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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重归“人民”路——新政权对反坏分子定性、改造的一个个案考察

更新时间:2015-11-18 16:43:02
作者: ​杨奎松  

  

   摘要:自中共进城伊始,就颁布了反动党团骨干登记办法,凡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者,均属于“反动党团骨干”。廖学昌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因没敢主动坦白登记,在肃反中成了单位里的重点审查对象。但直到1962年之前,由于他业务能力较强,表现积极,主动坦白和改造,并未受到太严重的冲击。1961年廖被下放基层,又赶上整风整社和四清运动,其命运发生了可悲的变化。他不仅被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还被处以管制。廖从最初不服气到最后默默地承受这一切,十多年下来,他工作兢兢业业,表现踏实而积极,最终赢得了工友和干部的信任。当他因公死在自己的岗位上后,那些过去负责审查他的人都主动站出来要求解除对他的管制,摘掉他的四类分子帽子,让他和子女能够得到“人民”的待遇。

   【关键词】人民 历史反革命 四类分子 管制 摘帽

  

   在新中国,人们最熟悉不过的一个政治概念,想必就是“人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一切权力机关几乎都冠之以“人民”的名义:“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警察”、“人民法院”……新中国的政治,就是要实行“人民民主”,或曰“人民(民主)专政”。通俗地说,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

   那么,何谓“人民”呢?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解释形同宪法的、由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的条文时,曾专门讲过它的特点,那就是它的阶级性,或曰政治性。周恩来说:“‘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①换言之,“人民”不仅是由阶级组成的,而且是一个相当严格的政治性概念。也就是说,在旧中国,一个人做一个国民也许就够了;在新中国,一个人只具有国民资格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同时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才行。否则,他难免会与没有改造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一样,不仅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权利,还要被强迫劳动,改造成为人民的一分子。

   “人民”和“国民”两者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差别,新中国成立后对国人的政治鉴别工作就不仅格外重要,而且也极其艰难、复杂。之所以需要鉴别,是因为从革命战争中走来的共产党人相信,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并不仅仅取决于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如何,还要看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做出怎样的选择。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当中,也有不少人过去就选择了站在代表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一边。因此,新中国成立伊始,一方面新政权不得不大量留用旧政权下的旧职员,以保持政权转变过程的相对平稳,一方面则不得不对旧职员分批进行政治甄别与清查。

   由于这样一种工作太过复杂,自然不可能一次性完成。新中国成立后为此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通过各种方法持续地在更大的范围,从政治到思想,做更深入、更细致的甄别与清查,以求发现“人民”中间暗藏的,甚至是新生的各种“异己分子”。照李若建的说法,到20世纪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被清查出来的这一部分人,应不少于全国人口总数的0.4‰。②

   不难想象,在这些被划入另册的人当中,有些经过劳动改造,变成了周恩来所说的那种“新人”。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过去旧政权中地位显赫,甚或在战场上与共产党真刀真枪拼杀过的高级战犯们。就连当年帮助过日本侵华的溥仪,据说都改过自新,回到人民中来了。问题是,更多普通人,有些一开始就被视为异类,有些原本是“人民”,而在鉴别、清查中划为异类者——他们中有多少人经过改造,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中来了呢?今天似乎还缺乏任何一种有效的统计和研究。

   这里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案例,可以证明这种改造对某些人并非毫无效力。本案中的廖学昌,河南K市人,在国民党时期做过的最反动的职务,是国民党一个区分部的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原本已经被接纳为人民,成为新政权下一名四级(后套改为十一级)技术员了。1955年肃反运动中因被查出隐瞒了某些历史经历,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但因无历史罪恶,未戴反革命帽子。1962年,由于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他因历史问题,连同工作中表现不佳,被打入另册,划成了“四类分子”,甚至被交单位管制劳动。

   值得注意的是,廖学昌此后确实有了很不一样的表现。他不仅没有因此破罐破摔,或萎靡不振,而且成了“人民民主专政”下成功改造敌对分子的一个典型。但是,与那些早在1959年以后就陆续被中央政府“特赦”的曾经被认定“罪大恶极”的高级战犯们不同,他并没有因为积极表现就得到特赦。甚至到“文革”结束后,他都还处在被管制的刑罚之中,而且始终没有能够摘掉头上那顶“四类分子”的帽子。一直到1978年,他才以一种十分意外的方式,又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

  

   一、侥幸漏网

   廖学昌,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还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湘桂黔铁路局警务处的一名警官,驻在W市。一个月后,解放军进占W市,廖等旧警察办理铁路警务交接后,被集中整训,集训完毕即被遣散。廖拿了遣散费,于1950年初返回河南老家K市。经过一年左右辗转周折,1951年3月他终于因为懂得绘图勘测,在友人介绍之下,受聘于K市市建设局下属的工务所,当上了二级助理技术员,成了新政府建设单位的一名干部。

   1951年5月20日,他填写了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注定要填写的难以数计的各种表格当中的第一张,即《干部简历卡片》。

   他在“家庭成份”栏中填的是“城市贫民”;在“个人出身”栏中填的是“学界”;在“文化程度”栏中填的是“中等”;在“民族”栏中填的是“回族”;在“有何特长”栏中填的是“测量绘图”;在“家庭经济情况”栏中写的是:“无房产、田地,仅有百货物品计值人民币25万元(旧币,合新币25元)。全家六口,计父(65岁),爱人(27岁),长子(7岁),次子(4岁),三子(1岁),生活费用由父经营百货摊及本人负担,每月收入约计25万元,尚不敷出约10万元。”

