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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怡男:《左传》对当今新闻写作之启示

更新时间:2015-11-28 16:59:52
作者: 骆怡男  

   在我国,作为一种事业的新闻传播起步于近代,新闻写作也在相当程度上受西方影响。然而,“新闻者,史之流裔耳”(蔡元培),我国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经典,特别是史学著作,也正是我国现代新闻笔法和新闻思想的源泉。本文以《左传》为例,探讨其记史中蕴含的新闻性笔法及对今日之启迪。

   历史与新闻都本源于事实,但形诸文字的历史和新闻分别是史家和记者对其的叙述,本文考察的笔法也正是这种叙述的取材、叙事、态度、立场和方法等。

   《春秋》是史,但其对重大事件极简的叙述正似现代新闻的标题和导语。如文公七年的“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蔑奔秦。”短短16个字,便把一场战争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及关键点交代的清清楚楚,可谓举重若轻。而注解《春秋》的《左传》相对而言更似新闻,而其本身又是更详尽的史。

   一、记事:书与不书

   今日看来,《春秋》所记大部分都可作为当时的新闻:内政外交、两国和战、君王嫁娶、自然灾害(如庄公六年“螟”),甚至今日常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些自然现象,也早有记载,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唯有祭祀一事,今日已不再成为新闻,但在当时,祭祀是国之重事。

   《春秋》中还有一类情况,即某年某季度虽无大事,但仍记下四时与四季首月,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四时具备,以为编年。从新闻写作角度来看,这样的记录是没有新闻价值的,而《左传》则往往以事作补。

   《左传》常以一字或几字交代《春秋》是否及为何记某事,在介绍记事缘由的同时即蕴评价。如:

   夏四月,夏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隐公元年)

   夏,城郎,书,不时也。(隐公九年)

   同样是修筑郎地的城墙,《春秋》不记载前者是由于并非出自君命,而记载后者是因为并非夏季农业繁忙,并非修筑城墙的时节,此举妨碍农时。前者反映了古代记史为“君王之事”的传统,后者反映了古代对农业生产活动的重视。而时至今日,军国大事、政事臧否、农业生产依然是经久不衰的新闻素材。

   总的来看,《春秋》的取材与今日新闻之取材有极大相通之处。如桓公五年“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日常性事务不书,有价值(可引以为戒或引以为范者)、有影响者书。又如庄公二十九年,经文记“秋,有蜚。”而传文进一步说明:“秋,有蜚,为灾也。凡物不为灾不书。”

   甚至不乏对统治阶级的揭露。如所记“(庄公)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恰似今日媒体对皇室或明星的婚恋、八卦、丑闻的报道。但《左传》陈明:书,是为揭露奸情,而今日媒体之报道,若为抛噱头、博眼球,哗众取宠,则不仅从媒体专业而言不可取,对社会风气更有不良影响。

   《春秋》叙事极简,《左传》为其加入背景信息、解释性信息,对事实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补充。此类信息往往以“初”字引出回顾。如:桓公十八年记载,鲁桓公去世一事,《春秋》只称“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左传》则更为详细:

   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

   初,子仪有宠于桓王,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

   交代了周公及难的原因。如果将经、传结合来看,则三段文字完全按照最重要事实、次要事实、背景信息的顺序排列,俨然今日新闻写作中的“倒金字塔体”。

   事实上,这一点《左传》即使用很短的字数也能完成。如“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隐公十一年)”,此处不仅满足了现代新闻最基本的“5W1H”要素,且完整勾勒了整个战争的情况。又如“秋,大水。凡平原出水为大水。(桓公二年)”等等。

   《春秋》惜字如金,每事只留骨架而无血肉,《左传》往往详尽地叙述出整个故事,人物的语言、心理活动都极其生动。如:

   公疾,问后于叔牙。对曰:“庆父材。”问于季友,对曰:“臣以死奉般。”公曰:“乡者牙曰‘庆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鸩之,曰:“饮此则有后于鲁国,不然,死且无后。”饮之,归及逵泉而卒,立叔孙氏。

   寥寥数语,一场阴鸷、鬼祟、残酷的宫廷斗争跃然纸上,虽不见血,但字字惊心。

   《春秋》措辞严谨,而《左传》则从其出发,对措辞加以解释、总结。如果说《春秋》是界定,那么《左传》就是说明界定之标准。如《春秋•隐公三年》记“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传》注为“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既解释了君氏其人是谁,又解释了称“君氏”的缘由。

   又如“凡诸侯又名,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隐公十一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庄公二十九年),等等。

   二、笔法:书之动人

   正如前文所述,《春秋》之“粗”似断章残简,而《左传》之“粗中有细”正把这断章残简勾连成一幅壮阔的历史画卷。笔者认为,《左传》的语言有以下特点:

