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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伟:组织的“集中”与思想的“民主”

——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价值张力及其和解

更新时间:2015-11-30 08:36:51
作者: 石伟  
”(26)由于布尔什维克更加注重组织的集中,而遭到孟什维克的指责,认为布尔什维克具有“党内的官僚主义和集中制倾向”。(27)

   (二)既定决议不容许再讨论

   面对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集中和民主之争,如何化解两者的理论和现实张力,成为了列宁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需要面临的问题。换言之,如何进行恰当的制度设计,使得既能保留“行动一致”的外在秩序,又能促使“讨论和批评自由”的内在自觉,成为了十分现实的问题。列宁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在党纲的原则范围内,批评应当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党的政治行动必须一致,不论在广大群众性的集会上,不论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发出任何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一致的‘号召’都是不能容许的。”(28)

   既定决议不容许再讨论,这就是列宁给出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有不同意见先保留”成为了遵守党的纪律,服从集中的另一种表达。这种制度设计,分别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均有出现。

   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在第十章“党的纪律”对政党纪律进行了专章规定。在该章第一条(总第五十条)规定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和一切党组织的首要义务。党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迅速而准确地执行。同时,当生活中的一切争论问题,在决议未通过之前,党内可以充分自由地进行讨论。”(29)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模仿了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制定而成,在章程第十一章“纪律”专章规定了国民党的纪律。在该章第一条(总第七十一条)规定了“凡党员须恪守纪律。入党后即须遵守党章,服从党义。其在本党执政地方及在军事时期,尤须严行遵守。党内各问题各得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定后,即须一致进行。”(30)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决案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在章程第九章“纪律”专章规定了共产党的纪律。该章第一条(总第六十五条)规定了,“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党部机关之决议,应当敏捷的与正确的执行之,但对于党内一切争论问题,在未决定以前,完全自由讨论之。”(31)这是中共党章中第一次涉及民主集中制。之前都是以规定集中制为主。

   在“行动一致”的集中和“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民主之间,张力得到了程序性的和解。物质的组织层面的集中为思想一致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诚如金观涛、刘青峰先生所言,“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结构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它可以在一个多元开放环境中牢牢维系党员的意识形态认同。”(32)同时,意识形态的思想层面的民主为行动一致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诚如毛泽东所言,“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33)

   “纪律是自觉地,又是强制的。既知重要,就必须遵守,凡入党者都应有此自觉性。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纪律有强制性。不自觉遵守,必须强制执行,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应开除出党。”(34)通过组织与思想的理论张力和现实张力的和解,带有民主意蕴的集中形成了。本文称之为——民主的集中。

   (三)民主的集中

   民主的集中,在列宁主义政党中通常被称为“民主集中制”。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都这样称谓,中国国民党则有时称之为民主集中制,有时称之为民主集权制。三者的党章中均明确规定了民主集中制。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1919年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党的组织机构的指导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按地区原则建立起来的。”(35)中国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纪律问题案》明确规定,“大会以为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36)中国共产党在2012年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中也明确规定,坚持民主集中制。

   一般来说,列宁主义政党纪律很容易与集中联系在一起。正如在前文所提到的,列宁主义政党纪律往往与“集中”、“组织”、“一致”、“统一”等类似的观念相连。一提到纪律,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外在制裁支撑下的“被强迫”的遵守。换言之,在遵守纪律上并没有可讨论的余地。但是,事实上,在列宁创立列宁主义政党以及纪律之时,并没有将纪律完全置于外在秩序的视野中。相反,内在的自觉依靠“讨论和批评自由”这种党内民主形式得以加强,这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为什么遵守纪律”这一问题。当然,结合列宁主义政党所身处的议会体制外的“外生党”身份,其在创立之时便需要集中的组织化政党来发动群众开展革命。这时会有人提出疑问,既然列宁主义政党本来就立足于集中化的政党,为何还要有党内民主的加入呢?这一问题,需要考察民主集中制的源流得以解释。

