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韩爱勇 韩保江:亚洲悖论的根源

——基于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5-11-28 15:33:17
作者: 韩爱勇   韩保江  
新加坡的文化避免了沉沦,[18]但经济却是最低。[19]如果将三个国家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做一个时间路线图规划的话,大概是新加坡、韩国和日本。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两点初步结论:一是东亚国家整体上没有完成国家现代化进程;二是新、韩、日处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边缘,但尚未最终完成。

   (二)现代化进程与亚洲悖论的产生

   由于东亚国家整体处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发展”就成为东亚国家最为显著的特征,反映到地区层面就是地区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贸易、金融和技术合作,这就是亚洲悖论的第一个维度,即紧密的合作,甚至是高度的经济相互依赖。

   东亚国家在各个领域发展过程中与发展之后的问题,虽然以国内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又不可避免地以集体诉求和集体心理的形式反映到国家对外政策层面,这就构成亚洲悖论的第二个维度:国家间政治与安全合作的严重滞后。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的问题:

   1.物质经济繁荣与民族主义的盲目膨胀。民族主义是一个有颇多争议的概念,从功能主义视角看,民族主义大概是指这样一种情景,即,致力于实现祖国尚未达到的理想目标。[20]从历史视角看,现代民族主义是一种特定的伴随着国家现代化而产生的具有现代性质的必然现象。[21]毫无疑问,民族主义在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一是提供民族国家这一实现现代化的有形载体,二是以容器的形式汇聚整个民族艰苦奋斗的无形精神。但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国家在短期内财富急剧增加时,因为精神文化发展的滞后性易于导致物质繁荣与精神贫瘠的二元分离格局。此种情势下,民族主义虽然拥有雄厚物质基础的滋养,却缺乏客观精神与思维理性的约束,极易出现变异,表现为:对自我的盲目崇拜,对强者的一味模仿和对弱者的无端轻视。整个民族的气质也由包容转向排外,由大度变得狭隘,由理性蜕变为感性。

   2.政治制度的不完善与民众组织动员能力的缺失。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发生变迁过程,变动不定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关键变量。[15]相比经济因素,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因素其演变轨迹要明显滞后于经济因素,从而表现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一面。此时,国家不得不运用稍显滞后的政治制度、权力规范和政治动员手段去凝聚和动员因为经济领域变迁而已经发生变化的国民思想,突出表现为用建立国家过程中所运用的政治手段去解决建设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对民族主义的放纵和依赖,街头政治的兴起,议会变成角斗场,等等。

   3.文化滞后与民族自制和反省能力的匮乏。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视角看,文化就是一个民族选择的生活方式,并且人总把自己生活方式的独一无二性当作一种荣耀来捍卫。[22]文化的独一无二性之于现代化进程,如果契合得多则有极大促进作用,比如马克斯?韦伯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基本上是一种根植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18]反之则阻碍社会变迁步伐,又如劳伦斯?哈里森则将拉丁美洲的落后解释为一种不发达的心态。但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并不总是与现代化进程同步,尤其是滞后于经济活动。当这种情景出现时,文化滞后一方面表现为深受西方消费文化和市场经济影响的大众文化的兴起;另一方面体现为对新兴事物缺乏足够的宽容和接纳、对外部环境的变化缺乏足够的适应,更多的则表现出一种集体禁忌式敏感与抵触,知识性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发展受到严重扭曲,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其自制力与反省能力的匮乏自此而始。

   4.受困心理与群体心理的失衡甚至集体病变。[23]这两种心理源自东亚国家近代所经历的边缘化、半边缘化或者被殖民和被半殖民的历史,希望通过国家现代化进程实现国富民强的集体预期。发展起来的国家如果不被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所认同,则陷入历史与现实认同困局。发展起来的国家如果被自己的邻居迎头赶上或者超越,则意味着成功的国家荣耀被分享进而导致集体心理的失落。

   5.后发优势与资源的竞争性利用。虽然文明社会的动力源自对具有创造力的先锋人物的模仿,[24]但这种模仿需要必要的资源(如技术、资金、原材料、能源、水资源、劳务和市场等)做支撑。反映在国家发展层面则表现为,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和技术手段,后发国家可以在付出更少沉淀成本的同时获取等量的资源收益,随着后发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呈几何级增长,两者之间竞争性矛盾的出现不可避免。在东亚地区,由于国家间产业链重合度越来越高,以往垂直分工的产业链关系逐步向均衡和水平分工合作的链条转变,国家发展对所需要资源尤其对市场、能源和原材料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问题一旦明确,其结果也就跃然而出。毫无疑问,这五个问题本质上源自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理性失范”,[25]但投射到地区层面却成为国家之间安全冲突与信任缺失的潜在根源,事实上,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必然是与周边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26]前四个问题同时存在意味着,东亚国家相互关系虽然被“经济发展”或者“发展”这一共同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它们之间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并不健康,尤其是随着经济繁荣而日渐泛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更是会时刻干扰和冲击着本非成熟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信任。政治制度不完善与民众组织动员能力缺失,一方面使得政府在对外政策中不得不回应或者运用民众集体诉求,以增加决策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却又极易导致理性的国家对外政策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所绑架,成为民族主义的捕获品,导致国家政策缺乏应有的理性和连续性。文化滞后与民族自制和反省能力的匮乏,意味着国家行为体倾向于将互动过程的问题归咎于对方而不反思己方可能的失误与形势误判,这样就使得国家的外交变得固执而富有冒险精神,不容易达成妥协和让步,最终导致问题常态化,管控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反而成为外交的第一选择。受困心理与群体心理失衡甚至集体病变,这两种心理源自国家发展的横向比较和地区发展的纵向比较,简而言之,就是由于长期落后而导致的追求快速发展并期望得到其他国家认同的紧迫心理。由于这两种心理作祟,国家容易将其他国家的发展视为威胁而不是机遇,在搭乘其他国家便车、分享发展红利时又保持着深深的戒心。同时,国家在合作中也会过多地追求合作的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注重个体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寻求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共享利益。这一点在中日韩三国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日本为例,中国全面崛起和韩国快速发展对日本传统资源市场和产品市场造成极大挤压,不仅导致日本居高临下的“市场红利”不断消失,而且也促使日本心态发生急剧变化,撩拨着日本敏感的心理。一方面担心中国崛起和韩国强大,分享原本属于日本的先进国家的荣耀,并与其结算历史旧账;另一方面又在局促不安中紧紧抱着所谓亚洲“优等生”的自尊心,不屑于放下身段与曾经不如其发达和先进的“后起之秀”进行平等合作。

