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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鹏: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美国选择性干预的政治逻辑

更新时间:2015-11-30 08:34:36
作者: 姜鹏  
话语文本可以造就一种叙事结构或意义网络系统,角色与身份在话语搭建的语境中被不断地塑造与强化。角色认知——作为一种双向的身份博弈结果——必须在话语文本互动中达成意义共识才能被确认和强化。这种角色系统的稳定性也需要话语的维持与再建构。从这一角度来看,话语能够通过选择性的叙事来建立起足够影响人们思维逻辑的社会共识或常识性认知。而利益作为一种主观性价值判断就蕴含于社会常识性认知的框架之中。在此基础上,话语通过对共同利益的文本阐释来塑造或强化主体间的身份认同。

   不同语境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蕴含的话语符号承载的互动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话语文本与身份定位呈现出非相合性,话语就会对身份认知与利益共识的形成产生弱化与阻碍作用。当身份利益已经发生或需要发生转变,但是话语叙事及建立在叙事结构上的互动逻辑仍按照旧的身份进行表述,则会产生身份错位与利益混乱。不同的话语符号系统塑造并强化了单元间不同的互动逻辑与身份认知,这种语境影响下的身份选择对于国际政治的互动存在重要的影响。良性的话语互动能够促成友善的身份认知并起到改善国家间关系的作用;敌意的话语互动能够阻碍良性的身份认知并起到迟滞或恶化国家间关系的作用。例如,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朝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已经愈发减少。但由于两国官方媒体间持续在话语文本上强调“鲜血凝成的友谊”等良性身份符号,才使得两国之间甚至在重大战略利益背离——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试验核武器与试射战略运载工具——的条件下仍保持了长期的盟友身份。

   话语符号系统对身份认知的塑造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语境中所蕴含的巨大影响力如果被有效地加以利用,则可能会促进良性的身份认知或缓解恶性的敌意螺旋。例如,在“文革”语境中,“黑五类”的身份具有看似不变的继承性,并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破坏者”之间建立起意义文化表征系统。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整体语境从阶级斗争范式转换到经济发展范式,传统话语中的“黑五类”等符号则不再成为具有重要身份认知的标识。因此,精明的政治家往往能够看出话语对身份认知的塑造潜能,并善于运用话语来积极主动地塑造身份认知的转变,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身份利益演变后的话语变动。

   总之,话语及其建构的语境通过弱意识的自然反应对单元行为选择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13)对身份定位与利益认知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一旦将话语文本与具体的国家利益相结合,便能够聚集起道义的旗帜或情感的共鸣,从而为国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同时,话语也可能会削弱国家的力量,因为它可能会使国家对利益与身份的认知出现混乱,或者可能使国家对政策目标与行动的协调程度抱有过高的期望,并进而导致失望的结果和身份认知的逆向转化。

   1.3 霸权者的角色认知与话语建构

   角色身份作为一种判定国际社会成员间相对亲疏远近的基本方式,不仅影响着国际行为体对行为动机与意义的理解,同时也决定着其话语偏好的选择。本项研究拟从霸权者的视角出发,发现霸权国会依据体系成员对霸权话语所构建出的国际规范的认同程度,或对霸权者利益的促进程度来判定其他国家的身份类属。

   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从霸权国视角出发,对国际社会成员进行类属划分并简要归纳出四种基本角色,即霸权的联盟者、霸权的统治者、霸权的挑战者和霸权的摒弃者。(14)在此基础上,霸权国和霸权的联盟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遵纪守法且具有责任担当的“模范公民”形象;霸权的统治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被动接受霸权领导且被迫承担国际责任的“可改造公民”形象;霸权的挑战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现有秩序与规则的“颠覆者”形象;霸权的摒弃者被叙述或建构成国际社会中无所适从的“化外之民”形象。霸权国基于身份类属对上述四种国际社会成员角色进行了划分,并依此制定出体系内的“阶级路线”,即依靠联盟者、团结被领导者、打击挑战者和摒弃失败者。

