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曲路浚:乡村治理:从非国家层面走向国家层面

更新时间:2015-11-30 21:55:39
作者: 曲路浚  

  

   浙江在线-浙江日报在4月28日刊出《乡村治理,路在何方?》一文。文章的题目就表明,共和国激流奔涌60余年,乡村治理还在问路。从6月起,笔者发布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激进乎,渐进乎》、《从农民问题途径思考苏联解体与当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农民问题:从人口生育强制到社会聚变》、《这片土地的地租和赋税怎么分配?》、《村民自治:从传统走出传统》等系列拙作。笔者以为,就农村而言,在最近30余年,在“改革”与“现代化”的名义下,静悄悄地完成了一场从传统走向传统的“革命”。从农业现代化、计划生育、土地制度到国家、执政党同农民关系以及“乡政村治”的治理体系的一系列政策与制度的变迁,已不再吻合历史上有过繁荣的历史景象的历史时空——“革命”后的农村已很难再现历史上有过繁荣的历史景象!?这里,不是指责农村的“改革”与“现代化”以传统的逻辑为起点,事实上,从比较政治经济学角度而言,全世界就中国最有条件走顺着传统走出传统的强国之路,要命的是,“革命”后的农村从传统走向传统之后,又丢掉了二千年前的农战强国之路的传统。有关“三农”的口号喊得比雷声还响,但是,至今还没有将“三农”的发展提升到大国崛起意义上的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的高度!?笔者的这个判断就成了本文的指导思想。

  

   在行文之前,先对最近三十余年的农村政治研究作一简单的梳理。

  

   回往1980年代初,政治学,同法学、社会学一样,通过“恢复” 而登上舞台。一时间,在政治现代化的名义下,政治学在其学科和社会影响力远在法学、社会学之上,几乎可与经济学相比肩。1980年代的政治学研究直指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上层,而根本无暇将处于这一结构的底层和农村纳入自己学科的视野。1989年是一个转折点,之后,经济学和法学照样“大展宏图”, 而政治学却“一落千丈”,自1989年以后,由文化批判向政治体制批判挺进的制度改造运动的发展受阻后,学界对“政治”无能为力转而通过对“三农” 问题的“宏大关怀”—— 从1980年代直指中国政治社会结构的上层,转而这一结构的底层和边缘地带——“三农” 问题,当然,在方法上也尝试着与国际接轨。在当时,这种学术上的替代和移情,是相当普遍的。也就是说,政治学与农村结缘并非学科的主流有意而为,而是一个历史机缘造成的一个意外的结果。1998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从试行到通过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的主流话语是村民自治,之后转为乡镇体制改革。起初,“学者们”,在意识形态控制依然相当强的语境下,很难完全按照自身的理论逻辑和现实意图进行直接发言。到了1990年代末,农村政治研究成了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中的焦点。中国政治研究在这个时候进入一个言必称乡村民主的“草根时代”。中国政治学也依托村民自治研究,重新获得体制性资源并带动整个政治学科的重新崛起。尽管是一个“意外的结果”, “学者们”对农村政治研究,并没有改变1980年代那种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宏大关怀。这一时期的村民自治研究在实质上被看作是对更为宽广和复杂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的试验和起点,因此,这种研究是农村中的村庄的,却又不局限于农村中的村庄,是关于中国农村的,但却更是关于中国政治的。正因为如此,村民自治研究的影响很快溢出村庄的范围,而成为一个社会科学领域,乃至知识精英领域的热点问题和公共话题。应该说,这是“学者们”是怀有宏大理想来进行农村政治研究的的一个积极的成果。而当“村组法”从试行到转正后,这种心怀中国的农村政治研究在村庄之内的使命实际上宣告结束,继之而来的是农村中的高一个层级——乡镇的政治研究,并最终形成基本统一的意见是用“乡政村治”再造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并最终付诸实践。

  

   人们还可以发现,农村政治研究从村庄到乡镇的提升过程,还伴随着村民自治研究横向移位于城市社区及纵向移位于乡(镇)——村、县——乡(镇)、市(地)——县、省——市(地)及中央与省(市)地方等等关系。这是怀有宏大理想的“学者们”的价值情怀和政治发展路径设计的必然延续,也是农村政治研究本身具有向上提升和重新寻找研究对象的需要。

  

   对最近三十余年的农村政治研究作这么一个简单的梳理,目的是想说,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起点是一个历史机缘造成的一个意外的结果,事前并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学者们”身在江湖心未灰——仍然心怀未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身是下沉到农村了,但心未毕下沉到农村——大多还没有从理想回到现实!?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农村政治研究领域,充满着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色彩。笔者的拙作《村民自治:从传统走出传统》实际上是对这些没有从理想回到现实的“主义”作了一个初步的批判。这里,再作点引伸。

  

