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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柱:“丝绸之路”的考古认知

更新时间:2015-11-29 23:57:39
作者: 刘庆柱  
关于这些古城遗址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汉代城址关系,目前学术界还存在争议。有学者根据出土汉简等认为,古代楼兰道上的布淖尔土垠遗址,可能是西域都护府左部左曲候或后曲候的治所;(13)LE古城早期是楼兰国都,后期是西域长史治所;(14)元凤四年(前77),楼兰王从LE古城迁至若羌县城附近车尔臣流域的抒泥城,即“且尔乞都克古城”,作为鄯善国都城;(15)LA古城可能是西域长史治所或“楼兰之屯”的遗址;(16)LK古城可能是西汉伊循城故址、LL古城则可能是西汉伊循都尉府所在地。(17)焉耆县城西南12公里的博格达沁古城,平面大致呈长方形,周长3000多米,这是焉耆盆地最大的汉代城址。关于此城址,学术界看法不一,有焉耆国都城员渠城、尉犁国都、焉耆镇城等多种说法。(18)

   北疆地区奇台县石城子有一座东汉时期的古城遗址,城址内出土过大量汉代文物。该城址有可能是曾设有汉朝官署的疏勒古城。(19)疆是游牧民族生活的地方,也是中原王朝争夺控制草原的前哨和基地。巴里坤发现的汉永和二年(公元137年)碑、敦煌太守裴岑大败匈奴呼衍王纪功碑、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任尚纪功碑等,反映了汉代中央政府对这里进行国家管控的历史。(20)

   中古时代的北庭故城,亦称护堡子古城,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城北。古城规模宏大,略呈长方形,分内、外二城。在城西北隅出土了唐代铜质官印“蒲类州之印”,还有工艺水平很高的铜狮、石狮、葡萄纹铜镜龟、开元通宝、刻花石球、下水管道及陶器等。从北庭故城城址形制与其出土遗物来看,与内地文化的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北庭故城遗址已被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目前考古已经发现的西域唐代城址有多座,如库车县城附近的唐代安西都护府治所(亦为古龟兹国的伊罗卢城)——皮朗古城亦称哈拉墩;高昌故城,汉称高昌壁。两汉魏晋时期,戊己校尉屯驻于此,此后曾为前凉高昌郡治、麴氏高昌王国国都、唐西州州治和回鹘高昌王都。全城分外城、内城和宫城三部分,布局略似唐长安城。其中的交河故城和高昌故城也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

   屯田是中国古代王朝在边远地区实施的一种国家军政管理与生产组织形式。屯田始于西汉时代的西域,汉代在西域屯田的屯军具有双重身份。(21)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与屯田相关的遗物、遗迹很多,如:民丰县尼雅遗址发现的“司禾府印”,说明东汉在尼雅一带屯田并设有专门管理屯田事务的机构。罗布淖尔北岸土垠遗址出土的汉文木简内容,大部分与屯田有关。罗布泊北的孔雀河北岸,发现的古代大堤用柳条覆土筑成,应为水利工程。楼兰城东郊考古发现有古代农田开垦的遗迹。米兰发现的大规模灌溉系统遗迹应该是汉代遗存。轮台县西南拉伊苏附近的轮台戍楼为唐代屯田遗址的一部分。

   新疆东部至今保存的坎儿井是内地农业与农业技术同时进入东疆地区的物证。坎儿井实际上就是《史记》所载陕西渭北地区的“井渠”。《史记•河渠书》记:“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22)“井渠”产生于西汉时代的关中地区,西传至新疆。

