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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周:“都市乡民”与乡土传统的复活

更新时间:2015-11-30 09:59:48
作者: 王兴周  

   【内容提要】 “都市乡民”指进入城市生活,实现了职业非农化,但没有完成人格和生活方式转型的进城农民。“都市乡民”群体代表了“农民终结”以后乡土传统在城市社会的复活,表现在同源、同乡、同业、同居、同俗等乡村特性。中国城市化将会在未来10-20年内进入尾声,但都市乡民群体会在未来50-100年内长期存在。我们应该思考“农民终结”之后的“都市乡民终结”问题。

   【关 键 词】乡土传统/城市化/城市性/现代性/都市乡民

  

  

   一般认为,城市化和现代化是同一社会转型过程的两种社会表现,人的城市化和人的现代化似乎是同一回事。由此推论,“农民的终结”和“传统的终结”应该是如影随形的事。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乡土社会解体与农民的终结

   70多年前,费孝通(2007)将中国社会特征高度概括为“乡土中国”,他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认为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而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城市社会只是在近百年来与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的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特性。费孝通总结出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包括:高度依赖土地的农业社会、世代定居安土重迁的不流动社会、相对孤立封闭的村落社会、互相熟悉而又信任的熟人社会、重规矩轻契约的礼俗社会。但是,70多年前费孝通已经感觉到“社会的激速变迁”,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从乡土社会进入现在社会”,这个“现在社会”就是都市社会。费孝通发现,熟人社会的法则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以至于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费孝通写《乡土中国》的时候,中国社会转型已经起步了,传统乡土社会和现代都市社会的分化已经开始出现,只不过前者仍然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和主流,后者只是中国社会的特殊层面和支流;费孝通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都市社会转型是历史趋势,只不过因为后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曲折,这个转型直到今天都还处于正在进行时。但是,从城市化率的最新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至少从人口分布上看,传统乡土社会和现代都市社会已经不再是70多年前的主流和支流之分,而是处于势均力敌之势了。

   法国是另外一个农业社会的典范。和中国不同的是,法国已经成功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受过美国芝加哥社会学系统训练的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1927-2003)1967年出版《农民的终结》一书,对法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农民的终结”理论。在孟德拉斯看来,“农民的终结”不是农业的终结,相反,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促使农业劳动者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不断集中,农业规模化、科学化、现代化得以可能,农业得到了革命性的进步和发展。“农民的终结”不是农村的终结,相反,乡村社会不仅没有衰败,法国经过30年转轨之后,乡村社会出现了惊人的复苏,1980年代法国乡村重新焕发出迷人的魅力,乡村的生活方式使年轻人趋之若鹜。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农民的终结”是传统小农的终结,是“轮作农业体系”支撑起来的小农经营模式的终结。转型中的法国农业社会出现了强调社会与系统平衡的“传统理性”和注重投资收益比的现代“经济理性”,前者是一种价值理性,强调辛勤劳动、省吃俭用、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后者是一种工具理性,注重市场原则和经济效益。“农民的终结”就是在现代“经济理性”冲击下“传统理性”的终结。但是,“传统理性”的终结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小农们甚至出现恐慌和无助感,说明这种转变是一种心态和人格的深刻改变,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象征性现代化”(孟德拉斯,2010)。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经李培林翻译成中文后于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中国社会学界广泛而持久的关注,“农民的终结”理论成为中国城乡社会学研究界的重要理论范式,以陆学艺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家甚至以“为了中国传统农民的终结”作为自己的学术使命(吴怀连,1998:267-268)。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传统农民该不该终结、会不会终结早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中国传统农民何时终结、如何终结?我们应该以什么标准判断传统农民是不是终结了?

   费孝通指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村落使中国社会富于地方性,形成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费孝通,2007)。数千年来,村落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具有重要社会意义,村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组织方式,更是中国传统农村人的基本生存空间。但是,近年来村落在城市化浪潮中正迅速走向解体。据报道,现在已经出现了大量“空心村”甚至“空壳村”,赣西北三个“空心村”的11个自然村平均居住不到8人,甚至出现了“一个人的村庄”(冯志刚,2012)。据李培林统计,从1985年到2001年,在这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中国村落的个数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940617个锐减到709257个。仅2001年一年,村落就比2000年减少了25458个,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李培林,2010)。李培林将这一过程概括为“村落的终结”。“村落的终结”和“农民的终结”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村落的终结”就是“农民的终结”吗?笔者认为,“村落的终结”只是“农民的终结”的开始,传统农民大规模离开村落以后进入城市并不会立即脱掉传统性。

   上世纪90年代初,当翻译《农民的终结》一书时,李培林感觉中国农民的终结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话题,甚至认为在其有生之年农民的终结在中国不会成为现实。但仅仅过了20年,农民的终结已经不再遥远了。2011年,中国城市人口达到51.27%。李培林认为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它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将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李培林,2012)。我们注意到,李培林在这里用了一个“将”字,说明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的同时,中国传统农民的生产方式、职业结构、消费行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有了发生变化的可能,但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变化,尤其是其中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变化更是将来时态。正如李培林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的,“一个由血缘、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李培林,2002)