   后发优势与资源的竞争性利用,则意味着东亚国家间关系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竞争态势。东亚地区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并重塑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分工结构。[27]在这个区域生产网络中,东亚各个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而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不同位置。客观地讲,完整的区域生产网络和价值链条的存在意味着国家可以通过相互合作获取更多发展机会,国家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应开展更为紧密的合作,但事实却是,国家间的整体竞争态势还是在东亚不期而遇。整体竞争态势的存在,直接导致国家互动过程中各种摩擦和矛盾的出现。客观地讲,竞争尤其是良性竞争有助于国家发展和地区福祉提高。但是,发展是东亚国家共同面临的首要历史使命,发展的速度尤其能体现国家在地区权力结构中的相对优势,为实现此目的,任何竞争都将成为必需,东亚国家间各领域的恶性竞争行为之所以存在就不难解释。不仅如此,由于前面四个问题存在,国家间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并不牢固,而且容易被狭隘的民族主义所左右,国家间的竞争关系存在着极大概率转变为敌对关系,尽管这种敌对关系由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存在而被局限于某一个领域,但却足以导致国家间政治和安全互信缺失,致使地区政治与安全合作滞后于经济合作。亚洲悖论的第二个维度形成了。

   四、简短的结论

   分析亚洲悖论根源,需要一个根本性的研究前提,即,找到东亚国家最大的整体关联性,避免研究起点建立在个别国家的特殊性之上。尽管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处在接近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边缘,但整体看,东亚国家均处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从国家现代化这一视角审视亚洲悖论的根源,可以清晰发现正是地区和地区国家将发展作为共同历史使命和国家首要任务,才造就地区国家间日益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但也是因为国家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发展进程中以及发展之后的一些问题,一方面导致国家关系的社会、民意基础并不健康,国家关系极易被厚重的民族情绪所绑架从而出现不可预期的波动。另一方面又使得地区国家整体上处于竞争状态。在发展这一历史使命驱使下,发展的速度成为体现国家实力的一个关键指标,为此目的,国家之间的竞争并非都是良性竞争。国家间关系薄弱的社会与民意基础又增大了竞争关系向敌对关系转变的概率。结果就是,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被经济合作远远地抛在后面。

   尽管本文从国家现代化进程视角阐释了亚洲悖论产生的根源,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即,如果东亚国家完成了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是否就意味着亚洲悖论自然消失呢?总结欧洲的经验,大概其图景是这样的:东亚国家完成了国家现代化进程并不必然意味着亚洲悖论就不存在,它取决于地区权力中心的形成和地区安全秩序的重构以及域外力量对地区内政治、安全合作的干预程度。

   从具体的核心问题看,取决于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接纳。因为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的崛起,而且是一个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崛起,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大国崛起。无论是出于冷战思维的惯性,还是出于所谓文明冲突的理论逻辑,让一个长期由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世界,包括东北亚地区国家,甘心情愿地认同中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接受中国崛起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对于地区国家而言“应该秉持和而不同理念,尊重彼此对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坚持互利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共同发展;”[28]不应将崛起的中国再视为地区异类。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要展现出对地区国家充分的尊重,另一方面则要提供诸如发展红利、地区安全等必要的地区公共产品。

   从地区安全机制看,则取决于东亚地区海陆分离的安全格局能否有效缓解甚至彻底改善。美国拥有西太平洋地区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中国则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心,两者在地区安全管理上交集很少。中美构建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表现在地区安全层面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要在西太地区形成良性的军事安全互动。基于美国同盟体系的排他性和中国对同盟体系排斥性的现实情势,建立中国与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之间有效的对接机制将显得必要而迫切。

从东亚地区看,保持东亚稳定与长治久安需要有坚实的制度安排。[29]客观地讲,东亚不缺少和平,缺乏的是地区稳定,缺失的是能够有效保持地区稳定的制度安排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地区新安全观念[30]。在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地区国家双边外交、多边外交、大国协调、二轨外交构建相互对接而不是相互排斥的复合型的地区安全合作架构,[31]以此引导地区国家接受和形成新的安全观念,改变地区国家在安全合作问题上相互拆台、违约的行为,有效管理地区安全问题。基于东亚国家缺乏多边外交传统的现实,双边外交、大国协调与二轨外交可以先行,通过累积的方式最终实现多边舞台的有效构建。基于东亚国家在传统安全问题上互信的缺失,多边安全机制可以先从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入手,通过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积累互信最终达成在传统安全议题上的信任合作。而对于突发性的传统安全问题,则可以考虑采取大国协调的方式来暂时稳定地区安全局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4406.html
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长春)2015年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