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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怡男:《左传》对当今新闻写作之启示

更新时间:2015-11-28 16:59:52
作者: 骆怡男  
《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左传》与《春秋》一脉相承,都承担着一定的使命:不仅记史,更有社会教化之意,核心在于“复礼”,复的是君臣尊卑、长幼之序,更是整个社会赖以维持运行的一套秩序。正所谓“周礼,所以本也。……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闵公元年)。

   如果将《左传》视为今日新闻作品或报告文学,则可以看到,它整体上以正面报道为主,对负面报道的处理十分审慎。正如曹刿所言:“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庄公二十三年)这既有舆论监督的性质,又有舆论导向的性质。“君举必书”,今日犹是,但其报道往往流于肤浅;而“书而不法”之风气却占领了部分新闻界,揭黑固然是好事,而捕风捉影、风闻言事者亦不在少数。仅以食品药品安全领域为例,十余年来媒体科学素养的不足和对发行量、收视率的追求导致乌龙事件、乌龙报道层出不穷,其直接后果正是整个社会信心流失、风声鹤唳。相对于此,《左传》用笔之审慎更值得今日新闻工作者俯仰反思。

   在取材上,《左传》同时选取遵礼者和违礼者,但在叙述中有明显的褒贬。如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出六羽,始用六佾也。”这并非君臣间一次简单的对话,春秋后期,礼崩乐坏,此处借众仲之口说出了礼乐的准则。礼乐制度的重要性在于“正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左传》不仅是记叙,更是传达一种态度。这种正面的记叙与孔子“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反面评价所指向的效果是相通的,而其方式更为温和,效果也更入人心。

   桓公五年,繻葛之战,郑军大败周天子军。“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祝聃青葱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又如僖公四年“许穆公卒于师,藏之以候,礼也。凡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有以衮敛。”不尊周天子之行为在春秋后期普遍存在,但无论《春秋》还是《左传》,往往选取此类尊周天子之言行。

   《左传》一向被认为是春秋笔法的典范。关于春秋笔法的内涵,历来众说纷纭,但总体而言,正是寓论断于叙事,寓褒贬于字里行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成公十四年),是为“《春秋》五例”。

   《左传》之起始即为《郑伯克段于鄢》一篇,经文只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九字,而传文则详述了此间种种故事,所谓“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郑伯与弟弟的决裂其实折射出春秋时期大义之衰微,而《左传》记此事却“以简古明快之笔,写惨刻伤残之事,不特使诸色人须眉毕现,直令郑庄狠毒性情,流露满纸。”对共叔不弟是直写,对庄公虚伪阴狠是侧写,前者是明贬,后者是暗讽,而最终以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谓之乎?”给出最终的褒贬,并树立榜样以为仿效。

   僖公六年,晋假途于虞,灭虢,归途灭虞。经文只言“冬,晋人执虞公”,而《左传》则解释晋献公“而修虞祀,而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一个“执”字,肯定了晋人修虞祀、尊宗周的行为,怪罪虞国,同时又表明晋败虞之轻易。一字而蕴三重意义,正是寓褒贬于叙述的典范。

   事实上,史与新闻共有的一点功能是,它们既体现当时社会所共同接受的一套价值体系,又塑造着当时和未来社会的价值体系,或可称为整个社会普遍的“信”。例如,僖公十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啥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女子是跟从夫家这一论断,在今日自会被诟病,但在当时却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可以说,超脱春秋时代背景后,《春秋》与《左传》在史学、文学价值之外,最有价值的一条,正是其重建“信”的努力。反观今日,属于国家或中华民族的普遍的“信”正在中国社会流失,而某些新闻媒体,甚至知识分子,作为拥有话语权者,反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亦痛乎!“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礼不行,则上下昏,何以长世?”(僖公十一年)今日我国并没有那一重重被认为繁琐的“礼”,但很多社会成员也对国家缺少这一重“敬”意。昔日“不敬,则礼不行”,今日则是不敬,则政令不通,法度不畅,严重者,苏东剧变已为前车之鉴,思之如何不令人毛骨悚然?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优秀史学家应具有“才”、“学”、“识”,而清代章学诚又补充以“德”一条。才为记史之文笔,学为记史之鉴别,识为记史之视野,德为记史之是非判断。四者综合起来,对一人一事的记载背后,是史学家对其生活的时间、空间的宏观认识。历史如此,新闻犹然。《左传》对今日新闻写作之启示,不仅仅在于其记事之擘画,用笔之斟酌,更在于其立场的内向化。由《尚书》开始,及至《左传》,以至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宣传工作、舆论工作讲的是寓言,走的是人心。左传之微言大义,与秉笔直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家笔法的两股脉络,而其把价值判断寄寓于对“事实”的提炼和选择这一点却是内在相通的。这也正契合了传统中国人含蓄、内敛、蕴藉的审美追求。即使在延安时代的新闻作品中,我们仍能看到这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新闻效果。反观今日,新闻业生态的浮躁、新闻写作的浮夸和新闻立场盲目的外向化确实需要反思。

   今日的历史是昨日之新闻,而今日之新闻正是明日之历史。由此,揣一支笔以记时代的新闻记者,责任不亦重乎?道路不亦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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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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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闻春秋》2015年第 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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