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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听杜润生谈:怎样做政策研究

更新时间:2015-11-19 00:28:47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第二要有长期性。

   关于在调查过程中要坚持客观性的态度,杜润生说:“搞调查研究就要尽量客观一点。不要随便舍弃不支持你的见解的东西,也不要专门去找那种事实。任何一个概念,一个规律,一个法则,都不会和客观事实完全吻合。不能说我讲了一句话,到处都适用。”他还专门讲到如何处理在调查过程中获得的材料:“概念和材料不要绝对化,调查研究也不能绝对化。也许你舍弃的材料,恰恰就是我们最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我们搞调查研究,不要害怕不符合既定模式,既有的观念,既成的理论,调查结果与既定的结论观点可以是不一样的。”“不要一发现不符合自己口味的东西,就批评人家观点不对。如果我们搞调查研究,不能抛弃一些过时的个别结论,不能反映事物的另一方面,这样的调查材料无助于指导变革”。(第148页)

   关于调查工作要长期坚持,杜润生指出调查要“长期化、系统化”。他强调做调查要注意长期积累。他说:“我们的调查研究要拉长线,不是只拉短线。有些材料是马上就要用的,有些材料是为以后使用准备的。”

   1983年初,九号院开始部署在全国每个省选取十个左右的村作为调查基地,同时,在全国19个地区57个县设立长期信息点。在这次工作会议上,杜润生解释了为什么要在党政系统之外单独建立自己的信息联系点。他说:“建立信息点是一个新做法,目的是使信息更直接来自基层。通过行政的渠道反映也可以,但信息要经过加工,如果经过县、地区、省逐级加工,费时太长,而且可能有失真之处。我们想直接得到一些信息,这就是原来建立信息点的本意”。针对参加会议的有些地方官员提出,需要中央发文件专门部署再启动的建议,他说:“大家反映目前搞力量不够,机构人员不定不好搞。这当然有道理。不过这件事最好早些准备,准备越早越好。全国搞三百多个村的调查研究,早一点部署为好。不一定非要等中央发指示不可。中央总是说要调查研究,没有任何文件上说不要搞调查研究,不要先行试点。所以不要等中央文件再干”。(杜润生文集上册,第131页)。

   杜润生对研究人员提出调查方面的严格要求:新来机关的青年每年至少到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他说:“不这样亲身体验,就不了解农村,就不够格做农村工作”;他还提出,机关的青年人要一个月举行一次报告会,每个人要报告自己一个月以来的调查研究新发现。1982年秋天,九号院曾经下派人员到安徽凤阳县挂职副乡长。我本人曾报名,但是没有获准,秘书处派了别的同事去。

   杜润生不仅要求九号院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农村搞调查,而且他自己就是做农村调查的榜样。根据高文斌秘书的记录,从1980年到1984年间,杜润生走遍了全国25个省240个县。他下农村调查,走街串巷,深入农户,很少两三天就回北京,经常下去一次就是十来天,有时候一次外出调研就达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外地出差的时候,经常晚上还要开座谈会。有的偏远地方,他有意重复去调研,过两年去一次,通过前后对比发现问题和经验。杜润生的这种调查方法,与现在的高级干部下基层调研,显然有多方面的不同。一个七十岁的老人,以这样的方式做农村调查,凝聚了一种特殊的精神。

   当年九号院能起草出至今备受称道的五个一号文件,扎实的基层调查是重要基础。正如在杜润生追思会上有学者所指出的:好的政策文件不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

  

   四,谈研究方法——“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

   在多种场合,杜润生经常阐述他关于研究方法的经验和观点,告诉大家怎样在调查基础上展开研究。

   我印象最深的是,杜润生结合政策研究中的常见问题,特别要求大家在研究中避免犯两种错误:

   第一,注意避免政策意见的一面倒,他告诫大家,研究中要注意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不能被单方面意见所左右。他讲到:“调查完了要注意研究,研究的时候,要注意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见。要搞点逆向推理法。这样干有什么好处,换一种办法又有什么坏处?当你提倡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要注意为什么有人反对,他的根据是什么;当你反对一件事情的时候,要注意研究为什么有人支持,它为什么能够产生,为什么能够发展。比如‘大锅饭’是怎么产生的?因为它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一部分农民的要求。铁饭碗的存在,也是有它的客观根据。改变它,要有一个分寸。铁饭碗要反对,但是没有一个饭碗也不行。去掉铁饭碗只能改变干不干一个样,至于饭碗总要有一个。总之,调查研究也要开创新局面,把它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实验来搞”

   第二,注意避免政策意见先入为主、一成不变。他告诫大家,政策观点的形成,对于问题的认识,是个不断修正的过程,不要被第一次的认识所束缚。他反复提醒说: “千万不要固定第一次对于事务的认识,那往往是错误的,一定要在不断地学习实践,听取不同意见中进行修正,最后的结论往往和你第一次的认识完全不同”。

   从基本研究方法来说,杜润生经常强调的是思维方式问题,即处理好“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系问题。在很多次会议上,特别是对年轻研究人员提出工作要求的时候,杜润生反复告诫大家要多用“归纳法”。

   1984年2月,在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杜润生在讲话中重点讨论了研究方法问题,他强调政策研究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他指出,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两种论据不同的推理、证明方法。演绎法是根据一般原理推论、证明特殊事实的方法,其思维过程是从一般到个别;归纳法是用大量特殊事实推论、证明一般原理的方法,其思维过程是由个别到一般。归纳和演绎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密不可分的。”

   为什么要多用归纳法?杜润生从两方面进行阐述:

