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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 沈红: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

——基于对中世纪大学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5-11-27 09:43:55
作者: 刘进   沈红  

   进入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大学教师流动进入快车道,大大加速了学术职业国际化进程,随之而来的学术流动(academic profession)、人才流失(brain drain)、人才获得(brain gain)、学术生涯(academic career)等研究方兴未艾。然而,大学教师流动究竟起源于何时,最初的规律如何,大学教师流动内涵特征是否具有历史一致性,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的历史逻辑怎样,尚未得到学界清晰的回答。

   学界普遍认为,学术职业起源与发展依托的主要载体是大学,而大学历史,一般认为可追溯至中世纪。对于大学教师流动的历史溯源应始于对中世纪大学的考察。正如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所认为的,大学本质上是“显著的中世纪机构”[1],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教授在其著作中也多次强调历史的原因和语言的因素导致当今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根源几乎全部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当今大学的许多特点都开始于中世纪大学,且大学本身惊人的延续性和缓慢的变化为研究提供了便利。正如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所指出的,“对于那些16世纪20年代以前成立的各种机构而言,85个至今仍然存在的机构中,70个是大学,而且她们(留存至今的机构)之中,大学经历的变化可能最小”[2]。

   课题组前期研究认为,中世纪至今,世界范围内大学教师流动的大致规律可用“U”字形来概括。“U”的两个顶点分别是中世纪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当代社会,代表着世界大学教师流动的最高水平。其中,中世纪因学术职业自身的行会属性、拉丁语言的通行、学术系统初步形成时对于教师资源的激烈争夺等原因,促成了第一次大学教师流动的高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末至今,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跨国贸易壁垒打通、知识经济对人才需求的空前增加、英语成为跨国通用语言等,掀起了又一轮大学教师流动的热潮。中世纪之后至“二战”之前,大学教师流动处于“U”字形的中间部位,这期间,既有因学术职业逐渐稳定导致教师收入和地位提升,从而引发流动频率放缓的原因;也有拉丁语言失去全球统治力,后续的因科学中心转移而短暂兴起的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等难以担当世界语言,导致流动壁垒增加的原因。这一过程,流动的整体水平低于中世纪时期和当代社会,且历史跨度太长,因此本研究只选取“U”字形的一端,即中世纪大学教师流动的基本情况展开分析。

   一、教师流动与中世纪大学诞生

   日本广岛大学华裔学者黄福涛教授曾将大学形成划分为三种类型:自然形成型、创立型和衍生型。自然形成型是“学者或师生自发聚集在某一场所研习学问,传道授业,后逐渐发展成为大学”;创立型是“由皇帝、国王或教皇等通过颁发特许状直接主动创办大学”;而衍生型,则是由于各种原因,学者或师生在迁徙过程中“基本按照原有大学模式在异国或异地创立大学”[3]59。创立型大学大多依据宗教或统治者意志而成立,虽然招贤纳士过程中也伴随有大学教师流动,但相比于自然形成型和衍生型大学而言,后两者的出现更多体现出学术职业的流动性以及这种流动对于新校成立的历史意义。因此,文章在探讨大学教师流动与中世纪大学诞生关系时,将主要围绕两条线索:一是大学教师流动与原型大学的诞生;二是大学教师流动与衍生型大学的建立。

   1.大学教师流动与原型大学的诞生。中世纪原型大学主要包括三所:博洛尼亚大学、萨勒诺大学和巴黎大学。1988年9月,博洛尼亚大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建校900周年庆祝仪式,但事实上,对于博洛尼亚大学,包括另外两所原型大学的确切的成立日期,目前仍处学术争论之中,上述庆祝仪式,更多的是对中世纪大学悠久历史的缅怀,而非精确严谨的时空追溯。难以追溯原型大学确切的成立日期,与其特殊的形成方式密切相关:成规模的教师和学生不断的迁移和流动,因多种因素最终汇聚一处,展开教学活动并建立起相应的学校章程和管理制度,这种流动最终形成了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前身——中世纪原型大学。一如中世纪大学研究学者张磊所言,这些大学形成于如下背景:社会对于接受专门教育训练的热情与需求日益普遍;各地都能见到汇聚了一批著名教师的学校;大批青年为寻求知识和真理不畏艰辛遍历天下,催生了中世纪大学的出现[4]28。

