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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佩璇 黎汉基:移民、疆界与公民身份——以戴维·米勒的观点为讨论中心

更新时间:2015-11-20 09:05:23
作者: 黄佩璇   黎汉基  

  

   【摘要】从权利的角度界定公民身份,是一种普遍的做法。从这一角度出发,公民拥有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成为他国公民的权利。然而,现代各国却不遗余力地控制疆界,各种移民限制不容外来者置喙。这种单方面的做法是否具备正当的理据?单纯诉诸权利,能否辩护疆界控制的理据?能否解决移民与公民身份的问题?本文将主要围绕戴维·米勒的观点展开论述。

   【关键词】移民 疆界 公民身份 米勒

  

   一、疆界与移民限制

   说今天的政治思考和政治实践(包括各种公共政策的思辨)弥漫着权利的谈论,大概不是夸张的陈述。无论属于哪一种意识形态立场,政治人物和专家学者经常使用“权利”这一词语来提出自己的诉求,以此界定自身作为公民的身份资格。问题是,谁可以具有公民身份?公民身份是如何界定的呢?怎样界定才具有政治合法性?光是权利的诉求足够吗?

   这正是许多政治理论家感到棘手的难题。从发生过程来说,公民身份是一种不由自主挑选的资格地位,因为全球所有领土已被划分为各个主权国家,任何人从出生起便注定成为某一国家的公民。从选择自由的原则上看,这或许是一项需要矫正的任意事实(arbitrary fact)。假如说,中世纪时期的封建关系使一个人从出生起就被绑束在某些负担或特权之上,那么现代公民有没有选择的回旋余地呢?如果封建主义是错误的,有什么理据辩护现代的做法呢?①

   当然,即使是历史常识不算丰富的人也知道,封建社会与现代国家并不相同:在封建社会中,来自某一社会阶级的人没有进入或离开的权利,在各种决定其生活安排的过程中也没有发言的可能性。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参与的自主性使公民不致沦为毫无自由的臣属,那些受制于法则的公民该是法则的始创人,情况仿如康德所说的自我立法:“他仅服从他自己制定的、但却普遍的法则,而且他仅有责任依据他自己的意志(但是就自然的目的而言,这个意志制定普遍法则)而行动。”②从康德的观点反向思考,一个人所面对的若非他想服从的法则,就没有责任据此行动。但如上所述,公民身份既非公民自己选择的结果,若要真正尊重选择自由,便应该给他重新选择的机会。表现在公民的现实行动,要么是改变他不想要的法则(例如改革法规,甚至推翻不合法的政权),要么是用脚来改变自己的公民身份,也就是移民到他更喜欢的新国家。

   移民③的前提是行动自由的可能性。使公民受制于国家的强制性法规,却又不给他行动自由,似乎是不正义的。然而,现代各国之间的疆界,却是阻挠随意行动、使许多移民无法跨越的可畏障碍。企图移居另一国家的人,能否正当地入境入籍,先决条件是得到该国的允许,其中归化人数之多寡、准入标准之设定、裁量权限之使用,皆是该国主事人员单方面所掌握的事项,容不得移民置喙。仅从民族主义的原则判断,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控制和角逐领土已被视为主权国家自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职。正如史密斯的分析,“民族主义总是涉及对土地的角逐,或对土地权利的主张;几乎就定义而言,民族要求一个领土的基础,使其成员得以扎根和实现其需要”。④但在许多自由主义者看来,主权国家的领土权利及其控制疆界的理据,似乎并不那样振振有词。尤其是随着以《正义论》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典范之奠立,不偏倚性(impartiality)和中立性(neutrality)成为许多理论家思考政治世界时的基本判准。单方面强调民族国家单方面限制移民的各种做法,是否倚偏和不中立呢?是否具备正当的理据?如果有的话,是什么理据?如果没有的话,又是怎样的理论景象?单纯诉诸权利,能否为疆界控制的理据辩护?能否解决移民与公民身份的问题?

