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峰: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

——以“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5-11-28 16:42:06
作者: 刘峰  

   【内容提要】 近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带有不少“封建残余”,在思想层面上尤其包括了反西方的、要求“回归”东方封建传统的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思想。通过考察分析近代“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言论可以发现,实际上两者共同作用,不仅对日本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产生了深刻而消极的影响,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联。一方面,作为日本精神主义“扩大版本”的亚洲主义与作为“变种版本”的农本主义存在紧密联系;另一方面,二者在阶级意识、中国观和社会运动观、对秘密结社的共鸣三个方面存在紧密联系。可以说,长野朗的思想乃是谋求以“东洋社会传统”来改造国家,要求反近代、反西方,对内主张农本主义,对外主张亚洲主义的一种消极思想的混合体。

   【关 键 词】日本/农本主义/亚洲主义/长野朗

  

  

近代日本是一个后进型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缺陷和误区,尤其带有很多“封建残余”的影响,在思想层面上亦是如此。比如,近代日本的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它们反对“西化”,追求对东方传统的“回归”,但却各自在理论逻辑上与日本法西斯主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两者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性。对这些思想及其关联性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及其侵略性进行更为系统、准确、深刻的把握。

   一、研究前提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①起源于19世纪中叶。尽管它在发展过程中先后产生了兴亚论、中国保全主义、大亚洲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等众多具体的表现形态或“理论变种”;但其本质却始终万变不离其宗,乃是以“日本≥亚洲”为价值判断核心,将日本一国利益等同或凌驾于亚洲整体利益,宣扬以日本为盟主“指导”并“联合”亚洲,排斥西方,反对近代的东西。它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之下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相结合,试图欺骗中国等亚洲国家,假借其力量以抵御、驱除欧美势力在东方的扩张,以实现其自己的野心。从兴亚会的兴亚论、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到小寺谦吉的大亚洲主义论、德富苏峰的亚洲门罗主义,再到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论、东条英机和大川周明等人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这种本质均一以贯之。事实上,近年日本否定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战争解放论”等论调,即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那么,农本主义又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农本主义②,即是“以农为本”的意思。然而,它又因时代不同而在意义上有所区别。可以说在日本的江户时期,近代的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其特征各异,并非完全相同。因此,作为前提在此需要明确的是,虽说都被称为“农本”,但绝非一义,有必要首先把握其多义性。

   日本的农本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早在江户时期,就普遍存在着重农抑商的情况。荻生徂徕当时称:“重本抑末,是古圣人之法也。本,农也。末,工商也。”③即是反对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强调安守本分、以农为本。到了江户后期,为了限制土地领主的过分剥削,又有不少农本思想家开始主张“分度”④,并致力于促进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此过程中,农本思想逐渐开始具备逻辑性和理论性。比如,二宫尊德就曾在《报德论》的第12章“论国本在农”中称:“夫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食,食之本在农。是以农业盛而民优,民优则国家盛。……农衰则民困,民困而成国之大患。国之大本,应重农业。”⑤大原幽学则不仅在《微味幽玄考》等经典著作中论述农本与修身齐家之道,而且还具体深入到了农业技术指导、整理耕地、奖励节约等具体生产实践上去。⑥可以说,在日本的“前近代”时期,农本主义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国本在农”,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保持绝缘。

   然而,到了近代,这一思想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殖产兴业”、“地租改正”等近代化政策的迅速推进,日本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反抗意识大为滋生。具体来说,当时“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⑦尤其是寄生地主制,作为近代日本农村的显著特性,在明治维新的诸项经济改革之下逐渐形成。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贫穷的农民开始将土地变卖给地主,向佃农转化。反过来。地主则将大部分土地租给佃农,从而形成了一种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封建性生产关系。佃农为了缴纳高额地租而不得不外出充当临时工,或兼做家庭手工业。地主则将获得的地租投资到工商业和金融业中去,使地主制与资本制的相互联系得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在工商业中获得成功的地主开始向近代资本家蜕变;而占人口极大比例的农民则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生活愈发贫困,贫富差距陡然增大,结果导致反近代、反西方的意识开始获得强大的社会基础支持。从这一背景来看,显然,近代农本主义势必会展现出与“前近代”农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带有浓厚的“反近代、反西方、反都市、反大工业、反中央集权”倾向,甚至可能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意识发生关联。

   可以想象,既然近代的农本主义带有“反近代、反西方”的显著特性,那么,它必然会在当时与重视工商业的西洋文明,抑或是日本社会的西方化、近代化发生摩擦和冲突。同时亦可以考虑,它将与作为东洋传统社会核心的中国发生关联。故以此为纽带,分析日本昭和时期农本主义思想与宣扬所谓“联合亚洲、排斥西方”的亚洲主义思想之关联性也就成为可能。

   二、问题所在

   1947年,日本政治思想学泰斗丸山真男先生曾在研究中考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思想特质。他认为,近代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与德、意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同的,它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包含了农本主义、亚洲主义等思想特征。⑧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中,也确实能够看到不少农本主义者和亚洲主义者参与其中。可以认为,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本身就可通过“日本法西斯主义”这一思想意识来发生关联。

