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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

——以“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5-11-28 16:42:06
作者: 刘峰  
例如,长野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大系列丛书》的财政经济篇中贬低中国:“混乱不堪,极不统一的状况随处可见,这是中国财政的特点。……现在国民政府的财政计划等,从表面上看倒也顺理成章,但实际几乎全部是照抄外国的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实情,因此徒具虚名的计划势必落空。……要想进行建设的话,必须先进行一次极端地治理。”(14)而关于具体的治理办法,他在此前的著述《被白祸困扰的中国——走向亚洲联盟》中早已有过涉及,即“日本与中国若能团结,则可以增进物质之幸福,与欧美势力对抗”。同时,因为“英美在欧洲大战中难堪嫉妒之火,对日本独自在华搭建舞台白眼相向,率先在巴黎和会上挑拨离间了中日关系”(15),更有必要相互“团结”,予以反击。这套理论,显然与当时要求“联合亚洲、排斥西方”的日本亚洲主义者完全步调一致。更何况,他始终对日本的“满洲利益”、盟主地位持拥护态度,其亚洲主义终究不过是侵略性的东西、偏离现实的架空思想而已。

   对于这种富含欺骗性的思想,刘家鑫和王瑛曾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无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同流合污,默认日本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殖民地……为了日本的所谓自存和生命线,强调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坚持对日本单方面有利的中日合作联盟……蕴涵了日本的傲慢与霸道,其中日合作联盟论并非是平等的合作与联盟,而是在日本主导之下的、符合日本侵略扩张意志的合作与联盟。”(16)

   故从以上分析来看,在长野的亚洲主义言论中实际上很难看到“(对中国的)钦佩之情”。他所主张的,由日本给中国提供技术,由中国向日本提供资源的“日中合作”具体办法,(17)显然与1916年小寺谦吉在《大亚洲主义论》中的理论如出一辙,其中包含了“日本盟主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承认,以及对西方的敌视等消极要素,带有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普遍特征。

   那么,长野的农本主义思想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长野曾在1932年的《自治日本的建设》中,将自己主张农本主义的理由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第二,农业是产业的根本,生产包括粮食在内的所有原材料;第三,农业在本质上说无法依靠个体性成立,而必须是协同性的、共存性的东西;第四,农业的骨干是依靠土地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构成了国家组织的基础。”(18)对此,有评价称:“第一点到第三点是农本主义者之间的共识,第四点将国家推向了前台,是特殊的、长野专属的东西,故可以说与国本农本主义存在连接点。”(19)

   如此看来,首先可以判断,长野的农本主义思想应该定位于“自治农本主义”的范畴,并带有向鼓吹国权的“国本农本主义”过渡的特点。而且,若分析其农本主义的具体特征,至少还可以看到以下三点内容。

   1.强调农村与都市的绝对对立。在长野看来,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农村是不带有“剥削与反抗剥削”等西方特征的传统社会形态。相反,在都市中,即便存在劳动组合与工会等组织,抑或是对官僚的自卫行为,但“作为基础的农村若不确立民众自治,传统社会的基本构造就将完全走向瓦解……反而让人民饱受痛苦”(20)。姑且不论此观点是否正确,我们至少从这里可以明确看到,长野的农本主义将原本实际情况颇为复杂的农村和都市的性质进行了单纯化处理。他甚至还进一步断定:“引进工商立国、都市中心的西欧文化实乃谬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皆出自都市。在都市中产生的所有东西无论如何冠以日本主义之名称,也仍是西方式的,仅有农本之物才属于日本。”(21)由此,描绘出了“西方、都市对日本(东方)、农村”这样一组单一、绝对的对立模式。可以说,这种无任何前提地在都市与西方之间画上等号,抑或是以此为背景构筑的都市与农村的绝对对立图式,恰恰符合了当时日本农本主义思想意识的特征。

   2.主张农村自治,进而期待这种自治“由下而上”扩大开去,以形成全国性的社会组织。这同时也是“自治农本主义”的代表性特征。

   作为长野的老师,权藤成卿曾始终坚持“自然而治”的理论。他在《成俗之渐化与立制之起源》中强调:“自然而治,并非意味着由智者治理,也非由强者治理,更与鬼神惩罚、佛陀保佑无任何关系。而在于各人各所、禀其天性、启发本能,以一身自制走向一家自治,进而邻里共治、乡村共治、由郡国遍及天下,绝非凭借他者治理也。……自然而治,抑或称为原始自治,其凭借自然进行治理,应该作为自治的主体。”(22)从这种主张中,无疑能够读出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普遍核心价值的中国儒学之影响,以及与西方的“利己”意识相反,强调“治己、自修”的东方传统思维。

   长野的农本主义虽然继承了权藤的理论,但显然更为注重社会、政治的自治问题。他认为:“我古来之政治一贯凭借自治而发展……以自治为主旨。自治意味着各人治理自己。再由这种自治的独立个人共同经营生活。故我极力反对以人治人的官治行为”(23),主张“回归”古代传统,实现政治组织的自治。也许正因为如此,长野总是反复强调:“虽说是农本,但绝非狭隘地意味着种地,而是包括了生产国民生活必需品的所有行为。即是生产大众之意。”(24)换言之,在他看来,农本主义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农业立国或个人自修,而应该是在政治上废除“官治”,实现民众自治,并使其扩大为全社会的新政治组织,进而以此确立经济上“生产大众”的自立形态。他始终确信:“经济上,人剥削人而生活乃是不合理的。同样在政治上,人治理人也绝不合理。”(25)因此,为了打破这两个“不合理”,他主张经济上实现“农本”,政治上确立“自治”。显然,这成为其农本主义思想的又一重要特色。