   鉴于移民在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而现在大规模的移民正是(恐怕未来仍是)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汗牛充栋,如今奉献给读者的这篇短文,无法面面俱到,主要围绕着戴维·米勒(David Miller)的观点展开论述。之所以这样选题,不仅仅因为米勒是英国牛津大学知名的政治哲学家,已有多本著作的中译本出版,汉语学者并不陌生;⑤也不仅仅因为他是自由民族主义⑥的代表人物,他研究社会正义、国际正义和民族性的著作,其思路的明晰性比起塔米尔(Yael Tamir)等学者更加细腻和全面;更因为他及其高足桑德斯(Ben Saunders)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公民身份研究的关键环节:光是诉诸民族性或某种前政治的权利,将之看成立论的独断起点,无法彻底辩护封闭疆界和限制移民的理据。

  

   二、米勒为什么拒绝开放疆界?

   移民之所以成为公民身份理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缘于平等性的诉求。公民之所以有别于臣民,因为公民身份总是与某种民主形式的政治参与(尤其是投票权)相伴随。在政治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年的成员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而这些权利和责任构成了一种公民的资格。享有这一身份的人被赋予平等参与的地位,能够以某种民主形式做出某些规管社会生活的集体决策。这是一种不分等级的平等资格,不应该存在某些人或群体被歧视为次等公民的现象,也不应该存在按官阶品秩而分殊对待的情况。⑦平等公民身份的观念,反映在公共政策上,就是需要国家在各个领域(教育、就业、文化政策等等)确保机会的平等性,不管需要这些机会的人具有如何不同的阶级、特征、个人信仰等等。这种平等诉求要求经常监察在不同的社会阶级、地理区域、文化群体上的公共开支,努力地让公民在享有利益的同时严肃地负起相应的政治义务。当移民被政治共同体接纳为一分子时,接纳他们的理据是他们在组成共同体时属于永久的公民。这意味着,他们应该立即被授予各种权利,只要他们已符合国家所施加的合理要求,其他事项将由此推衍出来。⑧

   由此可见,公民身份虽然涉及权利,但不止限于权利,更准确地说,它是决定权利的先决条件,借用新共和主义理论家贝拉米(Richard Bellamy)的说法,公民身份是一项“拥有权利的权利”(the right to have rights)。⑨然而,这是如何让公民拥有的呢?假如说,公民身份与政治参与密切相关,那么参与的渠道是否开放呢?若不开放而单方面抹杀别人的参与,是否可以呢?疆界之所以被人质疑,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划定了某些人从出生起便属于公民,其他不在该领土内出生的人却没有这种身份。这样一来,岂不是预先抹杀了外来者参与这个共同体的机会?站在分配正义的角度上看,这合理吗?移民问题的出现,明显提醒世人分配正义的范围可能延伸到主权国家以外,假如全球分配正义涵蕴移民对他们试图入籍的国家可以提出正义诉求的话,那么这就有可能转化为准入境入籍的诉求。基于尊重所有人皆有自由平等的道德人格的自由主义立场,卡伦斯(Joseph H. Carens)主张必须开放疆界,认为拒绝移民是毫无理据的。⑩

   在这里,人们可以质疑,承认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平等的道德人格,是一回事;是否对其他人予以平等对待,又是另一回事。假如前者不一定涵蕴后者,那么富裕国家似乎就有理据辩护封闭疆界的做法,因为它们可以根据优先保护国内弱势群体的考虑,而拒绝移民入境或入籍。11这也是过去某些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例如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在《政治的元素》中表明,国家向企图移民的人施加它所想要的某些条件,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一个国家必须明确地拥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接纳外国人,施加任何进入或过境时征收费用的条件,将外国人置于任何可能被视为权宜之计的司法限制或缺陷之下。实际上,一旦接纳了他们,就不应该突然(而且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对他们使用苛刻的差别对待,但因为它可以合法地驱逐他们,所以它无论如何必须有权利以它认为妥当的方式对待他们,在给予恰当的警告和允许撤回的恰当时间之后。”12按照西季威克的思路,从普世的视角来看,国家在决定它的移民政策时,将处于平等地考虑所有人的责任之下。虽然这可能是“未来的理想”,但在当前的环境下,国家注定优先考虑其成员的利益,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必然要平衡允许移民入籍潜在的经济利益与潜在的社会成本,例如“促进道德文化和知识文化的政府功能可能由于具有不同道德习惯和宗教传统的外来移民持续涌入而变得绝望的困难”。13