   由敦煌至库尔勒沿线筑有汉代烽燧,这些“烽燧”是中央政府的国家工程。燧烽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王朝开辟丝绸之路、保护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西域实施军政管理的物化载体。籍此可以说明,新疆早在两千年前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南疆的克孜尔汉代烽燧遗址见证历史重要性,201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组成部分),说明国际社会对两年前形成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认同。与此相关的“河西走廊”上的汉代“玉门关遗址”、“悬泉置”及汉唐“锁阳城”遗址,也都作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而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域考古发现的“汉文化”遗存非常多。文字是人类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考古发现,汉字是汉代西域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是西域两千年来一直使用的官方正式文字。20世纪70年代末罗布泊地区清理出土了汉文简牍文书63件;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地三期文化遗存(汉晋时期)的墓葬之中出土了汉文纸文书;尼雅遗址发现8件王室木札,以汉隶写成。新疆地区考古发现的汉字材料及其书写制度,深受中原影响。这套制度传入西域应与屯守边疆的戍卒有关。汉佉二体钱的不断发现更是西域使用汉文的重要证据。

   新疆地区考古还发现很多例织锦上的汉字。如1995-1997年尼雅遗址墓地发现的汉晋时期织锦上有“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大明光”“恩泽下岁大孰长葆二亲子孙息兄弟茂盛寿无极”“安乐如意长寿无极”“万世如意”“世毋极锦”“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大明光受右承福”等文字。又如罗布泊地区20世纪70年代末孤台墓地发现织锦残片上的文字“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明光”“续世”“广山”“登高望”“望四海贵富寿为国庆”等。这些有文字的丝绸是汉王朝“官式”文化在西域地区存在的反映,它们可能是“朝贡”历史的物化遗存。西域地方首领对汉王朝的服饰十分重视与羡慕,(23)丝绸是汉王朝馈赠他们的重要“礼品”。他们生前享用,死后随葬。这些馈赠丝绸一般都出自当地高等级墓葬中。

   新疆发现的高等级墓葬的棺椁也反映出华夏传统文化的影响。1998年在若羌县楼兰古城以北出土的贵族墓葬的木棺,木棺头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金乌,足挡板的圆圈内绘着一只蟾蜍,分别代表日、月。用金乌和蟾蜍象征日、月天象,是华夏文化的传统。中原帝王与贵族的墓葬中有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如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葬中的龙虎北斗图与龙虎鸟麟四象图、(24)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漆箱盖上星象图、(25)秦始皇陵地宫“上具天文,下具地理”、(26)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天象图、(27)洛阳西汉卜千秋壁画墓、(28)洛阳浅井头西汉壁画墓、(29)洛阳西汉墓中的星象图、(30)洛阳金谷园新莽时期壁画墓、(31)山东肥城县孝堂山石刻的日、月、星象图,(32)等等。在新疆发现的这件两千多年前的棺椁,上面的彩绘图案显然是移植了华夏文化。

   印鉴更具汉“官文化”特色。新疆出土的“汉归义羌长”铜印,印正方形,卧羊钮,阴刻篆文“汉归义羌长”。该印是古羌族人归属汉朝后,汉朝中央政府颁发给首领的官印。西域羌族散居在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和帕米尔西河谷中,主要从事畜牧和狩猎,亦兼农业。

   在新疆地区的汉唐遗址与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些汉文典籍。如:罗布泊西汉烽燧遗址中出土的《论语•公冶长》篇简,罗布泊海头遗址发现的东汉末年的《战国策》残卷和算术《九九术》残简,1993年尼雅遗址发现的《苍颉篇》残文等。此外还出土有《毛诗》《郑玄注论语》《伪孔传尚书》《孝经》《急就篇》《千字文》、薛道衡《典言》、佚名《晋史》《唐律疏义》《针经》和《佛经》等古籍抄本。

   丝绸之路开通后,南亚佛教通过中亚、西域传入内地,融合中国传统的汉文化,成为汉文化圈的一种重要宗教。西域是佛教汉化的第一站,然后进入甘肃、宁夏、晋北,尔后到达内地。在内地进一步整合,最后传到朝鲜、日本、越南北部地区。