   3.带有国权主义的性格,与“国本农本主义”存在关联。关于此点,已经在前述涉及。毋庸置疑,长野亚洲主义思想中所富含的国权主义要素,亦存在于其农本主义思想中。可以说,国权主义的要素是一直潜在于长野的思想理论之中,并持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思想特征。

   四、近代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的关联性

   以上基于先行研究的成果,对长野朗亚洲主义思想与农本主义思想的特征分别进行了梳理分析。接下来将探讨的是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若存在,是如何关联的”这一核心问题。若按前述丸山、户坂先生的观点来看,侧重对内问题的农本主义与侧重对外问题的亚洲主义,是通过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精神主义这些媒介发生相互联系的。而从长野朗的情况来看,两者之间似乎还具备了以下三点具体的关联。

   (一)阶级意识

   首先,长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其思想中存在着浓厚的阶级意识。若以此角度来看,其亚洲主义显然处在农本主义的延长线上。

   从当时的时局背景来看,自1918年“米骚动”以来,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慢性经济萧条,日本国内局势持续动荡,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再加上外部左翼思想的作用,劳动阶级对资本家剥削行为的反感、农村对都市而来的“剥削”行为的反感日趋增强。在此背景之下,不仅是社会各界精英分子及传统右翼团体,就连一般民众也开始将视线集中在国内问题上,阶级意识骤然升高。故可以认为,当时日本社会的焦点与一战时期不同,并不在于对外问题,而显然在于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国内社会问题。

   以民众为出发点的长野也不例外。他在此时期对国内问题兴趣浓厚,不仅参与了犹存社和行地社的“国家改造运动”,而且也极为关心农本主义,里面自然将包含不少独自的特性。有研究者曾认为:长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以说以资本主义的‘不均衡发展论’为基础,描绘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市〈资本家对劳动者〉对农村)对后进国家’的三重剥削构造(斗争构造)。也就是说,第一,都市中存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斗争;第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都市与农村的斗争;第三,存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后进国家的斗争。因为后进国家(有色人种)一般都是农业国,故第三种斗争实际上是都市与农村对立的延续,故其追求全世界农民的连带,尤其是与中国农民的连带。”(26)

   从这一“三重剥削构造(斗争构造)”来看,显然所有的斗争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剥削与反抗剥削”的对立为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其中,第一点与第二点斗争属于国内问题,与当时日本的农本主义思想相互贯通;第三点斗争属于对外问题,与亚洲主义思想发生关联。可以说在长野身上,“剥削与反抗剥削”的对立并未仅仅停留在国内问题上,而是进而扩大为对外问题。

   同时在该构造中,日本似乎被放在了双重立场之上。在国内问题上,作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面对都市内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斗争、都市与农村的斗争;而在对外问题上,又摇身一变成为有色人种的后进国家,有着与白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互斗争的必然宿命。这一双重立场看似相互矛盾,但实际上与当时日本遭到“白祸论”与“黄祸论”双重夹击,即被视作白人集团一员受到亚洲各国抵抗的同时,又作为有色人种国家不被列强承认的窘境恰好一致。

   据此笔者认为,长野从阶级意识出发,对内主张“剥削之都市与反抗剥削之农村”的农本主义,对外主张“剥削之欧美先进国家(白色人种)对反抗剥削之亚洲后进国家(有色人种)”的亚洲主义。而且因为当时亚洲的后进国家大多属于农业国,故后者实际上处在前者的延长线上。换句话说,在长野的思想中,正是凭借阶级意识“从内向外”的扩大,直接导致了其农本主义向亚洲主义的“扩大”。

   (二)中国观与社会运动观

   长野作为中国通,不仅对近代的中国社会及政治情况颇为了解,而且还对中国的民众抱有钦佩之情,非常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特征,虽然在其亚洲主义言论中不甚明确,但可以从他的农本主义思想中看得出来。

   前面提到,长野发表过大量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和著作。例如,他曾在1926年出版了《中国社会组织》(27)一书,其中详细介绍并解说了中国的血缘团体、地缘团体、职业团体、政党、军阀、秘密结社、阶级等状况。其中论述:“(在中国,)地缘团体与血缘团体一样在社会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对政治产生影响。……集合同乡人构筑势力的特性尤为显著。毋需详细说明,直隶派、安徽派、交通派等同乡团体已经形成中心政治势力并展开了争霸。”这种军阀间的斗争,“皆是乡土主义的发展形态”(28)。长野据此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础必定是地缘团体及其发展而来的乡土关系、职业团体。然而,即便这造成了近代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他却依旧认为,长期以来省民自治、连省自治的发展过程“并非仅仅是军阀为了争夺地盘而展开的反抗运动,实际上是传统的中国民众行为”(29),应该受到尊重。进而他通过高度评价这种由历史传统发展而来的中国民众运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运动理想;即将乡土、地缘关系等传统社会组织作为基础,要求确立民众自身的生存权,解决生活问题,并借此展开积极的自治运动,以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可以说,这种将中国传统的民众运动和社会组织视为“理想”,乃至“亚洲共通的原理”,期待在日本予以实现的构想,其本身或许就是长野写作此书的动机之一。

同年,长野还发表了译作《三民主义》。他对中国三民主义的看法,与其对中国社会组织的理解分析相辅相成,对其日后的思想理论及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长野看来,中国的三民主义即是从中国社会传统中萌生的,能够克服“剥削”与“官治”等西方影响的,要求经济层面的“农本”与政治层面“自治”的,甚至符合东洋社会的一种“完美理想”。尽管如此,他却遗憾地表示,此后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展开,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悬隔”。(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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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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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历史》(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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