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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恩和 张洁宇: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

——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思想轨迹

更新时间:2015-11-21 15:53:32
作者: 张恩和   张洁宇  

   闻一多是我国现代杰出的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虽是一介文人,却一生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奋斗不息,最后以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罪恶的枪口下,牺牲时年仅47岁。然而,他短暂的生命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不仅在历史的天幕上留下光彩夺目的痕迹,而且轰轰烈烈。

   闻一多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说过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1]这也是他一生言行的准则,像一条红线始终贯穿了他一生。事实上,他作为诗人的热情,作为学者的思想,作为民主战士的斗争精神,概言之,他的一切创造力,都无不来源于他刻骨铭心的对于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爱和对于受苦受难的骨肉同胞的爱。不过,他的爱祖国和爱人民的思想,就其明确性和深刻度来说,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恰表明了一个真正爱国者必经的心路,也成为各种各样爱国者真诚与挚爱程度的见证。

   一

   闻一多青年时期即表现出深切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的中国,虽然已进到20世纪,形式上也推翻了皇权统治,号称是“中华民国”,却仍然遭受着帝国主义的欺凌,人民大众也在封建军阀势力的统治下备受压榨,苦不堪言。这一切令所有爱国者特别是爱国青年无比焦虑,也无比愤激。他们都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摆脱内忧外患的道路,改造中国,振兴中华?

   就在闻一多为求知识求真理从遥远的家乡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学习时,五四运动爆发了,此时的闻一多正血气方刚,风华正茂。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它以巨大的声势扫荡着旧中国的污泥浊水,又号召并席卷一切爱国者投入到这伟大的行列。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五四运动对所有的中国人也是一次伟大的洗礼。五四运动发生时,闻一多像许多爱国青年一样,思想情绪都处在极度昂奋之中,感到“一切只是新鲜,一切只是明媚,一切只是希望,一切只是努力。”[2]他不但在校园里表现得十分活跃,而且积极参与校外的一些爱国宣传活动。在这次运动中,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使他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有了更深的思考和忧虑。

   五四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因封建反动势力的顽固,一些问题和任务只是被提出来,而未能很好解决,运动很快转入低潮。事实上,许许多多积重难返的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但五四运动在中国人民面前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人们看到新的机遇和新的天地。

   就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即在五四运动的低潮中,闻一多带着许许多多的问题赴美留学。这些问题中最大的一个乃是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在美留学期间,他亲眼目睹并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人在国外被排斥,受歧视,其心情极为愤慨。他曾说:“自从与外人接触,在物质生活方面,发现事事不如人,这种发现所给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担负,实在是太重了。”又说:“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3]闻一多的思想感情是可以想象的。一个热血青年,身居异国,本就极易生发对故国的情思,再遇人歧视、排斥,怎能不倍感压抑,更加激发对自己国家兴旺发达的渴求,盼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改变面貌,在世界列强面前拥有一席之地!此时,民族的观念、“国家”的观念,极容易在他充满青春幻想的头脑中膨胀、发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一些与他有同样感受的留美学生(以原在清华学校就读的学生为主)一道,发起并组织爱国的群众团体——大江会(开始名“大江学会”),张扬国家主义的旗帜,也就十分自然,完全可以理解了。

   对于闻一多曾参加大江会,直到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崇奉国家主义,过去一些论者或尽量回避,或极力为闻一多解释和开脱。如闻一多崇奉的国家主义和当时其他一些国家主义者提倡的国家主义有所区别,不尽相同;又说什么大江社的成员有左中右之分,而闻一多是属于左派,靠近革命;还说什么闻一多崇奉国家主义主观上是为了爱国,客观上也只是在文化的层面上活动,较少政治影响和意义,等等。这些论者的出发点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当时一些主张国家主义的人后来日趋政治化、政党化,不但为国民党统治集团张目,更成为它的附庸,从而使国家主义名声扫地。而闻一多则相反,他不但坚守着真正的爱国主义,且后来更向左转,成为国民党专制主义的极力反对者,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这样,一些论者便有意无意地对他崇奉过国家主义加以回避或者淡化。其实,这完全没有必要。

   闻一多曾积极参与大江社的发起和组织工作,崇奉国家主义,是客观历史事实。从他一生走过的道路看,他的这一经历不但不影响他后来的战斗业绩,反更能说明他作为真正爱国者和民主斗士的心路历程;看到他的思想是怎样变化和为什么会这样变化。

   闻一多在到美国留学之前,就有很强的爱国心和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他对于祖国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十分重视,甚至感到自豪。出于此,他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也就更加痛恨,对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虑也就更为忧愤深广。赴美留学后,他的这一思想感情就更被激化,更加决心为改造旧中国献出自己绵薄之力。这时,他选择信仰了国家主义,因为他看到19世纪以来欧洲一些国家和民族以此号召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取得明显成效,而这一思潮在他赴美留学之前也已在中国开始传播和流行,颇被一些爱国青年欢迎。他自己就说过:“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4]对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出洋之前就“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出洋后还继续“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nationalism”一词;本可译为“民族主义”,也可译为“国家主义”。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是把它译为“民族主义”,闻一多觉得译为“国事主义”为佳,认为可以强化人们的“国家”观念,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关心国事,团结救国。由此可见,闻一多在赴美留学之前,对国家主义即有所闻,也是有所考虑,心有所动的。

