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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伟:组织的“集中”与思想的“民主”

——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价值张力及其和解

更新时间:2015-11-30 08:36:51
作者: 石伟  
这一使命是在民族国家冲突的国际政治结构中形成的,而不是在一个民主代议制度的竞争框架中形成的。”⑧在这样一个整合党内外资源建构的中国语境下的列宁主义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将视角投向了基层组织,更投向了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整合。“讨论和批评自由”这一手段,成为党内民主的最重要表征。在实现政党在民族国家立场上救亡图存的终极宗旨,动员群众首先要从动员党内成员开始。然而,物质上的组织集中,需要思想上的统一。

   “讨论和批评自由”或者“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得党内成员在思想上达致统一。这个过程,用毛泽东的话来讲,“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⑨。换言之,这也是化解党内思想矛盾和思想冲突的唯一办法。这种方式,是民主化的方式。同样,破坏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也就等于破坏了党内民主,“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列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⑩要使党内实现积极活泼的局面,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方式,也就是在过程中完成党员的内在自觉。

   (二)内在的自觉

   在“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民主氛围中,列宁主义政党的党员可以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自觉。(11)要建立内在自觉的纪律,列宁直言,“没有这样的团结,没有这样的工农的自觉纪律,我们的事业就毫无希望。”(12)毛泽东也说,要“建立在自觉原则上秋毫无犯的纪律。”(13)陈云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纪律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14)

   这种内在的自觉,是党员对政党纪律这种规则的内心积极认同,这与哈特提出的内在观点关联甚大。在哈特看来,内在观点下的人们如果不用考虑外在的制裁与惩罚,而根据内心对规则的认同开展自己的行为,纳入规则的引导秩序中。列宁主义政党的党员正是对马列主义或者三民主义这种政党意识形态的认同,并在此之下开展自己对政党纪律的遵守。

   在政党之内,列宁将自觉性凸显出来,与党员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忠诚和认同感关联在一起。在以往外在的强制力保障之外,找到了一种内在的更加有力的纪律本质。“党员的忠诚是我们实行和保持我们最严格的纪律的基本条件。”(15)这种内在视角的提出,对于我们理解党员在外在强制力不强的情况下为什么会依然对政党保持坚定的信仰。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被俘之后,在来自本党的外在惩罚预期减弱很大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坚定自己的信仰,保守党的秘密,遵守党的纪律。可以看到,用外在的观察者的视角很难去解释这种现象,但是采用内在的参与者的视角就很容易去理解这种现象。因为从内在的群体成员(参与者)的视角去看待政党纪律,他会将政党纪律作为一种可内心接受的规则去加以主动遵守,而不需借助外在的惩罚或者制裁预期。这也就是哈特所言的规则预测理论的缺陷的补救方式。

   对于政党纪律的主动遵守,如果根据其他学者对内在观点的批判性修正,我们可以认为除去哈特的描述社会学(descriptive sociology)的实证进路,可以用自然法的理论去理解政党纪律的遵守问题。简言之,马列主义或者三民主义充当了一种自然法的作用,引导了作为实在法的政党纪律如何在党内规训各类成员。正如刘小枫先生所言“政党意识形态并未排除而是重构出一种世俗宗教式的现代自然法”(16),马列主义或者三民主义所指向的“人民正义论”或“人民主权”宗旨不但引导了国家政体范围内的国家法律(政党科层法),还应该引导了政党范围内的政党纪律。换言之,以“人民”或“国民”为政党正当性判准的群众观念,是政党纪律在党内发挥作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产党宣言》中规定了,“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7)中国国民党在一大通过的《纪律问题案》上指出,“吾党欲达国民革命之目的,成群众之政党”(18)。简言之,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内在自觉的培养,可以用描述性社会学的实证观点来解释,也可以用自然法理论来解释。列宁指出,“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19)理解内在的自觉,不管是出于对政党纪律的实然确认,还是对于政党纪律的应然信仰,通过“讨论和批评自由”或“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党内群众路线,使得党内的群众(党员)能够主动地积极地遵守党的纪律,从而促进“行动一致”在各个领域中的集中。这种党内的群众路线,正是党内民主。

   (三)党内民主

   形成内在观点的自觉,要在政党纪律的本质上添加促使党组织和党员认同的要素。在毛泽东看来,这称之为“发挥积极性”。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其开出的激发积极性的药方是——党内民主。在他看来,全体党员的积极性来自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

   这与列宁在政党纪律定义中的“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方式殊途同归,在“批评和批评自由”的过程中,完成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激发了党员的积极性,增强了内在的纪律自觉。毛泽东看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20)推动政党纪律的内在自觉的关键是党内民主。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党员的积极性就不能实现。

   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在民主基础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党,有纪律的党,有战斗力的党。”(21)政党的权威,最终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上。