   3、西南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确认

   西南丝绸之路与佛教传入有关。佛教基本上从两条路线传入中国:一是通过沙漠丝绸之路从南亚、中亚传至东亚;另一条就是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从印度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四川等地,然后沿长江流域向东至长江流域下游。西南丝绸之路的兴起应该早于沙漠丝绸之路,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在今阿富汗看到从印度运去的“蜀布”,也就是说在张骞“凿空”之前,中国西南地区已经与印度有了商贸、文化来往。(33)近年来有学者根据四川、云南的考古发现指出,西南丝绸之路可能早在夏商时代已经存在,其证据是云南大理、晋宁、曲靖和四川三星堆遗址等地发现的齿贝、四川三星堆遗址与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象牙,均应产于印度。如果这种看法成立的话,那么西南丝绸之路要上溯至夏商时代。(34)

   4、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古代码头、沉船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地方的考古发现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比如在安阳殷墟发现的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刻在龟板上,经过验证,这些龟板来自马来西亚来的“亚洲大陆龟”。早在殷商时代,犀牛形象就进入中国青铜器艺术。战国秦汉时代流行铜犀牛,河北平山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错金银青铜独角犀,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南陵出土了真的犀牛骨架,汉武帝茂陵陵区出土的错金银铜犀牛,还有汉代江都王陵出土的铜犀牛,唐高祖献陵的石犀牛等,其中大多犀牛来自南亚地区。南亚地区犀牛有不同品种,印度犀牛个体较大,而东南亚的苏门答腊犀牛个体较小。中国古代的犀牛及其作为模型的犀牛,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

   山东半岛战国古墓出土的西方玻璃珠,年代在公元前6至前3世纪,属于地中海东岸产品。汉唐时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其他域外遗物,还有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发现的列瓣纹银豆;山东青州西辛村发现的列瓣纹银盒;广州南越王墓及南越国遗址出土的非洲象牙及象牙印章、象牙器,西亚或中亚的银盒、金花泡饰,南亚的乳香;广东汉墓出土的罗马玻璃、肉紅髓石珠和多面金珠、波斯银币和银器等。江苏、福建等地古代墓葬中还出土了多面金珠、罗马玻璃、波斯孔雀?{釉陶瓶、波斯釉陶壶等。由此可以复原一条从埃及亚历山大港,经印度、东南亚到山东半岛的古代海上交通路线。至于汉代与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交流更为频繁,那里出土的众多汉代与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文物是最有力的历史见证。中古时代及其以后,随着欧亚大陆丝绸之路的衰落,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了最为繁盛时代。唐、宋、元时代,尤其是宋元时代,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主导地位,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船队活跃在印度洋,远航至非洲东海岸。宋元时代中国的航海与造船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

   三、丝绸之路与“盛世”中国

   丝绸之路最兴盛之际,也是中国最昌盛之时;那条丝绸之路最兴盛,就说明中国那个地区最兴盛。比如,草原丝绸之路最兴盛的时候,也是中国北部地区最兴盛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体文化在那里。汉唐时期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以黄河流域为主,沙漠丝绸之路兴盛了。唐宋及其以后,隋炀帝大运河的开凿,国家政治中心东移、北移,首都从长安、洛阳的两京地区东移到开封,宋代以后北移到北京,经济重心移到了东部沿海,丝绸之路也就由沙漠丝绸之路为主,变成以海洋丝绸之路为主。因此,丝绸之路与“盛世”相连。沙漠丝绸之路始于张骞出使西域,汉唐也是中国最繁盛的时期。两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都在汉唐丝绸之路时期。

   1、丝绸之路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

   草原丝绸之路与最早“中国”同步出现;沙漠丝绸之路为最初的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所开创,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早期发展。

   中国在秦朝进入帝国时代,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以后,由于秦始皇的急政、暴政,秦帝国很快就被推翻了。西汉王朝的建立,使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丝绸之路的开通。

西汉王朝为了开通丝绸之路,首先需要排除匈奴的干扰,保障从长安通往西域、中亚的交通,为此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河西四郡”,在天山南麓一带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使国家西部疆界从甘肃中部(秦代国家西界在兰州)扩展至西域(新疆),在这一社会发展中,沙漠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方“南匈奴”的内附与东北地区“乐浪四郡”的设置,使汉王朝完成了北方与东北地区的国家建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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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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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津)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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