   事实上,关于“日本昭和初期的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关联性,若存在,又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一问题,早在战前的1935年,户坂润先生就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从其研究来看,两者的关系可以从“间接”和“直接”两个层面来加以解释。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的间接关系是通过“日本精神主义、日本主义”为媒介形成的。即“以生物为对象的农业,与以非生物为对象的工业不同……其生产活动中,精神要素颇为重要”。故可以概括出“工业、都市(物质的)对农业、农村(精神的)”这样一组对立模式。基于此,户坂先生主张:农本主义“不过是强调精神的日本精神主义的一变种而已”⑨。同时,日本精神主义和日本主义本身又“绝非仅仅停留在日本主义层面。日本主义最终发展成为东洋主义或亚洲主义……因日本终究并非等同于亚洲全体”,此发展乃是以“将日本扩大为东洋、亚洲”的“日本盟主论”为手段实现的。故可以主张:“亚洲主义完全是日本精神主义的扩大版本”⑩。如此看来,作为“变种版本”的农本主义与作为“扩大版本”的亚洲主义,是通过“日本精神主义、日本主义”为媒介,至少在“精神”这一层面构成了间接关系。或者说,在分析两者关系时,有必要首先考虑“日本精神主义”的问题。

   进而以此为前提,户坂先生又指出了两者的直接关系。“日本亚洲主义是日本精神主义的侵略性扩大版本,是亚洲精神主义。若承认此点,那么它又与日本农本主义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似乎在亚洲主义者看来,亚洲的现实正是带有农本主义性格的东西。”而且,农本主义中的“合作运动既否定了资本主义,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依据‘王道’而成立的东西……故其具有所有亚洲主义的,所有日本主义的灵魂”。那么,这里所说的“亚洲的现实”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文中进一步解释,它无非就是“经济上采取协同组合或合作运动的形式,政治上要求自治,文化上带有精神主义特征”的东西。显然,这符合了当时日本“自治农本主义”的诸项特征。而且在当时的亚洲主义者看来,亚洲主义理应从带有农本主义性格的“亚洲的现实”出发,“若脱离此现实,就无法正确理解东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运动模式”(11)。

   可以说,户坂先生在其研究中找到了“工业、都市、欧美(物质的、物质主义)对农业、农村、亚洲(精神的、精神主义)”这样一组对立模式。由此对立模式来看,昭和初期的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至少在反西方化、反都市化、反近代化,乃至以“农村”为象征的乡土性、精神性“亚洲固有传统”,抑或是回归亚洲的“本源”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紧密关联。若以这一关联性为根据进一步思考,则应该可以断定,日本昭和初期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与其说偶然,不如说是必然地将出现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的倾向。那么,究竟是否有具体的人物案例来佐证这一结论呢?在该人物身上,又能够体现出哪些具体而特殊的联系呢?对此,拙文拟将近代“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作为一例,来尝试详细考察。

   三、长野朗的三重身份及其思想状况

   长野朗,1888年出生在日本福冈县。1909年5月,他从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毕业之后,由陆军少尉晋升大尉,并先后在日本国内,中国武汉(华中派遣队)、北京与天津(中国驻屯军)等地驻防。1921年,转为预备役,从军人变为文人,开始专心研究中国问题。据称,此后他一共完成了介绍、评论中国和中日关系的论文五十余篇、著作八十余部。

   与此同时,长野还先后加入了犹存社、行地社等右翼团体,又与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人一道兼任拓殖大学教授,甚至在以大川为理事长的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担任理事,积极参与了当时日本法西斯分子的“国家改造运动”。进而在1927年,他又通过行地社友人千仓武夫的介绍,拜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为师。以此为契机,长野开始作为权藤的继任者大力宣扬农本主义,并与橘孝三郎等激进派共同行动,于1931年创办了《农村新闻》,继而作为发起人和执行委员加入了日本村治派同盟。然而,这一组织实际上作为思想复杂的松散团体,原本分裂化倾向就颇为明显,故在此后不久便旋即解散。结果,长野不得不在第二年与权藤、橘、加藤一夫等人另行创办农本联盟,共同主导日本农本自治运动。

   仅凭借以上略历,就可以看到长野身上显著的三重身份,即:A.在对外问题上,熟知近代中国的形势,对中日关系颇为关注的“中国通”、乃至亚洲主义者身份;B.在日本国内问题上,主张与“国家改造运动”相互挂钩的“农本自治论”,带有农本主义者的身份;C.没有达到大川周明那样的“顶级精英”层次,而是以民众为视角,介于“顶级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中下级社会精英”身份。上述三重身份,恰恰意味着在研究其思想时至少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长野的亚洲主义思想与农本主义思想各自具有怎样的特征?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性?作为“中下级社会精英”,他怎样发挥了联系“顶级精英”与一般民众的作用?

   以往学界的研究,对于长野作为“中国通”的中国观、中日问题观乃至亚洲主义观,以及作为农本主义者的社会认识、农本自治论等展开了具体考察。(12)但遗憾的是,将其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关联起来展开专题论述的学术成果,在目前笔者所知范围内尚不存在。是故,以下将基于先前的研究成果,首先对上述长野思想的两个侧面分别进行梳理分析,而后具体考察其关联性,以期揭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中“封建残余”的一种具体形态。

   首先来看长野的亚洲主义思想。先行研究曾对此有过分析总结,指出:“他对中国的民众抱有钦佩之情,非常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新生的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笔者注)致以赞美之辞,热切期望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在长野朗的对华观中,虽然包含了不少良好的思想成分。但长野朗又是个主张国权的中国通,在他的中日问题观里面,蕴藏着许多偏激狭隘的思想要素。”(13)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4420.html
文章来源:《世界历史》(京)2015年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