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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回顾四则

更新时间:2015-11-21 15:57:44
作者: 杨扬  
这两部论集较为集中地讨论了五四时期新文学社团活动,倡导者的思想状况,文学创作及期刊出版情况。尤其是汪晖在论集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所体现的科学主义思想进行了反思,将五四时期所风行的“科学”概念与科学主义观念之间作了对比研究。同时,他对鲁迅前期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因素也给予了分析。第三方面的成果表现在王润华的《五四小说人物的“狂”和“死”与反传统》(刊于《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 唐晓渡的《五四新诗的“现代性”问题》(刊于《文艺争鸣》1997年第2期),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收入王德威的《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9月初版)。 这些论文主要是围绕五四新文学与传统及现代化关系展开的。第四方面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一些新版的文学史教程及个别专题论文中。如,钱理群、温儒敏和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初版)、 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初版)。 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处理上,这些教材与5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5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几乎都以突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不同为基本思路,强调新文学之新。而90年代这些教材,对新文学的认识,是将它放在20世纪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来认识,强调五四新文学是延续了晚清文学变革的要求,就新文学的思想资源而言,并非全都是来自国外,而是包括了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在内的思想。这样的研究思路,在90年代的一些专题研究论文中,更是体现得非常明确,如,张新的《论五四时期新诗与宋诗的文化氛围》(刊于《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沈永宝的《“文学革命八事”前因南社而立言》(刊于《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章培恒、 谈蓓芳的《论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刊于《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可以说, 这些专题论文在一些更为基本的问题和史料基础上,论述了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展示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另一个侧面。另外,随着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研究范围的扩大,对与新文学形成、发展相关的如出版、学校教育等文化因素的研究,也成为90年代中国新文学研究中较为突出的现象。如,有对商务印书馆与20年代初新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对新青年派与北京大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学衡派与东南大学之间关系等等。这些研究对我们认识五四新文学运动无疑会提供更加丰富的历史想象,同时,将扩大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研究空间。

     二、茅盾研究回顾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茅盾研究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吸引了一批研究者的研究兴趣,无论是研究规模还是学术影响都不亚于鲁迅研究和郭沫若研究。除了成立茅盾研究会,举行各种规模的研讨会,在大学开设茅盾研究课程和出版《茅盾研究》会刊之外,还组织人力,整理出版《茅盾全集》(已出版至第36卷)。

   从这一研究的历史进展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1949年之前为第一时期,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为第二时期,“文革”结束至80年代后期为第三时期,90年代之后为第四时期。

   第一个时期,主要为茅盾同时代人对茅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进行评价。这是茅盾研究的积累时期,其特征为这些评价活动是随茅盾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同步进行。茅盾原名为沈雁冰,茅盾的名字虽然是到1927年9月《小说月报》第18卷第9号刊发《幻灭》时,叶圣陶所改才出现,但对茅盾(沈雁冰)文学思想的评论在20年代中期就已有了。最初是在与创造社成员之间的论战中,成仿吾等对茅盾文学观有所评论。1926年,香港报纸对他的思想和行踪也有报道,并称他为“赤色分子”(据茅盾晚年回忆录《我所走过的道路》所忆)。1928年左右,主要是太阳社成员对茅盾的文学思想和《幻灭》进行批评。30年代,随着茅盾的小说《子夜》的三篇评论文章,称颂《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等评语,成为后来研究者常常引用的观点。另外,吴宓的《茅盾长篇小说:〈子夜〉》(刊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4月10日)对于《子夜》小说形式的肯定, 韩侍桁的《〈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刊于《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 日)对《子夜》人物塑造提出的批评意见,值得注意。这一时期对茅盾的评论文章,大都收入伏志英编的《茅盾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12月初版)和黄人影编的《茅盾论》(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1月初版)中。 其后,随着茅盾的《春蚕》、《腐蚀》、《清明前后》等作品的发表,又有一些评论文章产生。40 年代在对茅盾评价中最重要的活动, 就是1945年6月24日举行的祝贺茅盾50寿辰与创作活动25周年纪念。 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刊于1945年7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称颂茅盾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位巨人,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坛上努力了将近二十五年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这些评价,对后来茅盾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1949年前,对茅盾的评价虽然还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思考,但一些具体的评价和看法,逐渐形成,为后来的茅盾研究定下了基调。

   1949年至60年代“文革”开始前,是茅盾研究进入系统研究阶段。其标志是专门的研究论文和专著产生,所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都设有关于茅盾的章节,对茅盾的文学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吴奔幸的《茅盾小说讲话》(1954年3月泥土社出版)是1949 年后第一部茅盾研究专著。而邵伯周的《茅盾的文学道路》(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5 月初版)和叶子铭的《论茅盾四十年的文学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 年8月初版)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作。他们结合茅盾在现代文学史各个阶段的不同表现与其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肯定茅盾的文学史地位。除此之外,有关茅盾著译目录、年表及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开始展开,一些大学中文系编印了有关的整理材料。这一时期对茅盾的研究、评价,总体上是肯定的,并且这种肯定是与维护特定的文学史评价模式和文学观念有密切关系,所以,对这些评价有不同的观点,也无法按学术研究的正常方式举行讨论。如,钱谷融在《人物分析——以〈林家铺子〉为例》(刊于《语文教学》1957年第9 期)中指出茅盾小说创作中存在概念化的写作倾向和不足后,就受到了批判。1963年后,对电影《林家铺子》的批判,也是如此。

