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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

更新时间:2015-11-29 23:57:39
作者: 刘庆柱  
秦汉时代“南海九郡”的建设,使华南与东南沿海成为中华民族与古代中国的“大后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与发展的国家保障与支撑。西南丝绸之路促进了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不难看出,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有着十分密切关系。

   丝绸之路从开始就是一种朝贡文化,反映古代中国有容乃大、和合至上、与邻为友的传统,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郑和下西洋。

   2、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国走向世界

   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真正走出中国是从丝绸之路开始的。过去只是说通过丝绸之路,国外的文化、艺术、宗教、自然物产如何影响传播到中国。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走向世界。因此当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时,强调的是“丝绸之路起点——长安”,也就是说“丝绸之路”首先是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走向世界”,其次是世界走向中国。

   近代考古学问世以来,在中亚、西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物。如在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今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发现了汉唐时代的丝绸与中国文物;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等地发现了宋元时代的中国瓷器等;东北亚与东南亚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出土了青铜器、五铢钱、铜镜、印章、瓦当、丝绸、瓷器等中国古代文物。这些遗存是中国人走出国门带出去的,或外国人来华带回去的历史见证。(35)这充分说明丝绸之路使中国走向世界。

   3、丝绸之路与古代欧亚走近中国

   丝绸之路使外部世界走近中国。草原丝绸之路使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使东南亚建立了与汉王朝及其以后历代王朝的密切关系,形成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汉文化圈”或叫“儒家文化圈”。以往有一种偏见:丝绸之路被描绘成中国“被”丝绸之路了,如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遗产被认为主要是佛教寺院与石窟,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遗存。而从世界史角度来说,中国之外的世界是“被”丝绸之路的。

   汉唐王朝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首先是西域地区“被”绸丝之路影响:天山廊道的古代农业经济与史前时代后期内地农业的东渐密切相关;西域古代城址中方形的城址、屯田的遗迹与遗存、众多汉唐烽燧遗址以及现存的坎儿井等等,都是丝绸之路影响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汉字成为西域的官方文字,以汉字为主的文献典籍、汉字印章、高级服装上的汉字、石碑上的汉字、货币上的汉字,这些发现说明汉文化的西传。佛教虽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传入中国后的佛教被汉化,被融入儒家文化的佛教连同道教、儒学,发展为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宗教文化,使佛教的中心从南亚转到东亚、中国。

   此外,汉唐与中古时代以后,随着沙漠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四周东西南北的域外文化大量传入有着“和合文化”基因的广袤中国。如东北亚的遣唐使、北宋开封城的犹太商人、宋元时代泉州的伊斯兰商人、京杭大运河上的东南亚国家来华元首与使者、北京的古代景教寺院、元代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他们来到中国,认识与了解中国,促进了中外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也启迪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兴趣。

   总之,古代的四条丝绸之路中,沙漠丝绸之路最重要,因为这条丝绸之路关系到中国汉唐王朝盛世的国家安全和发展,关系到汉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实施,关系到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注释: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康业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6期;杨军凯:《北周史君墓》,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②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

   ③《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

   ④《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日,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人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还。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巳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⑤李水城:《东风西渐:中国西北史前文化之进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张培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玉器宝石的鉴定》,《考古》1982年第2期。

   ⑦林梅村:《丝绸之路考古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⑧S. I. Rudenko,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Ltd, 1970.

   ⑨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石家庄地区文化局文物发掘组:《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墓》,《考古》1977年第6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省定县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第5期;朝阳北塔考古勘察队:《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7期;黎瑶渤:《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考古》1959年第9期;王克林:《北齐库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垯台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文物》1965年第12期。

   ⑩《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西汉神爵三年(前59)“因使(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韃,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

   (11)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9页。

   (12)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70页。

   (13)孟凡人:《楼兰新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60—83页。

   (14)林梅村:《楼兰国始都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9—289页。

   (15)林梅村:《敦煌写本钢和泰藏卷所述帕德克城考》,《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73—275页。

   (16)孟凡人:《楼兰新史》,第36—59页;林梅村:《丝绸之路散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17)孟凡人:《楼兰新史》,第101—114页。

   (18)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韩翔:《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博格达沁古城调查》,《文物》1982年第4期;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第7页;孟凡人:《尉犁城、焉耆都城及焉耆镇城的方位》,《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19)薛宗正:《务涂谷、金蒲、疏勒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

   (20)戴良佐:《东疆古碑巡礼》,《新疆文物》1988年第4期。

   (21)《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记载:“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者。”《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又载:西汉神爵三年(前59)“因使(郑)吉并护北道,故号日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韃,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於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22)《史记》卷二十九。

   (23)《汉书》卷九十六(下)《西域传》(下):龟兹王“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

   (2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西水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25)湖北省博物馆编:《随县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2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2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

   (28)洛阳博物馆黄明兰:《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6期。

   (2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5期。

   (30)河南省文化局文物队:《洛阳西汉壁画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31)洛阳博物馆徐治亚:《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1985年。

   (32)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文物》1961年,第4、5期合刊。

   (33)《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

   (34)段渝:《南方丝绸之路与古代中西交通》,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办:《三星堆文明•巴蜀文业研究动态》,2014年第1期。

   (35)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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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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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津)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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