   假定霸权国利益具有一元整体性,那么霸权国在体系中最核心的战略利益就是维护全球的霸权地位。因为这种身份确保了霸权国拥有最大的国际权力——超越规范的行动自由。(15)当一个国家问鼎体系霸权之后,其所有的国家利益都建立在维持与强化这一身份的基础之上。霸权者可以通过其在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影响力来引导与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游戏规则,并在这种“结构性权力”(16)影响下来攫取更大的国家利益。霸权的身份话语正是依赖于其他国家对这一利益的促进程度而建构的。霸权的联盟者因奉行在现有霸权规约机制下的“内向型战略”而追求“联系性权力”;霸权的挑战者因奉行打破现有霸权规约机制下的“外向型战略”而追求“变位性权力”(17);霸权统治下的骑墙国家依据成本收益来确定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选择。霸权国会依据不同国家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程度与在霸权地位护持问题上的合作程度来决定其话语选择。国家间关系并非是一个均质化的晶体,而是一个存在着不同密度与亲疏远近的交互网络。因此,在形式平等与程序正义的外衣下,霸权国会依据其他国家与自身的角色关系——而非国际准则或国际规范——来确定自身的话语选择。

   霸权的话语偏好与角色认知的“关系性”之间存在着互主性建构的正反馈回路。一方面,角色定位直接决定了霸权国在国际政治互动中话语文本的选择。具体来讲,霸权国对需要依靠的盟友往往选择支持、欢迎或默许等一系列善意性话语文本;对需要防范与打压的挑战国或潜在的挑战国往往表现出担忧、谴责、警告或宣战等一系列对抗性或侮辱性的话语文本;对国际社会中骑墙国家的政治反应往往依据该国与挑战国之间的关系,以及霸权国与挑战国之间的对抗态势而做出灵活的话语反应;对想要摒弃的失败国家,则倾向于选择沉默、无所作为等一系列推卸责任的话语文本(见表1)。

  

   另一方面,话语文本的选择对霸权者的角色认知有着巨大的能动作用。具体来讲,霸权国对某一国家身份角色所选取的话语叙事会开启二者之间身份互动的进程并建构角色共识的微观语境。当霸权国选择特定的话语文本与具体国家角色进行匹配时,就会产生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的身份认知与互动逻辑。同时,在崛起国同霸权国的战略互动中,话语选择常常会塑造霸权国对崛起国的角色认知。明智的话语互动可能帮助崛起国塑造或强化与霸权国之间良性的身份认知并降低崛起压力;敌意性的话语互动可能导致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陷入自我实现的冲突寓言或大国政治的互疑悲剧。话语文本对角色认知的更大影响在于,即便是崛起国怀有取代霸权者的挑战意图,如果能够在战略互动中有效地运用话语加以掩饰,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霸权国敌意身份认知的形成;即便是崛起国没有取代霸权者的挑战意图,但在崛起国的战略话语中却反复强调对霸权国的颠覆,则可能最大程度地激发霸权国敌意身份认知的形成(见表2)。

  

   二、影响美国选择性干预的动因分析

   冷战结束和两极结构的坍塌使美国成为当今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护持其霸权地位,美国对全球政治与军事干预的动机、频率与烈度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18)如果要想探寻美国对外干预的政治逻辑,就需要重新发现美国政治话语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主义研究方式最大的缺陷可能来自于材料的可信性。当前国内许多分析美国外交政策走向文章的根本缺陷就在于严重依赖于美国官方发布的政治文件,而不是美国实际的政治行为。但问题在于,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官方发布的外交政策文件更显得冠冕堂皇的吗?上面的问题表明:如果要想真正理解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政治逻辑,就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在言行之间发现矛盾并建立起真正的规律性认识,即通过对话语文本的二次识读来找出话语内部存在的矛盾,进而发掘话语背后的政治动机和行为规律。

