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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玉凯:从经济转型到政治转型——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对话

更新时间:2015-11-20 09:02:12
作者: 汪玉凯 (进入专栏)  
但上面着急,下面不急,这就出现了矛盾的格局。

   因此,在反腐过程中如何防止官员不作为需要认真思考,找出解决对策。现在中央领导看到了不作为现象的危害性,积极应对。我的整体感觉是,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从政策上看,要有破有立,二者并举,不可偏废。这就是说,对于过去的灰色收入,与民争利、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坚决制止,但也要维护公务人员正当的权利和利益,特别是要保证他们的正常福利,比如落实休假制度和加班费等,现在领导不休假下面的人不敢休假,这是不正常的。这两年破的方面比较多,但总体感觉立的不够,要考虑官员也是人,他们的实际利益如果得不到保障,就会影响他们的情绪和积极性,这不应该是我们的初衷。

   《高见》:最新出台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强调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尤其新增不得妄议中央,引发广泛关注。中共强调政治纪律政治规矩针对什么?

   汪玉凯:《中共纪律处分条例》一是体现了党纪严于国法,二是凸显党要管党,并将党纪纳入法治框架。党纪过去在实施中确实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说是流于形式。有的官员甚至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没事,现在从严治党,强调党内一套规矩,违反了党纪,一定会受到惩治。这些从严治党的举措,从长远看,有重要意义。

   从党内惩治腐败处理机制上看,目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中纪委办案到底,现在纪律和法律分开,中纪委只管违纪,违法交给司法,把党和国家的职责分开了,有利于下一步更好从严治党。

   在充分肯定这一条例修改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方面引发的一些社会疑虑。比如说条例中提出的"妄议中央"?我了解到在社会上确实引起了一些议论。我的看法是,所谓妄议中央应该是有特指的,比如少数高官可能存在某些非组织活动的问题,甚至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山头主义什么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可能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至于一般党员,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正常程序对党的一些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不应该在妄议中央之列。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好也在党,败也在党。而党的核心问题恐怕是用人选人问题以及相关制度的构建,这些都和政治改革有直接关联。从严治党必须从执政党自身体制改革开始。纪律处分条例只能起到一个方面的作用,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根本在于执政党体制机制的改革,这又和国内政治改革息息相关。

   最近在一次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上,我看到了胡耀邦1980年11月23日在各省市自治区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一个讲话,他指出:“执政党同地下党、非执政党有什么根本区别?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党执政后不能够命令群众,不能把自己变成旧社会那样的统治者,那样的统治阶级。社会主义可以退化为社会帝国主义,这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是说得通。”我觉得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在想,胡耀邦1980年讲的这段话,已经整整过去35年了,那么35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经济社会都取得举世触目成就的今天,这种蜕化变质的风险是降低了还是上升了?也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我的感觉是,如果从增强危机意识的角度看,这种风险确实是上升了。其具体表现是:贪腐泛化,官场变味,贫富悬殊加大、官民冲突以及既得利益集团在少数地方横行,从而导致经济、社会、信任、政治等多种风险上升。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概括起来最根本的可能有两个:一是经济转型整体成功;二是政治转型似乎并未跟进。这就是说我们在经济层面,成功地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在高度集中的政治向民主法治转型中却遇到了障碍,甚至使这转型功亏一篑。而这两者转型的错位,正好为权钱交易、权力寻租提供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不可能出现的巨大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治转型的核心,是启动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别无他途。在这一点上,至少我们从十八大后的强势反腐、遏制既得利益集团的蔓延、制定依法治国纲领等,似乎感受到这一点。

   基于此,我曾经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三大政治目标,提出了“三清四权”的政治转型目标:这就是:“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按照这一思路,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我们就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补上政治转型这个短板。

   四.对党从严要求不能扩大到全社会

   《高见》:十八大之后,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空前,说明中央对党有着很强的危机意识。但现实中,给社会也带来一些价值上的影响,给一些具体部门在治理中提供了一种强势支持,政府部门和民众、企业、社会组织之间越来越缺少弹性,这与十八大提出的打造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现代治理能力似乎又背道而驰,这就给了社会一种不可预知性,如何界定对党内要求和社会要求的界限?

   汪玉凯:从严治党是对的,按照党纪党规严格要求党员也没有错,但是不能将之简单放大到整个社会。在这点上,要防止党和国家不加区分引发某些思想混乱。

   《高见》:对中国当下的形势,官场出现一些消极不作为现象,知识界也有部分人保持沉默。另一方面中央又提要继续深化改革,而30年前的那场改革始于思想解放,理论突破,现在好像这方面动力也不足。接下来中国会怎么走?

   汪玉凯:我的感觉是中国正处于一场巨变的前夜,一场更大的巨变似乎正在酝酿之中。在这场巨变中,也许会有很多种演进的可能,但我以为最有可能的是两种趋势:

   一种是朝着更加改革开放的方向发展,用顺应世界潮流的思维和战略来处理各种重大问题,增强与世界的包容性。其中最主要的包括经济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政治层面的民主法治改革方向。如果是这样,中国将有可能真正走向一条振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将实现全面转型,国力增强,人民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对执政党的认同度也大幅上升,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探索出一条独特的执政之路。

   另一种可能性是市场化改革方向由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议和国家治理改革滞后,难以顺利推进。与此同时,政治上民主法治转型继续受阻、甚至再次受到左祸干扰,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将再一次遭受重创,内忧外患祸不单行。这一点之所以需要特别关注,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中国社会似乎有左的基因,很容易被再次死灰复燃。记得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曾经说,要防止右,但当前主要危险是左。我认为邓公当年的这一重大判断,并没有过时,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高度警觉。

   所以我们说,不走西方的道路,也不退回到文革的道路,我们决心要走一条振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但问题是,这条道路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内涵在理论上究竟应该如何清晰的鉴定和把握,在实践上如何有效推进,还要能够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和价值认同,并不简单。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针对意识形态领域价值认知方面存在的问题,我们制定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共识。首先应该肯定,有这样一个价值观,总比没有好。如果经过多年努力,在引领社会价值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其意义不可估量。但我以为,对于这样的重大议题,我们似乎还可以做的更好些。比如说这一价值观的基本立论,就值得推敲。我以为用“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可能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具有包容性,如果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实际上等于把香港、澳门、台湾等都排斥在门外了,因为按照我们的主张,这些地方是可以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而且这一立论,也无形中增加了与世界的对抗性,并不利于我们的发展。

   除了基本立论,这一价值观的具体表述,也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在很多人看来,24个字似乎也太长了,不易于记忆和上口。越简练,可能越容易普及推广。所以我以为,如果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个人的即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另一句是国家的即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可能更好。第一句是中国传统中传承下来文化经典,以此来塑造个人人格;第二句则是世界共同价值的追求,国家有义务、有责任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这样一个制度框架。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构建现代中国核心价值观,也许更能反映普通民众的真实诉求,也能够极大地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转型。

   来源: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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