   闻一多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大江会,明确提出国家主义,其实也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反动、那样可怕。这有他们自己的章程为证。大江会的章程明确规定:“本会的宗旨为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对外反对列强侵略”,而目前的首要任务则是“暂时偏重反对列强侵略与鼓舞民气”。又说:“大江的国家主义,乃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5]过去有论者说,大江会的宗旨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不代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这颇让人费解。不错,大江会的成员很少甚或没有劳动人民出身者,但他们提出的这些目标,为什么就不应该是国人所追求的呢?至于说大江会不反对帝国主义,这恐怕也是说不过去的。诚然,当时的留学生大多靠“庚款”留学,受西方影响(干脆就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但他们也并不都失去理智,完全拜倒在帝国主义面前。大江学会的大多数成员,至少闻一多本人就是如此,这也有《大江会宣言》为证。《大江会宣言》就特意列出一章“帝国主义侵略与国家主义”,专门述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问题。由此可见,大江社提出的一些基本要求是爱国的,对帝国主义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一直到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内,闻一多参加大江会的活动都非常积极。当时他的政治热情很高。他曾说:“当今中国有急需焉,则政治之改良也。故吾近来亦颇注意于世界政治经济之组织及变迁。我无干才,然理论之研究,主义之鼓吹,笔之于文,则吾所能者也。”[6]可见他对自己的热心和才干都充满自信。由于他自身的特点,他的才干和活动较多也较主要的是文学和文化方面。突出的是他在大江社的刊物《大江季刊》发表了许多诗作。其中如《洗衣曲》、《七子之歌》、《长城下的哀歌》、《我是中国人》、《爱国心》、《南海之神》等。这些诗,他自称都是为“鼓吹国家主义”,但若不了解他的创作意图,光从诗作本身看,应该说这些诗都是对祖国的热情赞颂,表现了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热爱祖国的深刻感情。即以另一首发表在别的刊物上的《醒呀!》为例,其时国家主义者普遍以“醒狮”喻振起的中国,有些人就被称(他们也自称)是“醒狮派”,但闻一多的《醒呀!》却分明表现了中国各族人民对于祖国新生、振起的热烈期待。诗人把祖国比作“熟睡的神狮”,哭诉着“神州给虎豹豺狼糟蹋”,急切地呼告:

   醒了吧!醒了吧!威武的神狮!

   听我们在五色旗下哀号。

   至于他的《七子之歌》更形象地把被帝国主义侵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顺、大连等多处地方,比作被强盗从祖国母亲怀中抢走的孩子,诉说着他们渴望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的急切心情,哭喊着“母亲,我们要回来,母亲!”又该是多么深切动人,催人泪下啊!

   闻一多在参加了大江会后,不但政治热情很高,而且有很大抱负。他曾用诗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踌躇满志,说:从此,“我要修茸这历史的舞台,预备排演历史的将来。”[7]他在美国时,还曾给家人写信说:“客岁同人尝组织大江学会,其性质已近于政治的,今有人提议正式改组为政党,其进行之第一步骤则鼓吹国家主义以为革命之基础。今夏同人将在芝加哥、波士顿两处开年会,即为讨论此事也。”[8]他除了致力于《大江季刊》的办刊工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还撰写了一些宣传国家主义的文字,如《印度女诗人——奈陀夫人》等,先后在《现代评论》、《大江季刊》等刊物上发表。对这些,我们都应该给予必要的肯定,作出应有的历史评价。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世界发展趋势看,国家主义决不是一条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真正出路,因而对闻一多本人说来,他的选择并崇奉国家主义,实际上是走了一段思想弯路。

改造和振兴一个国家,指包括这一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组织结构等诸方面的更新发展,是一个极其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漫长有时甚至是十分痛苦的过程。千百年来,多少志士仁人献身于这一过程,甚至抛头洒血,然而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即在未能明白国家的实质,也自然未能找到真正改造和振兴国家的办法。他们的一个通病是把“爱国”和“爱国家”简单地等同起来。他们不知道“国”是“国”,“国家”是“国家”,二者可以重叠,但往往又不能完全契合,并不简单地是一回事。“国家”广义是指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狭义则指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理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即它主要是指处在统治位置的政治机构,那么,当这个“国家”不是保护和代表人民,只不过代表一小部分人即统治集团的利益的时候,这个“国家”实际上即处在与人民相对立的状态,对这样的“国家”又值得人们怎样地爱它和为它服务呢?在这种时候,国家主义只能是为反人民的政权张目。事实上,当时许多人对新老军阀统治的所谓“中华民国”并不抱希望,而是采取不承认以至反对的态度,其中鲁迅即最突出和最卓越的代表。那时,尽管他尚未完成思想转变,对于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也不可能作更深刻的剖析,但有一点他十分明确,即他始终未对当时的政权存丝毫幻想,一直认为自己不过是他们治下的“臣民”。他曾极其悲愤地诉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我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9]因而他始终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工作,意在唤醒“奴隶”们起而斗争,以争得“真正的做人的地位”。有一点他虽未明确说出,即当国家真正成为人民的国家,才值得爱它,也应该爱它,但从他的一生言行却可以看得清楚明白。可惜的是,此时的闻一多还没有达到这一思想高度,他要达到鲁迅的境界还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所幸的是,尽管闻一多曾一度陶醉于国家主义,却始终没有忘记人民,他一直关心着人民的疾苦,能够从人民利害的角度看问题。即如他在1926年3月10日,参加了一次国家主义较大规模的活动后数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有的国家主义者噤若寒蝉,他却义愤填膺地写下了谴责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的著名诗篇《天安门》、《欺负着了》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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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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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京)2003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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