   正确理解“农民的终结”的关键是完整理解“农民”概念的全部内涵。从农村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农民”是一个多义词。首先,“农民”被理解为以农业为职业的人们,也就是以动植物的种养为主要职业和维生手段的人们。职业意义上的“农民”涵义是“农民”的基本内涵,但不是全部内涵。以农为业反映了农民的生产方式,农业的特性又决定了农民在聚落模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群体人格等方面的特性。其次,“农民”被理解为农村居民,也就是生活在乡村社区的人口,乡村社区具有人口规模小、人口密度小、人口同质性强等特点,乡村通常被描绘成素朴自然、田园牧歌。乡村社区是农民的物理生活环境,与农业生产方式一起塑造了农民的社会交往、社会心理、群体人格等方面的特性。再次,“农民”被理解为乡下人甚至被贬为“乡巴佬”,这是文化意义上的“农民”内涵。在这层意义上,农民是拥有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群体,这种生活方式包括户外工作、季节性、循环性、封闭性、不流动等特点,还包括血缘地缘群体、初级社会关系、亲密社会交往等社会关系特征,以及热情、迷信、非理性、散漫、重视经验等心理特征和人格特点。也就是费孝通总结的熟人社会、礼俗社会的文化特征。“农民的终结”应该是以上三层含义上的终结,而不应是局部意义上的终结。

   “城市性”和“现代性”的交汇:现代都市人

   沃斯(Wirth,1938)区分了城市、城市性、城市化这三个概念。在社会学意义上,城市是一种相对大型的、密集的、异质性个体持久定居的聚落。城市性是塑造具有城市特色的生活模式的一套特性。城市化是发展并扩散城市性因素的过程。他认为用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居民职业、城市功能来界定城市性是不合适的,而且特别强调要避免混淆城市性与工业性和现代资本主义特性的危险。总之,城市性是一种生活方式。安德尔松(Anderson,1959)讨论了全球性城市性问题。他理解沃斯对“城市性”的定义是现代城市的生活方式,表现为非人格、次级、契约型生活方式,人际关系具有匿名和短暂性。而且,城市性是不固定的,随时间和地点而变化。比尔斯(Beals,1951)从人类学的角度认为,在城市性研究方面,社会学过于关注城市社会的特征,较少关注人们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城市性是一种文化适应过程,从这一角度出发,城市性研究、少数民族研究、初民部落群体研究包含了同样的元素。城乡之间的文化适应和跨文化之间的文化适应只有程度不同,变化过程并无本质差异;只有数量差异,基本过程具有可比性。科里纳德(Clinard,1960)将城市性定义为与城市化相对应,城市性是指包括非人格性、高度流动性和差别接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关系特征。易卜拉欣(Ibrahim,1975)理解的“城市性”是人的观点、行为模式及其创建并参与的组织网络的质的变迁。城市性是一种具有精明、容忍变化、普世主义和非人格关系等特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使一种强烈的理性和秩序意识植根于个人的内心。城市性和城市化在历史上互相联系,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首先由城市居民养成。然而这种关系不是铁定的,例如,在西方很多农村居民没有移居城市也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某些城市居民也许永远不吸收城市生活方式。无论如何,城市性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石,特别是工业化的经济转型社会。城市性也许不是工业化的充分条件,但它是支撑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我国学者张雪筠(2005)认为,现代城市的“城市性”并不像西方社会学家所阐述的是由城市的空间结构和人口特征所决定的,其归根到底是由城市社会的经济属性所决定。而现代城市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的经济属性是现代市场经济。所以,权利性、公民性、法治性、多元性和开放性是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笔者认为,“城市性”的主要特征包括:理性化人格、适应次级社会关系、适应超负荷社会交往模式、适应亚文化环境、创新与反常规、宽容(王兴周、张文宏,2008)。

城市性和现代性被很多学者作为可互换的同义词使用。有学者(刘崇俊、王超、郭治谦,2007)指出农民工的现代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有的学者(李强,2008)从人的现代化角度,运用英克尔斯的人的现代化理论,分析农民工现代性发展的方向;同时分析了农民工现代性获得的影响因素,包括外出流动、城市体验、教育水平、传统文化以及制度设置,等等。有的学者(周晓虹,1998)专门研究了不同的流动经验对流动者本人精神世界和个人现代性(包括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模式)的影响。有的学者(潘泽泉,2011)讨论了农民工自下而上获得现代性的艰难和困境,指出农民工现代性生成具有碎片性、枝节性、萌芽性特点,现代性不能顺利成为农民工主导性文化模式和精神。有学者(蔡志海,2004;李广贤,2005)指出了农民工现代性发展进程的双面性:一方面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心理状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另一方面农民工作为城市边缘人其现代性提高需要提供制度、组织、观念等各方面的支持。有的学者(刘方涛,2012)分析了农民工现代性特质,探讨了农民工现代性构建的具体路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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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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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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