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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斌:从亚里士多德难题到卢梭悖论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时代取向

更新时间:2015-11-29 23:54:53
作者: 李惠斌  
是所有权的基础。这在当时已成为万物之自然秩序的原则。”(17)

   (四)劳动产权思想中的“卢梭问题”

   如上所述,卢梭虽然同意洛克提出来的劳动产权理论,肯定了劳动带来的排他的权利或私人占有的合法性。但是,卢梭在这里与洛克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首先,洛克认为任何人都有足够好和足够多的土地可以去开垦,比人们所能利用的要多得多,所以这方面就不会发生社会冲突。他说:“这种开垦任何一块土地而把它据为己有的行为,并不损及任何旁人的利益,因为还剩有足够的同样好的土地,比尚未取得土地的人所能利用的还要多。”(18)

   但是,过了80年以后,实际发生的事情肯定与洛克的估计差别很大。所以卢梭的论述就对劳动产权问题进行了限定。他的表述是:“一般说来,要认可对于某块土地的最初占有者的权利,就必须具备下列的条件:首先,这块土地还不曾有人居住;其次,人们只能占有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须的数量。”(19)在这里,卢梭实际上给劳动产权理论加了两个条件:一是不能在别人已经先占的土地上进行劳作并将其据为己有;二是通过劳动占有的土地不要超过为维持自己的生存所必需的份额。这实际上是看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有限性及其因此而带来的社会问题。

   其次,卢梭看到的是:不论什么方式的占有,“连续占有就很容易转化为私有”(20),而私有观念和私有制是世间一切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我们都很熟悉,这是卢梭的一个基本思想。如果说洛克的研究是在批判封建的土地制度而为新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辩护的话,那么,卢梭则是在保留了洛克的劳动产权思想的同时,与洛克分道扬镳,对洛克所要维护的资本主义财产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们只要引出卢梭的那句著名的和生动的话,就可以把他的思想表露无遗。

   “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壕,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21)

   卢梭在说出这句话之前,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自然状态的情况,借以反驳洛克所依据的格老秀斯以降的自然法传统,并从而指出,私有制的产生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建立在强权基础上的契约或制度。卢梭在这里实际上重复了比他早266年出生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提出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的命题。后来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都继承了这个思想。

   可是,我们在卢梭这里碰到了问题。一方面,他继承了洛克的关于基于劳动的财产权是权利和自由的基础和基本保障的思想,他甚至认为财产权“比自由还更重要”。我们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了卢梭的这个思想。卢梭甚至大声疾呼式地说:“应当记住,社会契约的基础是财产,它的第一条件是每个人应有稳定的保持他所有一切的权利。”(22)但是,另一方面,卢梭却坚持认为,这种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人类一切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是一切罪行、战争、杀戮、苦难和恐怖的基础。用普鲁东的话说,叫作“财产权就是犯罪”。这是一个悖论。我们把这个悖论叫做“卢梭问题”或“卢梭悖论”。

   这是一个直到今天依然存在而且显得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长期以来,卢梭批判私有制的思想和呼唤不但激起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激情,而且一度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但是,60年的苏联模式告诉我们,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过的否定私有财产制度同时让度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办法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卢梭问题。今天的现实让我们不得不重新面对卢梭问题。

   三、求解马克思

   “卢梭问题”在马克思这里得到了解决。但是,马克思的解决办法常常被人忽视。马克思解决“卢梭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途径。

   (一)马克思区分了两种私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23)人们往往对马克思说的这两种私有制不加区分。一种是小生产的,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于前者,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加以否定。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都多次提到,小块土地的私人占有是劳动者及其家庭自由地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的思想。(24)而对于后者,则是马克思用其一生的精力进行批判的私有制。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洛克的劳动产权思想是出自典型的第一种形式的私有制。卢梭的时代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小生产方式,而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以后的情况。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时期就在这方面与卢梭划清了界限。《宣言》中写道:“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25)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不是一般地反对财产制度,它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只是这一条就对“卢梭问题”作了初步的化解。

   (二)提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与洛克的时代及其理论相对应的小私有制很快就被资本主义私有制所取代,马克思不可能主张开历史的倒车,回到小私有制时代。不仅如此,马克思对于普鲁东试图以小私有制的方式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进行了长期的斗争。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现代大生产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法兰西内战》中都提到了这个可以使劳动和劳动者真正得到解放的“个人所有制”的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6)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说道:“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体制就没有存在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谈。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永久不变的社会奴隶地位并存。”(27)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具体经济形式是他接下来说的“要把现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完全变成自由的和联合的劳动的工具,从而使个人所有制成为现实”(28)。这就是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到过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劳动解放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条件,那么,一切民主形式,包括公社自治的政治体制(或者叫做无产阶级专政),都只是欺人之谈。(29)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明确地提出了这个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具体经济形式,即个人所有制(亦称为社会所有制(30)),而且对于这种所有制在当时的存在方式即“劳动者联合体”也作了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研究股份公司时对于这种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进行了研究。在马克思看来,股份制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消极的扬弃,而工人的合作工厂则是对于旧制度的积极的扬弃。(31)它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32)的一种重要形式。马克思早在1864年写作《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时就对“工人的合作工厂”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伟大的社会试验”,其“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33)。

   从马克思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马克思讲的这种个人所有制,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对于自身的否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即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在这里,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没有变,但是由于其特殊的生产组织方式,工人成为自己的“资本家”,或者说,工人作为具有一定份额的权利所有人,是企业的老板,即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己的劳动份额增值;而作为普通工人,他们又是企业的劳动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生产性劳动组合的普遍形式被称作“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体”。

   在这种组织形式中,劳动者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再受资本和其他形式的奴役。当这种组织形式成为普遍存在的组织形式时,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失,而且,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消灭了自己本身,因为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己成为有产者。这就是说,按照韦伯的定义,他们拥有了“占为己有的机会”,即拥有了权利。正是因为拥有了权利,所以他们才成为自由的劳动者。我们不能否认,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设想的一种未来社会的劳动组织形式。他们把这种组织方式称之为个人有所有制,或者叫做社会所有制。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组织方式对于卢梭悖论已经给出了正确的解决方案。

   四、在财产权问题上被长期误解的马克思

   但是,我们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个人所有制理论或社会所有制理论作了长期的错误理解。这个误解的直接结果就是确立了苏联模式中以国有化和集体农庄(中国是“人民公社”)为主要特征的公有制模式,其核心是取消了市场经济和个人的自由与权利。

   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东方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个“卡夫丁峡谷”而直接建立以国有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所谓东方道路曾经做过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但是最终基本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这至少可以从以下七个方面得到证明。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东方社会的传统土地公有制进行了长期的认真研究和讨论,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东方社会中留存下来的土地公有制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基础,这与他们当时期望建立的自由、民主的人民共和国差距比较大。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34)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希望建立的未来社会是一种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民主共和国。正如恩格斯晚年的总结性结论而言:“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35)这里强调的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普遍的形式;另一方面是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政治形式。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全都指向了对于简单跨越论的否定。

其次,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像东方社会这样的大幅度直接跨越是不可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36)这个基本理论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都没有改变。不仅如此,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一书中对于社会历史发展作为一个自然过程的理论给予了特别具体的论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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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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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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