   在填报这类表格中,最重要的还是如下几项:

   如“参加过什么党派和其他组织”。他写明“曾参加过伪国民党”,但又加上“现已参加中苏友好协会”的内容。

   如“社会关系”。他举出两位一望而知成分较好者。其一是“前宜昌乡师校长周登云,系师生关系”;其二是他谋得这份工作的介绍人,“现任K市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工程师陈家祎同志,系同学关系”。

   如“受过什么训练多少时间”。他写的是“W市解放人员训练班,学习三个月”。

   特别重要的是“从八岁到现在的简历”。他逐年填报:1923—1924年就读K市的私塾;1925—1930年就读当地七小;1931—1933年就读当地附中;1934—1936年就读K市乡村师范;1937年以后曾在龙亭国小和乡师教书两年,后因战争关系撤往西南,投入警校学习3年时间,1940年9月以后分配到桂林警局从实习员做起。这以后先后在W市和F县警局服务过,最高做到科长一职。1945年转至黔桂铁路护路队及湘桂黔路警务处,做过队员和课员,直至解放。③

   廖学昌参加“革命工作”后所填写的历史经历,基本上是属实的。由于新政权建政之初就公开宣布,凡担任过国民党和三青团区分部委员以上职务者,均须向各地相关部门自首登记。廖在1948年底至1949年初很短一段时间担任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一职,他最初填表时没有交代这一情况,但通过当时单位镇反运动教育学习,很快还是在小组会上交代了自己的这段经历。

   由于廖主动坦白,且平日工作表现不错,故这时他服务的K市市建设局工务所并没有对他另眼相看。当然,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大张旗鼓进行之际,对阶级斗争警惕性较高的人事部门还是对他的历史陈述存有一些怀疑。在依照规定对廖学昌进行的政治审查中,人事部门在《(廖学昌)政治材料及处理意见(表)》中特别注明:“1. 记录材料主要来源是靠他个人坦白、旁人说出及调查而来的。2. 他的平时工作表现也占一部,但政治上的证件(据)较少。3. 我们对他的小结是经过慎重研究和考虑的,不轻率从事,特作声明。”

   人事部门的小结分析称:“初来时隐瞒历史,没有说出加入国民党(疑为“没有说出担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之误——引者注),后在坦白(运)动时小组(会上)谈出,曾为区分部委员。但他说加入国民党没有给国民党工作。我们分析他为国民党警察的秘书,又是区分部委员,能不给国民党作事吗?他来工务所已有六个多月,在营建股工作每日出外查看,平日工作表现平常,不得罪人。”④

   由此可见,工务所人事政审人员对廖进所时没有主动交代做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和按政府要求进行悔过登记一事,是有所不满和戒备的。但从他随后填写的《干部材料登记表》中也可以看出,他这样做,也是因为害怕造成的。

   廖在这份登记表中,一方面如实地填写了“在湘桂黔铁路服务时兼任伪六十区分部委员”的情况,一方面又用了较多看上去相当正面而实际已颇难证明的经历,来强调自己历史上的“进步”。如说自己在“接近解放时秘密参加人民自卫队迎接解放”;W市解放后“任人民自卫队治安组干事”,“协助公安处人员办理调查登记事项”,包括曾“参加解放人员训练班学习四个月”,等等。

   由于1951年的镇反运动主要目的在于打击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强调“罪大恶极”,还未清理到“中层”(指各级政府干部)和“内层”(指党内),再加上廖学昌来所后较为肯干,为人处事也比较大方得体,工务所负责审干的“骨干小组”成员对其印象不差,故对他的政审也没有采取深追穷究的办法。不仅如此,政审小组还在某种程度上对他给予了较正面的评价,称:“参加工作后一般表现还可以,不特别积极也不特别消极,每天闷着干”,“能遵守各样制度,如学习、各项活动等,都能本着上边指示去作”;他“本身负担很重,自己是包干制,但并未因薪金问题而影响工作”;其初来时虽有隐瞒历史的情况,但在运动中主动坦白交待,估计是因为怕丢掉建设局工作的饭碗而有所隐瞒。小组在评语中也说,他的坦白是否彻底,目前还很难确定,但认定根据廖本人性格和表现来看,他“作警察工作时不会有啥大问题”。⑤

根据干部审查的要求,廖学昌这时还提交了一份《自传》。在镇反运动如火如荼,各地大张旗鼓地大杀反革命分子的紧张空气下,廖在自传中更加努力地想要把自己描述成为一个对旧社会充满厌恶,而对新社会颇多拥护与热情的自新之人。他在自传中不断地说明自己家境之困苦,求学之艰难,称抗战开始后考取警校纯为解决学费,谋取生活。他说自己在警校学习期间,从不关心政治,既不看时事刊物,也不读各种政治经济读物,“除注意功课外,也不知道学校有无政治团体派别的活动”。毕业分派到桂林警局,后转F县警局工作,始终从事文牍事务,协助办理起草各种文稿,并因此兼理过秘书一职。1944年转去黔桂铁路护路队(后改为湘桂黔铁路警务处)之后,从事过总务、司法和警事等项业务,但所做仍多为文牍工作,各种文稿内容也均已向解放后W市训练班登记备案。他说因为注意到国民党的官员唯利是图,贪污腐化,自己在解放前夕就已经希望国民党早点垮台了;又说解放后“眼见全国经济稳定,封建把头推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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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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