   中世纪大学作为时代的产物登上历史舞台,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大量而显著的教师流动。原型大学教师的原生状态就是流动与迁徙。早期的教师云游四方,没有固定的学习和研究场所,在四处迁徙的过程中逐渐聚拢,形成学者行会,三五成群从事知识传播,这一时期,学术职业尚未形成,学者们的生存状态“与其他从事制鞋、铁匠等手工业者组成的行会并无本质上的区别”[3]57。中世纪大学成立前后,往往被称为教师“自由迁徙的年代”[5]49。伴随着原型大学的成立,教师们出现了较高程度的集合与聚拢,但高流动性仍是大学的显著特征。与后来的大学不同,早期的原型大学缺乏固定的教学和办公场所,没有沉重的设备,而且师生人数较少,流动便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教师们本身就来自四面八方,自身并不保持对某一地区任教的归属感。这一时期,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师或学生,往往组成联合会(即“民团”,类似于老乡会)保障自身的利益,当宗教压迫、强权干预或市民冲突等事件发生时,教师们能以最快的速度离开,这种离去可以是短暂的,类似于政治避险,一旦得到宗教或国王特赦则快速返回;可以是长久的,另觅他地,重新展开教学和科研,并助推新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成立;也可以是向学术职业外的流动,从此告别学者生涯,投身其他职业。上述流动的特点在三所原型大学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博洛尼亚大学。博洛尼亚大学由“教师自己经营的私立学校”演化而来,这种教师“个别式”“师徒式”的授课状况一直持续到1180年。但之后的10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当局意识到优质的师资意味着众多慕名而来的学生,而人口的大量增加,则带动了城市赋税和经济繁荣,为此,教师之间、学校之间以及城市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高等教育竞争,防止优秀教师流失成为核心内容。为了确保能够吸引众多的学生,城市当局煞费脑筋,“胡萝卜+大棒”的政策在博洛尼亚上演:一方面对教师(尤其是著名教师、外地教师)许以好处,另一方面,通过教师宣誓等途径挽留教师,对敢于“背叛”的教师处以刑罚(根据情节轻重从罚金到死刑不等)。有关博洛尼亚大学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学者哈斯金斯(Charles Homes Haskins)提到了三个最重要的背景:11世纪末商业和都市生活以及法律研究活动的复活;地理上的优越性,博洛尼亚是意大利北部交通要冲和中心城市;一批“伟大的教师”使其成为“学问之都”[4]29。第一条和第二条背景,阐述了博洛尼亚建校的经济基础和优越条件,但事实上,11世纪商业的复兴不仅发生在博洛尼亚,为何具有同样甚至更为优越地理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却没有成为原型大学的诞生地?因此,名师的聚集是促成博洛尼亚大学最终诞生的最核心要素。而这种教师的积累是非常漫长的,就博洛尼亚而言,其至少从11世纪就开始聚集了众多著名的教师,大师的聚居进一步使众多求学者慕名而来[4]43,这种循环为早期高等教育的形成积淀了核心要素——教师和学生。早期原型大学保持着高流动频率,教师因流动而来到博洛尼亚,也因流动而离开。在缺乏学校忠诚、没有大型设备、依靠租赁民房或教堂授课的年代,稍高的薪酬、与市政当局失和及其他原因,教师很容易就选择出走。中世纪历史上,博洛尼亚一直都为教师的离去而伤透脑筋,即使在政府祭出高薪(事实上周围城市为了吸引博洛尼亚教授给出的薪水更高)和严厉的惩罚之后,仍难以遏制教师离去的脚步,而因近亲繁殖、对本地和外来教师的歧视性条款等原因,也最终使博洛尼亚因教师出走而陷入不复。