   精练性。《左传》之用语可谓字字珠玑,写人、状物、言事无不精确入微,而往往能以最少的字数传达最丰富的意思。

   如庆父之难背景:“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閟。而以夫人言,许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庄公三十二年)”。“筑”、“临”、“见”、“从”、“閟”、“言”、“许”、“割”、“盟”几个动词一气呵成,尤其是一个“閟”字之下,庄公之急切、孟任之躲避两种情态跃然纸上。而“割臂盟公”四字更是字字千钧,其力量更远胜今日男女间唧唧歪歪的无数情话,真正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又如僖公九年,齐桓公见周天子,周天子赐祭肉,桓公下拜以受。“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老,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出彩处在最后四字,一字一动,将齐桓公的睿智展现得淋漓尽致。

   接近性。桓公三年,周、郑互恶,交换人质。《左传》作者评论:“君子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礼,虽无有质,谁能间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蕴、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即若有诚意,即使野草野菜、普通器皿、甚至流水都可贡于鬼神、进于王公,而无诚意,则即使互质,亦无济于事。此处以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人们十分熟悉的祭祀之事为喻,讲国家间取信的道理,具有说服力。

   闵公二年,狄人伐卫,而卫懿公已失信于朝臣。这里只用一句“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便点出了卫懿公玩物丧志的程度。若只说“好鹤”,则读者并不会有具体而鲜明的印象,但在当时,“轩”是大夫以上官员所乘,这一接近性描述便使读者心中有数了。

   而在对另一位君王卫文公的描写中,《左传》使用了另一种笔法: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注:即末年),乃三百乘。(闵公二年)

   此处几乎就是艾丰在《新闻写作方法论》中所提出的八种新闻笔法中的“跨笔”,即以时间之跨度来精炼地概括一个人的事迹,以反映某种“变”或“不变”。而在这样的“变”中,读者对于前面所述卫文公的种种好处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感染力。僖公五年,晋有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被诬陷。“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申生被谗的惶恐,看事的敏锐,事父的至孝,自身的持重生动宛在眼前。这样的感染力来自对细节的关注,对典型语言的把握,更在于对人心的感悟和尊重。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新闻采写中的群众路线,并非机械地照搬照抄,而应是人民主体地位意识知道之下的对人性、人的行为和人的生活的真诚关注和记叙。

   求“真”是客观、公正的“真”,但不可是无动于衷的“真”;求“善”并非放纵感情泛滥于作品,但大是大非之判断亦不能以此为借口而被掩盖;求“美”并非刻意渲染,也非扁平、脸谱化的“纸片人”,人物的全面、丰富的生活本身就拥有美的因素,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全景更是波澜壮阔、美不胜收的时代画卷。人们往往强调了这三者细微的一面,而对于其另一面缺少关注,导致当代新闻作品越来越流于平庸,而缺少感动人心、引领社会风尚的佳作。然而这三者已非仅仅笔法的问题,更是态度和立场的问题,下文亦有讨论。

   三、态度:书之立场

   《春秋》本是春秋时期各国皆有,而《左传》所注则为鲁之《春秋》,因此在行文中,存在着一定的立场。如桓公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注:即有理)也。”其口吻和立场说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外交辞令也不为过。

   然而,《左传》之所以为人称颂,乃在于其有立场更有“史德”。

   《春秋》“据鲁亲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所讳者往往语焉不详或有所掩饰。而《左传》则往往能将事实原原本本加以记叙。如隐公五年,经文为“五年春,公矢鱼于棠。”而《左传》则以一长段的篇幅讲述了臧僖伯进谏,僖公无动于衷,僖伯称疾不从的过程。诚如《左传》所指出:“书曰:公矢鱼于棠,非礼也,且言远地也。”经文中固然对此间情由做出暗示,但相对而言,《左传》之记事对事实更为尊重。

   又如庄公十八年,经文载“夏,公追戎于济西。”而传文则补充:“不言其来,讳之也。”一句“讳”的交代,体现《左传》相对《春秋》更有“不讳”的精神。

   《左传》记事公正,根据具体情况具体看待和分析,全面地记人、记事。今日我们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新闻真实,早在《左传》中就有所体现。仅以《左传》中一个争议性人物郑庄公为例,隐公十一年,郑庄公伐许,败之。但他并没有占领许国,而是让许国在己威下自行治理。作者评论:“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识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对庄公此举称赞极高。然而,在该战中,郑之颍考叔被射死,《左传》紧接着写到庄公用仪式诅咒射死他的凶手。“君子谓:‘郑庄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无德政,又无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诅之,将何益矣。’”在连接极紧凑的上下文中,同时对庄公给予截然不同的一褒一贬,显示了《左传》对事不对人的原则。

   然而,《左传》的“不讳”是相对《春秋》而非纯粹的“直笔”而言的。正如僖公元年,经文只载“元年春王正月”,而《左传》补充说明:“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复入,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由此,《左传》相对《春秋》吸纳了更多史料,增添了更多内容,但“其所采事实并未超出《春秋》范围,褒贬基调亦不离《春秋》绳墨”。

事实上,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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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春秋》2015年第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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