   冷战结束后,美国始终打着道义的旗号并在冠冕堂皇的形式平等与程序正义背景下进行对外干涉。但事实上美国的干涉却并非遵循一套统一的道义准则与国际规范,而是依据体系成员对其霸权地位护持过程中的促进程度以及美国自身的相对权力地位来进行选择性干预。首先,美国会依据其他国家与美国的亲密程度来决定是否进行干涉。在相同的条件下,对于其盟友暴露出的政治问题往往表现出善意的谅解或选择性失明。美国对盟友的善意与宽容,不仅能够增加盟友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同时也为国际社会中其他成员树立了无形的奖惩结构。其次,美国对外选择性干预很大程度上受既有的话语文本影响。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前面两方面决定着美国对外干涉的动机和意愿,而美国在体系中的相对权力地位决定了其对外干涉的程度与手段。

   具体而言,首先,美国选择性干涉的根本逻辑在于国际政治的“关系性”(19)而非“结构性”,即美国首先会依据体系成员与自身的关系来决定是否对其进行干预以及介入干预的程度。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体系结构决定行为选择。因此,美国选择性干预的原因在于受到国际体系权力“结构性”的影响,即霸权国力图护持现有的权力结构,而挑战者试图重塑现有的权力结构。这种“权力转移”视角下的结构性矛盾造成了国际关系史上周期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如果霸权干涉理论仅仅内嵌于现实主义宏观理论所关注的国家间“权力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权力斗争或结构性对抗,那么它就将沦为简单而又粗糙的“国家资产评估学”或精巧量化国家间能力排名的“国际政治福布斯名单”。国际政治中的“关系性”为“结构性”赋予了更大的意义与内涵。这正如一把宝剑,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不在于宝剑的锋芒,而在于握剑的手。片面内化结构性话语逻辑的一个重要危险,就在于可能导致自我加证与自我实现的敌意螺旋或陷入到“手中有锤子便无处不是钉子”的冲突思维之中。相对“结构性”而言,“关系性”更加注重对身份角色进行判断,并以此来确定国家间的互动逻辑与话语选择。

   从“关系性”视角出发,能够很好地解释引言部分所举出的传统“结构性”理论所无法完全解释的现象。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所推演出的霸权选择性干涉理论建立在“权力结构决定行为选择”这一假说基础之上。该观点虽然可以解释冷战期间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中的“中美关系的战略接近”问题,但却不能有效地解释下面的问题:为什么在苏联核武仍然呈现净增长且两极权力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1989年(20)——而不是在苏联解体后军备极大萎缩的1991年底——提前出现了美苏战略缓和和中美战略关系的解体?无可否认,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所掌握的权力资源要远远高于中国。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在两极权力结构尚未出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美国通过加大对昔日盟友中国内政的干涉力度来实现战略隔离与抛弃?单纯关注权力结构性变量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核武器数量相对更多的戈尔巴乔夫时代美苏对彼此在国际事务中行为的干涉与对抗呈现出大幅降低的态势?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末萨达姆对库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屠杀时,不仅没有受到宣扬“人权外交”的美国的制裁,反而得到了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与制造生化武器的技术原料。(21)而到了2003年,在萨达姆没有能力使用化学武器对周边安全构成威胁的时候却成了美国重点干涉与改造的对象?为什么在两极结构下,1972年“文革”时期中美之间在人权领域反倒没有问题,而到了1989年中国人权状况明显大幅提高的时候却出现了美国极力干涉中国人权的问题?因此,对于当今国际体系霸权者美国来讲,“关系性”真正地决定着其对外选择性干涉的动机和意愿。

能够说明美国对外干涉动机中“关系性”因素优先于“结构性”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便是美国国务院对中国内政西藏问题选择性干预的外交政策变动图谱。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中美之间经历了“二战”时期的并肩作战,中国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战略盟友。在这种朋友式的语境下,白宫和国务院在公开场合均明确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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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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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京)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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