   萨勒诺大学。与博洛尼亚大学相比,萨勒诺大学对于学科影响和优质师资的积累甚至更早。作为疗养胜地,早在公元9世纪,萨勒诺地区就有大批高水平医生集聚于此,他们开馆授徒,开始了最早的私人教育活动,在11世纪晚期影响进入巅峰。学者裴德森(Olaf Pedersen)总结了萨勒诺成为欧洲医学教育中心的四条核心因素:优质的教育资源,名师大家汇聚;很大的市场需求,社会对高深医学专业知识的需求强劲;医学教育方面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很高的声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6]。博洛尼亚大学因法学家积聚而诞生,萨勒诺大学则因著名医生集合而形成另一个高等教育中心。学科传统的形成、学科中精英分子的积聚成为原型大学诞生的共性特征,而且这种共性在最后一所原型大学——巴黎大学的身上也留有深深的印记。萨勒诺大学的成立,反映出传统学科优势带来的良性循环:学科优势与声望—知名医生积聚—病人慕名而来—医学教育发达—学科优势和声望的维持和增加。

   巴黎大学。12世纪初,法国大教堂附属学校成为活跃的学问中心,巴黎大学吸引了大批师生前来求学或进行学术研究[3]58。已有的研究证实,12世纪的巴黎大学,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教师和学生,大学起源“具有国际特征”,“师生中还有那维亚人、德国人、意大利人”[7]。巴黎大学成为一些哲学问题辩论的中心,“汇聚了西欧及来自其他地区的学者,其中一些著名学者还各自设坛讲学,招纳弟子,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4]54。考察巴黎地区大学的起源时,哈斯金斯提到了三个方面:地理上的优势;政治上的优势,成为新法兰西王国的都城;聚集了一批像阿贝拉尔(Pierre Abelard)这样伟大的教师[4]60。

   学者们对三所原型大学诞生背景的总结,表现出惊人的一致:不约而同提到了教师的聚集。这正如巴黎大学建校第一部章程所指出的,“没有教师就没有学生”,教师的积聚是中世纪原型大学诞生的充要条件。当教会或政府意识到举办高等教育的诸多好处时,便会不遗余力吸纳教师,这促成了教师的跨地区和跨国流动,中世纪的大学开始成为“国际性”的学术机构,“虽然这一时期的大学还没有达到19世纪以后国际化的程度,但是,至少在欧洲区域范围内大学教师们可以自由流动,选择自己向往的大学从事学习和研究活动,并可以得到各地大学都相互承认的资格证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早期各地的大学几乎接受来自所有地区的成员。由于当时西欧暂时的和平环境和基督教复兴运动,各地区学者之间相互访学和交流成为可能”[3]82。

   2.大学教师流动与衍生型大学的创立。因教师积聚或政府意志而产生的“自然形成型”和“创立型”大学,单从数量上而言,只占中世纪大学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大学,包括留存至今的非常著名的高校,大多都来源于学校搬迁和大学教师流动,“以迁校的方式出现的大学一度占一半左右”。这种途径也使中世纪兴办学校的速度大大加快,因流动而创办起来的衍生型大学数量“像细胞分裂一样迅速增加”[4]324。原型大学的搬迁、教师和学生的出走以及毕业生创办新校,构成了衍生型大学成立的主要途径。比如13世纪前半叶,因博洛尼亚学生出走,就先后在维琴察(1204年)、阿雷佐(1215年)、帕多瓦(1222年)、锡耶纳(1237年)等城市建立了新学校[4]329。除了学校搬迁之外,教师个体或群体的出走并异地执教也是衍生型大学产生的重要途径。比如1378年发生的教会大分裂,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教皇,使坚持罗马派立场的德国师生被迫离开巴黎回到祖国,先后在海德堡(1385年)、科隆(1388年)、埃尔福特(1389年)、维尔茨堡(1402年)、莱比锡(1409年)等地创办大学[4]233。

如果要选择某一国家作为衍生型大学创立研究的案例,那么英国最为恰当不过。中世纪时期的英国既是大学教师流动的受益者,因流动而奠定了高等教育的根基;也是大学教师流动的受害者,因对流动的镇压,抑制了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直到12世纪初,英国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但英、法两国飘忽不定的外交关系,给了英格兰机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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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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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高校教育管理》(镇江)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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