   本世纪初,有学者在互联网中对有关政治改革话题中的干部“四化”、司法独立、新间改革、党政分开、废除终身制、工会改革、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人大改革、村民自治与政府机构改革等等词组进行了搜索,结果是村民自治与政府机构改革大大领先于其它词组分坐头二把交椅。这表明,不少人对村民自治抱有很大的期盼与希冀。在理想主义者看来,村民自治的形式示范效应远远大于其实质性。如果连农民都知道要秘密写票、无记名投票,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人大会议的举手表决不是有些相形见绌了吗?如果村主任只有通过选举才能获得权力的合法性,那么,其它村官以至更高层次官员的合法性权威应该怎样建立呢?如果村里的公共事务都必须公开,与更多人的重要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政务是否更应该公开呢?他们期待着村民自治能够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中国民主建设的微观社会基础。他们把村民自治当作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依赖。有意思的是,官方和知识界的一部分人似乎比农民更为热心村民自治,与包产到户初期的热心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浪漫主义者那里,是通过村民自治重新思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在他们看来,现代化意味着现代性或者更明确地说是西方现代性的实现,因此不能被作为最高价值来追求。他们期望村民自治是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替代选择,是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它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的重新崛起,而且还负有把世界从西式的“现代病”中拯救出来的重任,因而村民自治是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在功利主义者那里,村民自治却成了一种手段。他们把村民自治当作中国国际形象的一种资产,用来证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民主承诺,用来反击西方对中国没有人权的攻击。人们记意忧新,《村委会组织法(试行)》于1988年6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一年后发生的那场风波之后,有不少人认为,村民自治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不能再搞下去了,如今,却成了回击西方诋毁中国人权状况的武器。

  

   据有关资料,到1996年,全国民政部门共有1万多人从事与村民自治有关的工作。美国福特基金会提供了促进村民自治的首笔赞助,随后亚洲基金、国际共和协会、卡特中心、联合国发展置和欧盟都加入这一行列中。民政部的有关人员利用这些资源召开了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出版了许多关于村民自治的书籍,并且对与民政部合作的地方官员提供了出访美国的机会。一时间,从国内到国外都期盼与希冀村民自治成为“中国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首选与突破口。1995年初,在吉林省第三次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期间,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学者、官员和新闻记者相继前往考察。1997年7月6日,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向全球播放了一个17分钟的中国报道,介绍了他们的记者对福建沙县际口、官庄现两个村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全过程的采访实录。1998年3月,以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罗伯特-帕斯特为团长,由选举专家和新闻记者组成的考察团,实地考察了第四次村委会换届选举。罗伯特-帕斯特回国后在《时代》周刊撰文,高度评价“中国的乡村选举”。外国人的关心和评论反过来推动了国内媒体对村民自治的宣传热潮。在当时,中央高层就认为,吉林犁树等地的村民自治已经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它对我们回击西方诋毁中国人权状况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98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就是在上面这么一个国内国际大背景上从试行到通过的。从那以后至今已近20年,从村民自治到政治体制改革几乎在原地踏步!?今天再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可以发现,在1990年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村民自治的认识都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误区。根源在一个是在缺乏地方自治传统的历史背景上,另一个是在具有地方自治传统的历史背景上,也就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上,期盼与希冀村民自治成为“中国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的首选与突破口。在中国,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的国家政治自组织(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的一大特色或深深藏匿的秘密是:微观基层组织“接近自治体”、“社会的自组织体系”、“高度的自组织状态”通过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转换为宏观的集权专制和缺乏地方自治。中央皇权以县为单元,已经框定了边界,不可能有地方自治的政治元素在里头。微观基层组织“接近自治体”、“社会的自组织体系”、“高度的自组织状态”只能用来证明古人的高明之处,而不是古人的无能。国家对于广大农村的控制有一个从紧密到松散的过程,秦汉以后逐渐弱化。微观基层组织“接近自治体”、“社会的自组织体系”、“高度的自组织状态”通过以国家(皇权)为中心的政府——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化运行体制转换为宏观的集权专制和缺乏地方自治,却发展出“民间群众自治”——非国家层面治理的传统,这是几千年中国的农业社会的政治的组织与自组织的适应性的选择的结果。简单地说,自秦以后的二千余年,中国缺乏国家之中的自治传统但极具国家之外的“民间群众自治”的传统。在中国,大多是在国家之外的“民间群众自治” ——非国家层面治理的背景上来透视村民自治的。在国外,大多是在国家之中的自治的背景上来透视中国的村民自治的。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村民自治就等介于国家之中的自治意义上的村自治。但事实是,中国的村民自治是非国家层面的治理。进一步说,国外的村自治与中国的村民自治是不能划等号的,前者是国家之中的自治,后者是国家之外的“民间群众自治”。“山高皇帝远,猴子称老大”,就是国家之外的“民间群众自治”的结果。

  

   对村民自治的认识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误区,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不少人并不知道,自治与民主在历史上存有自治在先性。也就是说,自治与民主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自治并不就是民主,自治制度下的选举并不就是民主选举。民主就是一种国家制度,简言之,就是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从这一角度说,自治制度下的选举并不等于民主制度下的选举,有公开的选举并不就是民主选举,选举越多并不意味着民主越多,选举越接近基层并不意味着民主越深入人心。有民主就一定有选举,但反过来说并不一定成立。村民自治在一些地方已发展到“海选”,但选举形式上的进步并不能掩盖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上的停滞乃至倒退。笔者在拙作《村民自治:从传统走出传统》中已写道: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虽然许多理想成了泡影,但从国家行政的角度来看,却强化了行政村一级的基层政权;最近三十年的村民自治,既复活了“民间群众自治”的传统,又再现了20世纪前半叶以绅治为实质的自治的黄金时期的一幕;村级组织再次被排除在国家政权之外,还美其名日“非国家形态的民主自治”,并为“乡政村治”的合理性进行了大量的辩护;等于把“民间群众自治”与地方自治分为两大截,并把村级组织保留在国家之外,等于截断和扭转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行政发展的大趋势。

  

根据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徐晓全的考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川先生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451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