   一方面,所以要强调归纳法,是因为“新事物层出不穷,有了归纳法,就可以随时把新事物的发展变化,纳入我们的视野之内,避免犯教条主义错误,对广大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新事物给以确切评价,用大量经验丰富我们的理论。实践永远是生动的、常青的,永远是走在理论前面的。有些新事物虽然本身没有多大力量,还不普遍,还没有起到左右全局的作用,但它有一种指路的作用”。

   另一方面,所以强调归纳法,是因为“我们过去分析问题时沿用演绎法,有不甚妥当的地方。把固定于自己头脑中的个别结论当做指导一切的原则前提,用于推断一切。在前提不定的条件下,应用演绎法代替了真正的综合”。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列举了历史上一些由于忽视从生活中归纳提炼,而是从理论条条出发来制定政策而导致的严重失误。

   杜润生讨论研究方法的时候,不仅重视一般研究人员的研究方法,而且重视权威机构或领袖人物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权威机构和领袖人物重视研究方法尤其重要。1997年2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座谈会上,他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指出,人类社会必须有权威性机构和领袖人物,以保证公共事务的正常运行。但权威效应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这种差异取决于决策之前是否充分占有信息,从而做出正确判断。情况不明决心大,是违背科学决策原则的。可是,任何机构和领袖占有信息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而信息是无限的。所以,必须有更有效的信息处理方式,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信息处理机制。他以五十年代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等事件为例说明,当时已有科学界人士持否定态度,但是因为信息处理机制有问题,使得决策一错再错,最终导致历史悲剧。他进一步强调,对于权威机构来说,好的政策研究不仅应该能够收集、占有信息,而且应该能够广泛地开发信息源,建立一个有效的信息处理机制。这不仅涉及到研究人员的工作作风,而且还涉及到政府体制。从政策研究方法的讨论,进而剖析到政治体制的弊端,这显示了杜润生对于改革的深层考虑。

  

   五.谈思想方法—“我没有主义,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

   “主义”之争贯穿百年中国近代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杜润生在研究工作中较少正面讨论这个问题。大致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杜润生关于主义的思考不断深化。他认为,“主义”问题意思不大,还是应该多做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多讨论符合人民需要的政策安排。早年关于家庭承包的“主义”之争,随后关于私人能否购买拖拉机、可否准许雇工等问题,都有很多引经据典、一本正经的“主义”之争,当时非常严肃,后来感到可笑。他多次说:“我没有自己的什么主义,有主义也是经验主义”。他在表述自己“没有主义”时,还引用了邓小平的话。“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杜润生文集下册,山西出版集团,2008年7月第一版第1464页)

   杜润生说“我没有自己的主义”,这种表述简单而朴素,但是却含义深刻。我认为,这是带有根本性的思想方法。任何理论体系或者“主义”都只能解释局部社会问题,因此都是有局限、有缺陷的,所以,理论体系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应该是基于生活现实的变化而不断改进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杜润生更认同“经验主义”。在我看来,杜润生所说的经验主义,既有西方现代经验主义哲学基础,同时又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改革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进一步说,杜润生的“没有主义”或者是“经验主义”,不仅是一种哲学观点,或者具体来说是一种认识论立场,同时也是一种政策主张或政治主张。因为没有既定的“主义”,所以需要从现实经验的观察考量中形成认识判断,做出政策选择。由此更加可以理解,为什么杜润生特别强调归纳法。在经验论者看来,对事物因果关系作出判断的基本途径就是经验,归纳是经验的推理,或者说,归纳法是经验主义的逻辑基础。再进一步说,因为一切都是基于现实的经验总结,则经验主义立场又可以衍生出新的怀疑论。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和理论立场,所以杜润生具有开放、包容的心态襟抱,善于营造自由宽松的研究工作环境。

   杜润生晚年思考的重点是民主问题。在我的印象里,他在1988年左右提出中国改革要过“市场关”和“民主关”。大致而言,在他离开领导岗位的前些年更多地讲市场,后些年则更多地讲民主。2008年,在一次改革30年座谈会上,他以九十五岁高龄发表300字讲话,主要是讲民主问题。杜润生如此强调民主,是与“没有主义”有内在逻辑的。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主义”,所以需要特别强调依靠民众选择政策方向,从而决定“主义”。或者说,因为需要到民众中找“主义”,所以就有了民主的主张。如《道德经》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让百姓表达自己的心,在制度上就是民主。

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民主?晚年杜润生主要是从三个方向来阐述。其一,从国际工运教训谈民主的重要性。 2006年2月,他与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谈话时说:“孙中山为联合前苏联进行革命,搬用前苏联一党体制,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长期延续,加上斯大林的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党的专政,这种定义未能与法西斯主义划清界限,导致苏共作为执政党的三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意识形态。使自己陷于孤立脱离群众,苏联解体于此不无关系”。他认为,现代各国实践证明:自由的风险远远小于专制的风险。(杜润生文集下册,第1339页)。改革就是要解决“三个垄断”问题,而出路在于民主。其二,从决策科学来讲民主的重要性。他说,“邓小平说‘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不搞美国式的扯皮’,可是我们也看到,制衡机制可以使国家在重大决策上减少失误。草率决策引来的后果,可能比相互制衡贻误时日的损失更多、更大”(杜润生文集下册,第1065页)。其三,从解决农民问题来讲民主的重要性。他指出:“有一种说法,我国人民第一位的要求是发展,是生存和温饱,而非民主。这是对于发展权的含义做了狭义的解释,也低估了当代群众于生存权之外,还有其他基本权利的要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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