   美国总统威尔逊同样强调本国人民优先的政治立场,他在一战期间面对大批涌进美国的新移民时,认为他们没有保持本国文化传统的理据,必须迎合美国的主流社会:“除非你在每一方面上(并且根据他的意志的目标)都已变成彻底的美国人,否则你不能让自己为美国献身。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在群体之中,你就不能变成一个彻底的美国人。美国不包含群体。一个认为自己属于美国某一特定全国性群体的人,还未变成一个美国人,而这个身上还带着自己的民族性的人,不是值得活在星条旗下的儿女。”14在某种程度上,威尔逊的思路已经相当接近米勒的自由民族主义主张,因为他们都把本国人民及其民族性的考虑,列为移民准入和整合的先决条件,尽管他更相信自由民族主义是在主权国家的传统立场与移民人权的激进立场之间的中间路线。15

   作为自由民族主义的一支,米勒对民族性的构想,以及他对于确保公民具有共同的民族认同的各种建议,都尝试抱持自我抑制的态度。他尝试拒绝分配正义奠立开放疆界的理据,其做法是主张:第一,分配正义是由有界限的政治共同体所设定的;第二,主张政治共同体过去的历史和决定是与分配正义相关的。16

   这样的论述能够确立限制移民的可允许性(permissibility)吗?先说第一点。根据米勒的说法,分配正义之所以预设有界限的共同体,是因为要使被分配的各种物品在这种语境中获得它们的意义和价值。17这一点并非他的独创,沃尔泽从社群主义出发也提出过类似的意见。18米勒的独特之处,是强调这一语境依赖于正义的比较原则(尤其是平等原则)之应用。19根据这一观点,人民无论怀有什么理由,他们的跨境行动也不能被辩护为分配正义的问题。这似乎可以跟各种非比较性的原则兼容,例如要求保障基本权利和需要的原则。所以米勒认为,遇上移民的人权遭到伤害而必须予以援手的情况,也不见得可以挑战民族性的原则,因为难民情况仅凸显难民诉求的独特力量,不等于移民的基本权利;而保障困厄者的基本权利和需要,也确是米勒屡次强调的一贯主张。20

   问题是,为什么分配正义应该这样在范围上予以限制呢?米勒所讲的语境主义,是以什么方式诉诸(或涵蕴)民族性的关怀?这样理解的话,它是不是一套可行的观点?米勒相当接近沃尔泽的进路。沃尔泽说:“如果我们理解一个物品是什么,它对那些将它看作一种善的人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能理解它应当怎样、由谁、为何原因来分配了。所有分配公平与否是与利益攸关的物品的社会意义相关的。”21米勒同样认为,作为正义而要被分配的物品,在不同社会中各具不同的社会意义:“就利益的价值是由它们对作为整体的相关人群的价值来确定的这一点而言,正义是与对这种利益的分配有关的,但正义必须不对个人的偏好抱有先见。”22换言之,分配应该追溯人民对物品的评价,而分配正义也预设了共同体对这些价值的某种共识。23

这就很自然地与米勒上述反对开放疆界的第二点主张相呼应:分配正义离不开政治共同体过去的历史和决定。按照他对民族性的理解,社会成员共享某一套公共文化,所以他也拒斥在这种文化以外还有其他更合理的途径处理全国分配正义的问题:“我们将不再能够依赖于一种共同的文化理解来解决一种或者一些公制能够被恰当地用于解决跨国的机会衡量问题。”24既然不存在这样一个衡量的公制,言下之意,也就没有比本国的民族性更有力的判准。但是,这样也可能使米勒招来类似沃尔泽所遭受的攻诘。沃尔泽过分强调社会内部语境的观点早已被严厉地批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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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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