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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勉之:蔡定剑教授的事业与遗产

更新时间:2015-11-24 11:00:46
作者: 曹勉之  

   转眼之间,时间走到了2014年,故友多分散,天涯难比邻。睿骞兄早远赴克莱蒙特研习美国政治,国栋兄在中欧法学院深造有年,不久前也去汉堡读博,而自己从军都山下转战未名湖边,如今又南下到黄浦江畔,感受着十里洋场的八面来风。12年毕业后,我们三人竟然未有齐聚的机缘。借网络的交流,或也慨叹过去四年的人事变迁:蔡定剑教授的追悼会几乎是我们的法大记忆的转折点,在会上,我们见到了无数熟悉的面孔,沉迷于某种可能与不可能,然而在此之后,星辰斗转,有编辑故友年纪轻轻却不幸离世、有启蒙恩师飞来横事即远离讲台,有亲朋故交一面之后竟陡然失联,有同程旅伴走走停停终于失散。

   大梦谁先觉,过去几年,政治态势大变、学界形势也面目全非,有时,我们甚至会想念那个时刻,那个悲伤、痛苦却又光荣的时刻。这毋宁说是一个吊诡:蔡定剑教授为事业奉献一生,即使在葬礼上,仍然能为他的事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让社会各界同时感受他的理想、思索未来的道路;但是,这场高贵的行动却又迅速消弭无形,在此之后,仿佛街市依旧太平,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有什么变化,恐怕只是“世间少了一座宪政明灯”(贺卫方教授语)而已。

   四

   谈起李太白,杜甫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嗟叹之。过去的四年里,蔡定剑教授的声名倒也不算沉寂。他的部分作品仍然为学者所阅读,他的时评有时还会在微博、微信上被重新翻出来,他的精神则通过蔡定剑宪法学奖学金、人大议会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等载体得以留存,就连自己那篇在老师去世不久草率成文的“蔡定剑是谁”,竟然都变成了铅字,在网络上也有着不小的传播量。这毋宁应归功于蔡教授杰出的问题意识。严格来说,本着罗伯特·达尔等民主理论立学的蔡定剑教授,所涉领域不算前沿、理论框架也并不出奇,在如今百花齐放、渐入深湛的学术界,当然容易遭到争辩,其学术探索亦终为后人所超越,但是,这种超越恰恰证明了他的独特眼光,即在世事的错综中所寻觅到的“中国问题”,由此而言,这种超越乃是巨大的光荣。(参看蔡克蒙:“我的父亲蔡定剑”,《南方周末》2010年12月3日;氏文“写给父亲蔡定剑”,《博客天下》2011年11月16日刊。)

   在学术眼光和为人风度之外,对于现下的学者而言,蔡定剑教授还有一项重要的遗产值得继承,就是有为与有守的“巧妙”平衡。近二十年来,有为与有守往往相互反义、难以共存,甚至走到了相反极端:有为者最终变成了汲汲于功名利禄的人物,往往精熟于朋党之道,却少有底线可言;而有守者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逃遁世俗纷争,反而对有所作为者冷言冷语。作为和持守倘若相互撕扯、不能共融,那么社会势必被撕裂,道统必然被抛弃。当然,有为与有守的平衡往往不是技巧使然,两者的连接点是为所当为:一个人应当深知自己的使命,并且以此度量自身的行动,行动既不是知其可为而为之,亦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可与不可的判断都是事先掂量的结果。由此而言,“巧妙”二字似乎错置了。

   不过,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无论使命本身多么高尚,其实现的过程都是一时一地的具体行动——从而在一次次的行动中兼顾有为与有守,甚至在其中体现出某种程度的有趣来。这当然需要某种外观类似于技巧的东西。因为,这要求一个人同情地理解官方决策,但不逾越良知界限;批判地思索法政学术,但不偏离常识轨道;并在可能的悖论处,以行动超越之。在兼顾有为与有守的意义上,蔡定剑教授也许并非先行者,甚至在历史上观察,光芒也难免暗淡。在他之前,有许多更为优秀、更为伟大的人物。两百年前,当天朝上国以戏剧性的方式遭遇现代西方时,这种平衡之道就已见端倪。它的萌芽蕴藏在清儒的著作中,并且可以在郭嵩焘、陈宝箴等开明士大夫身上见到痕迹。这就是:对中国问题怀有深切关怀,对现代西方的先进思想保持开放态度,视政制为国家之“用”,不变“中体”的底线,寻找改造王朝政治的路径,并且直言不讳地陈述建议或以身作则地加以推行。在他们的同时代,康有为等政治浪漫主义者们似乎更加光芒夺目:后者往往有更加丰富的理论储备,更加周全的改革蓝图,更加爽利的观点表达。何况,郭嵩焘《使西纪程》应诏毁版、前程尽毁,陈宝箴改革遭阻、备受责斥,对于这些在成全别人的同时也严守底线的人物而言,现实代价不可谓不惨重。不得不说,这条道路的尽头或许有鲜花满眼,但是行程中却是与荆棘相伴。

   近三十年里,随着牗户重启、心智重开,古今分野重入视野,中西之辩再上台面。百年前的历史仿佛又重演了一遭——士大夫精神被翻译成“时代在召唤”的时髦语言,用以激励青年学子。但不容否认的是,士人群体的社会基础已经被彻底解构,再谈“觉民行道”,民在何处,道何以行将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群体记忆的内在逻辑也被重新改写,“想象的共同体”会是什么样子,恐怕朝野两端都心里没谱。倘若今天重谈“中体西用”,对中体的底气和自信怕和晚清一代无法比拟。“缺啥补啥”,这或许也是执政党强调中国特色、中国主体性,并矢志推进“法治中国”的用意所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制学说已经可以被学界避而不谈,更不意味着个体中国人的命运可以在公共话语中被弃如敝屣。重审当下,当知识人再次主张政制的改造,再次推进政制的改造之时,虽然少了“日月换新天”的激情澎湃,却也多了端赖“常识、常理、常情”的审慎与智慧,这么一看,我们虽然生活在巨人消弭的时代,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五

   此时此刻,夜色渐渐深沉,外滩钟楼的“东方红”音乐又一次响起。已经是夜里十点了,灯火似乎更显辉煌,观景大道的人潮仍然汹涌,经济繁荣的五光十色之下,似乎无人愿意对这音乐停步倾听、认真反思——这似乎正是中国模式的缩影。码字已经数个小时了,我舒展了下身体,目光恰恰和对面的人遭遇,他正举起酒杯,要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看到我,他微笑,“A la paix mondiale!”

   世界和平,这怕已经不是最时髦的祝愿了吧。很快,这座都市又将进入另一个无眠,一如这个国家。

   参考文献

   [德]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三联书店2013年版。

   王焱:“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演变——以康有为为中心的考察”,载氏著《社会思想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曹勉之:“克里俄的庇佑与身披丝袍的正义:比较法视野下的欧文诉李普斯塔特案”,载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2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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