   “文革”结束至80年代后期,是茅盾研究最兴盛的时期。不仅研究成果是茅盾研究史上最多的,而且涉及的研究领域也是以往研究所不及的。首先是茅盾的文学史地位经“文革”之后,被重新确认。这方面的标志是叶子铭的《评〈林家铺子〉——兼谈对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学作品的批评标准》(刊于1978年《文学评论》第3 期)以及胡耀邦《在沈雁冰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刊于《人民日报》1981年4月12日)。 其次是有关茅盾的生平材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有系统地进行。最有影响的是茅盾晚年回忆录《我走过的文学道路》出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80年代陆续完成),其他有孙中田、查国华编的《茅盾研究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5月初版)、 庄钟庆编的《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初版)、 李岫编的《茅盾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8月初版)和唐金海、 孔海珠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中的《茅盾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初版)。 在对茅盾文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上,孙中田的《论茅盾的生活与创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5月初版)和庄钟庆的《茅盾的创作历程》较为突出, 尤其是后者,对茅盾的一些生平史料进行了重新考订。对茅盾研究中有关自然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问题,结合文学史史料及茅盾早期的思想特点,作了更为切实的分析、研究。上述研究从评价体系上看,基本上延续了“文革”前的文学史评价体系,即在充分肯定茅盾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对个别问题的评价上,研究者的看法有所差异。而随着80年代中后期文学观念的变化,在“重写文学史”过程中,对茅盾的文学评价也发生变化。这一变化主要是围绕《子夜》的评价而展开。蓝棣之的《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刊于《上海文论》1989年第3 期)和徐循华的《诱惑和困境——重读〈子夜〉》(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1 期)不仅认为《子夜》是一部失败的作品,而且认为《子夜》模式作为一种文学史模式,已成为阻碍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因素。他们的这些看法由于80年代末的特定社会环境和文化气氛的影响,没能得到展开,但在茅盾研究中还是产生了一些积极思考。

   90年代之后,茅盾研究与80年代相比,参与人数和产生的研究成果都不如前一个时期,但研究还在进行。从已有的研究看,争议最大的,还是围绕茅盾的文学史地位展开。一些极端的看法是将茅盾从中国现代优秀作家行列中清除出去,但更多的研究者还是以反省的姿态重新审视文学史上的茅盾。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在修订本《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初版)中, 虽然对茅盾的具体评价上有所变化,但仍然设茅盾专章。这一时期茅盾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第一,是有关茅盾生平材料的搜集整理方面。第二,是一些反思性的研究成果。前一方面的收获有沈卫威的《一位曾给茅盾的生活与创作以很大影响的女性——秦德君对话录》(在《许昌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2、3期和1991年第1期上连载)、 叶子铭的《梦回星移——茅盾晚年生活见闻》(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期初版)、 金韵琴的《茅盾谈话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12月初版)、唐金海与刘长鼎主编的《茅盾年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6 月初版)以及韦韬与陈小曼合著的《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7 月初版)。后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茅盾的文学观和批评观上。如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初版)第5 章“茅盾的社会——历史批评与‘作家论’批评文体”中,在肯定茅盾式的社会批评的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不足的成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声势上虽然是茅盾研究史上较为低落的时期,但研究成果的份量并不轻。

     三、朱自清研究回顾

   朱自清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成立以来,朱自清研究一直是研究者所关注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对朱自清的文学史地位,几乎都有所论及,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只有少数几位才能享此殊荣。

从文学史研究的情况看,以1949年为界,朱自清研究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研究的准备和雏形阶段。主要表现为朱自清同时代的人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以及在他逝世后,通过纪念文章的形式,记录朱自清的生平事迹,论述他的文学思想和文学风格,确立朱自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具体地说,对朱自清作品的评价,最早始于对他的长诗《毁灭》的评价。1923年5 月号《小说月报》发表陈中舫的《朱自清君的〈毁灭〉》一文,介绍了这首长诗的创作经过和内容。9 月号所发表的俞平伯的《读〈毁灭〉》一文,在这一时期的批评文章中较有代表性。俞平伯认为《毁灭》在当时的新诗坛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另标一帜”。20年代后期,随着朱自清散文创作的增多,对他散文创作的评论也开始出现。最早评价朱自清散文的,是钟敬文的书评《背影》(收入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29年2月出版的《柳花集》中)。 钟敬文用“真挚清幽”来概括朱自清散文的风格。30年代,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对朱自清的散文创作作了较为完整的概括。他认为:“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满贮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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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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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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