   通过党内民主的实践方式,使得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深入到每个党员心中。在不断的讨论与被讨论中,每个党员能够“互相谈心,沟通情况,交换意见”,达到更深入地学习各党派所坚持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也难怪毛泽东在鼓励中共党员开展民主生活会时指出,“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22)

   三、张力与和解

   按照列宁的构想,组织层面的集中即“行动一致”,思想层面的民主即“讨论和批评自由”。两者在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理论中存在着张力——组织与思想的张力。前者,着重政党作为一个群体,立足外在的秩序;后者,着重党员的个体自由,立足内在的自觉。在两者之间,张力是显然的。然而,列宁主义政党纪律也正是在这种组织与思想的张力化解中得以建立。在“行动一致”与“讨论和批评自由”之间,不容许有任何破坏或者妨害党既定行动的一致的批评。在一个程序性的设置中,既达到了“行动一致”的集中,构建了外在的秩序;又满足了民主的“讨论和批评自由”,形成了内在的自觉。经过民主,通达集中,最终形成了带有民主色彩的集中。

   (一)显然的张力

   一方面,“行动一致”的集中,借助外在的制裁预期,将政党在物质的组织层面整合在一起。列宁主张,为了防止政党外部的瓦解,必须将集中注入纪律之中。抵制资产阶级的懦弱、涣散以及个人主义,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从而“正确地、有效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23)正是这种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将列宁主义政党从上至下捏合成一个整体。

   另一方面,“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民主,则借助内在的自觉,将政党在意识形态的思想层面整合在一起。“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面对是非对错,“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24)

   组织与思想,从外在的集体与内在的个人之见,形成了显然的张力。理论张力有三重,一是外在与内在,二是秩序与自觉,三是集体与个人。而现实的张力,则是表现在如何型构各级党组织上,最明显的表现即为入党资格的争论。

   1.理论张力

   对于集中和民主的理论张力,在列宁主义政党纪律中有着明显的分歧。

  

   其一,外在与内在。所谓外在与内在,在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组织与思想之间是首要理论张力。其体现了作为政党纪律遵守者的党员对政党纪律的两种不同态度。从外在观点来看,遵守纪律是因为有纪律处分的现实预期;从内在观点看,遵守纪律则是主动认同纪律条款的规则本身或者规则蕴含的意识形态。如果外在与内在两种理论路径推向各自的理论极致,则会出现政党纪律的本质究竟是由外在的强制力保障还是有内在的认同感保障的理论张力。这一点,在列宁主义政党纪律中甚为关键,也是认识和讨论其他张力的首要问题。如果将其置于马列主义哲学惯用的理论框架中,我们会发现,外在与内在的哲学基础在于物质与认识,两者需要不断的循环作用最终才能达到动态的和解。

   其二,秩序与自觉。所谓秩序与自觉,是在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集中和民主之间的重要张力,这是在外在与内在的基础上衍生而成的。外在的组织格局,本身就是一种由外在强制力保障的党内秩序。内在的思想格局,则是一种由内在认同感保障的党内认同。前者通向了整齐划一的外在秩序,其有效信息主要是自上而下传递的,反映了“行动一致”的集中;后者通向了多元思想的内在自觉,其有效信息主要是自下而上的传递,反映了“讨论和批评自由”的民主。

   其三,集体与个人。所谓集体与个人,是在列宁主义政党纪律的组织与思想之间的关键张力。在外在与内在、秩序与自觉之间,最后的张力落脚点都集中在到底是集体的利益至上还是个人的利益至上的争论上。如果在党内完全贯彻自上而下的集中,走向极端的“行动一致”,那么基于地域不同、教育差异、历史分歧等一系列的个人化多元性就得到了抹杀。用毛泽东的话来讲,前者就会变得“教条主义”。如果在党内完全实行极端的“讨论和批评自由”,那么党内的思想就会变成无政府状态,走向邓小平所言的“分散主义”。

   2.现实张力

   在三重的理论张力之下,落实到现实中,组织与思想的现实张力就变成了如何型构各级政党组织上面来。集中化的组织搭建,必然要深入到基层,甚至要深入到每一个党员身上,如同在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所描写的“老大哥在盯着你。”每一个党员完全丧失了自由,成为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螺丝钉。这样,集中走向了牢笼化的极端。又如同卡尔•马克思以及马克斯•韦伯所主张的人的异化一样,在党内集中化走向极端后,每个人也就异化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极端民主化的组织搭建,则会让列宁主义政党如西方议会体制下的政党一样,陷入松散化的境地。在组织力和凝聚力上乏善可陈。(25)到那时,进出党派随意,统一的政党就会变得十分遥远。群众性的组织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如果这样的政党放入中国,救亡图存就会成为奢望。1924年改组前的国民党的种种遭遇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这种现实张力最明显的体现就表现在入党资格的这个争论上。也正是基于此,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才会出现分裂。其导火索事件正是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章》第一条入党资格产生的巨大分歧。因此,列宁明确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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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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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武汉)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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