   我们在考察民主集中制的源流时发现,列宁在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建立之初,确实提出的是“集中制”。在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首次提出了“集中制”,这是“唯一的原则性思想,应该贯穿在整个党章中。”(37)然而,列宁关于政党纪律的“集中制”观点,遭到了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抨击,“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纪律’其实就是由中央委员会施行的纪律,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自愿的纪律’。”(38)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中指出,列宁的集中制是“极端集中主义”,可能造成权力的过分集中。基于她的批判,列宁修正了自己关于政党纪律的极端集中制的观点。1905年12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制定《党的改组决议》,对民主集中制给予了明确肯定。在1906年3月的《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提纲》中,列宁正式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把民主集中制写入了党章。自此,列宁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得以确立。(39)

   1906年5月20日,列宁在《批评自由和行动一致》一文中,对行动一致和批评自由的关系加以了论述。同年11月23日,列宁在《同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一文中对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给出了明确的定义“行动一致,讨论和批评自由”(40)。由此,“行动一致”的集中与“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民主所构成的民主集中制成为了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本质所在。

   值得说明的是,在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中,也明确了民主集中制。《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十三条,“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41)

   从“集中制”到“民主集中制”,列宁修正了早期政党纪律中“显见不争的非民主含义和反自由的倾向”,因为“列宁关于政党组织的计划之所以受到激烈的批评(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因为也就容易理解了。这种组织与西方任何一个成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旨在形成的组织都截然不同。它可以为自己辩护说,这乃是由任何非法政党在沙皇俄国的特殊情势所决定的,但是这个理由却不能使它免受批评,甚至无法使它避免来自列宁派以外的俄国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42)列宁主义政党纪律也正是在这种组织观点的转向中得以明确下来。

   带有民主意蕴的集中,才是民主集中制的真谛。经过党内民主的不断洗礼,最终形成新的集中,而不是极端的集中。这同样是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真谛。毛泽东曾经总结说,“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43)“必须在党内施行有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另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44)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有一段精辟的论证,“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才能发扬党员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与巩固党的纪律,并使这种纪律成为自觉的而不是机械的纪律,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才能建立与巩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45)

   在“行动一致”的集中和“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民主的张力和解下,列宁主义政党纪律得以确立。换言之,通过修正极端的集中制,将民主的引入纳入到党内的各项工作中,使得“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成为了现实。如果真的付诸实施,萨拜因所言的“纪律性冷漠”(the disciplined lethargy)才会被消灭,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著名闹剧才不会重演。

   四、结语

   通常情况下,我们认识列宁主义政党纪律,将其视为一种强行性规范,表征了党内全体成员和各级组织所要承担的义务。事实上,从法理学规则的视角分析,列宁主义政党纪律所承担的义务,不仅“强制”背书的外在观点的义务,还有“认同”背书的内在观点的义务。换言之,在列宁主义政党纪律条款的每个语句都既有外在强制力保障的客观要求,又有内在认同感趋向的主观支撑。这两种义务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组成了纪律条款的每个语句,也架构了整个政党纪律体系的基础。

   基于此,列宁主义政党纪律在规则义务上的价值指向问题被凸现出来。“强制”背书的外在观点的义务指向了组织层面上的“集中”;“认同”背书的内在观点的义务指向了思想层面上的“民主”。沿着组织和思想(物质和意识形态)(46)两条路径加以展开,列宁主义政党从组织层面上通往了一致、秩序等关键词主导的“集中”,从思想层面上通往了充分的讨论和批评自由支撑起的“民主”。两者在“充分的普遍的批评自由,不能破坏已经确定的行动的一致”的原则下达成了和解。一方面是组织制度上的保障,一方面是精神立场上的支撑,两者分别从外在和内在两个角度对政党纪律加以分解和整合。在集中之前充分实现民主,在集中之后一致行动。由此,“为什么遵守纪律”的追问也可以得到回答。

   目前,在“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政治布局之下,中国共产党纪律的完善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价值指向给当今党的纪律提供了重要参照。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内民主,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夯实对党的忠诚,内化纪律认同;另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制度设计,完善党的纪律体系,外化纪律威慑。两者同时进行,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在张力的化解中形成动态平衡,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心中的“规矩”。

   注释:

   ①《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12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8页。

   ③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页。

   ④[奥]凯尔森:《法与国家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⑤张慕良先生早就注意到了“讨论和批评自由”之于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价值。只不过,张先生主要是从少数派的民主角度的思考,并没有将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置入规则的视野中。参见张慕良:“列宁如何谈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上)”,载于《学习时报》,2008年10月13日;张慕良:“列宁如何谈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下)”,载于《学习时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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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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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武汉)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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