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其抗战时期的遗诗二十题四十首,于是装裱成册,恭请父亲生前好友题词留念。此《独后来堂十年诗存(附跋语)》,初刊南京师范大学编印的《文教资料》1996年4期。诸多跋语中,魏建功西南联大时期的同事、著名诗人冯至的小诗最为精彩:“红楼十载成长忆,漂泊西南多唱酬;浩荡滇池春色好,感君邀我泛轻舟(一九三九年春与建功学长泛舟滇池,畅谈今古,因题《独后来堂十年诗存》)。”(13)很可惜,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刊行《魏建功文集》时,为求体例的统一,仅收录《独后来堂十年诗存》,而删去了冯至等人的题跋(14)。

   虽然是北大先后同学兼同事,真的是“红楼十载成长忆”;可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魏、冯二君唱酬的诗篇。所谓“漂泊西南多唱酬”,并非写实,更多的是勾勒那个时代读书人的交往方式及精神氛围。那么,到底是谁在这烽火连天中吟咏诗句、互相唱和呢?就以这八位西南联大教授为例,从其存世诗集中钩稽,复原其唱和的对象。这里依据的版本分别是:《陈寅恪集·诗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吴宓诗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犹贤博弈斋诗钞》,载《朱自清全集》第五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铁螺山房诗草》,载《潘光旦选集》第四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即《浦薛凤回忆录》中册,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版;《独后来堂十年诗存》,载《魏建功文集》第五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浦江清文录》(附录“诗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是斋诗草》,载《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附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同是写诗,可以独自吟咏,也可以师友唱酬,这更多的是个人写作习惯,不牵涉艺术水平高低。但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切入,统计各家唱和情况,则可看出其人际交往,以及自我表达的倾向、趣味与能力。以下统计各位学人的寄赠及唱酬对象,局限于抗战期间:

   陈寅恪——吴宓、刘永济、容肇祖、杨树达,此外还有妻子唐筼;

   吴宓——陈寅恪、朱自清、萧公权、刘永济、潘伯鹰、缪钺、李思纯、容肇祖、浦江清、林同济、胡小石、毛子水、汪懋祖、钱锺书、徐震堮、徐梵澄、庞俊、赵紫宸、陈柱、金毓黻、常乃惠、胡步川,此外,还有学生辈的张志岳、赵仲邑、周珏良、李赋宁、张尔琼、张敬等;

   朱自清——萧公权、浦薛凤、孙晓孟、叶圣陶、潘伯鹰、俞平伯、李铁夫、陈福田、杨振声、陈岱孙、夏丏尊、丰子恺、程千帆、潘光旦等;

   潘光旦——赵文璧、修中诚、陈福田、李琢庵等;

   浦薛凤——陈寅恪、吴宓、萧公权、浦江清、王化成、孙晓孟等;

   魏建功——老舍、沈兼士、唐兰、鲁实先等;

   浦江清——朱自清、吴宓、施蛰存、容肇祖、王季思、徐震堮、杨业治、游国恩、李安宅(15),此外还有岳父张琢成;

   萧涤非——游国恩、闻一多、朱自清等。

   对于关注中国现代文学或学术史的人来说,名单中的大部分名字都很熟悉,需略加注解的,恐怕还不是油画家李铁夫、书法家潘伯鹰,而是原清华大学教授、抗战后漂泊西南的孙晓孟(即孙国华,心理学)、王化成(政治学)、杨业治(德国文学)、浦薛凤(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萧西行后转任四川大学教授,浦则先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教授,1939年3月起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

   陈寅恪眼界甚高,除了几个真正懂诗的老友,不太爱同别人唱和。作为政治学教授,浦薛凤很有自知之明,喜欢唱酬,但不出诗集,只在回忆录中不断引述自家诗作。魏建功、萧涤非二位存世的诗作不多,且交流也不是很广。真正称得上“漂泊西南多唱酬”的,当属吴宓、朱自清、浦江清三位。至于潘光旦,除了给外文系教授陈福田赠行,其他几位赠诗者,赵文璧是他的学生,李琢庵是实业家,修中诚则是来访的牛津大学汉学家(16)。除了1946年仲夏撰《楚子图南古苍璧歌》,潘光旦似乎不怎么跟学界同人唱和。也正因此,大家不知道著名优生学家、心理学家潘光旦会写诗——而且写得很好。1992年群言出版社刊行其手迹影印的线装本《铁螺山房诗草》,博得阅读趣味颇佳的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大声叫好,称没想到潘光旦竟然“是一个不是诗人、胜似诗人的诗人”(17)。大概只有朱自清慧眼识英雄,在1945年所撰的《〈铁螺山房集〉赠主人》中,早有这么一句评语:“小诗坦率见世情,烟斗陆离征雅癖。”(18)

   稍作分析,很容易发现,陈寅恪等人的唱酬对象,第一,没有权贵人物,绝大多数是大学教授;第二,基本上是漂泊西南的教授,很少与仍在沦陷区生活者唱和(19);第三,热衷于咏怀、寄赠、唱和的,以文科(尤其是中文系)教授为主,理工科教授极为罕见(20)。

   至于为什么相互唱酬,除了共同的文学兴趣,感情交流与相互慰藉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1939年春,陈寅恪作《己卯春日刘宏度自宜山寄诗……》,开篇就是:“得读新诗已泪零,不需藉卉对新亭。”(21)这里提及的刘永济新诗,以及陈寅恪、吴宓的和诗,均收录在《吴宓诗集》中。除了“万里乾坤、百年身世”的共同感慨,还有就是战乱中老朋友间的相互牵挂(22)。与此类似的,有浦江清1940年作《蛰存自闽中来书却寄》:“人事久萧索,苍茫残岁催。故人一叶书,暖我心头灰。……”(23)浦、施两人本是同乡、同学,从小学到中学十年间朝夕相处,抗战初期又在昆明重逢,而今施蛰存转往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仍不忘“寄我闽游诗”,难怪浦江清大为感慨。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年后,浦从上海辗转回昆明,路过长汀时,还有机会与老友畅谈(24)。

漫长的战争岁月,除了应对频繁的敌机轰炸,还有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以及精神上的迷茫与颓唐。这个时候,朋友间的相互支持是共渡难关的关键。单读诗文,或许以为此乃古已有之的“为赋新诗强说愁”,看当年的档案资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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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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