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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大城市的“赋权”机制

更新时间:2015-11-18 16:28:31
作者: 刘远举  

   选择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大城市,还是选择南京、重庆、武汉这样的中心二线城市,甚至回到老家三四线城市,一直是很多年轻人需要反复考虑的问题。影响这种选择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户籍,大城市的户籍很难拿到,虽然现在有居住证等制度,但总体上仍然是“二等公民”。

   目前户籍改革的整体思路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以北京为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城市总体规划,就定下了严格的人口控制规模。虽然其后城市人口规模数度突破规划而被迫对总规进行修编,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初衷始终不变。

   对于这种政策的解读,多从缓解特大城市的城市病,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角度进行,不过换个视角,从政治角度去看,对大城市的警惕与恐惧,是那样的根深蒂固,仿佛与生俱来。某种程度上,这是旧有赋权意识,对大城市的一种恐惧。

   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的回忆,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并不认为城市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必然形态,而是从赋权意识角度,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结果,是各种罪恶的根源,是“城市病”的发源地。这样的认识导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方针都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对大城市的恐惧首先源于一种纯赋权意识的印象,即觉得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在改革开放之初,修建高速公路的时候,就是把高速公路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后来经过一系列争论,才以“机动车专用道”的名义上马。

   其次,大城市的高度集中,是一个人类社会自组织的过程,本质上是各种市场均衡的综合结果,但它在形式上,却偏偏是高度偏离均匀的。比如,城市的人口、资金、物质的密度都是偏离平均的。这种偏离平均是市场的需要,因为只有依靠规模效应,才能更廉价地供应商品,不管是外卖、自来水、电话基站,都是如此。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讲究的是生产链上的均匀分配,必然在逻辑上导致地区经济的均匀性。换句话说,平均才是赋权意识上的好。大城市这种高度的偏离均衡与计划经济的平均观是尖锐矛盾的。这必然使中国人更容易强调大城市经济局面的负面因素。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听到很多所谓各个地区要均衡发展的论调,实际上这种论调要的不是均衡,而是平均。

   这种对城市的仇视,曾经很明显地出现在社会主义实验中。波尔布特,把人口从城市驱散到农村。红色高棉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宣布要在10到15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最后,战争准备、分散人口的需要、三线建设,都分散了大城市的功能。

   虽然当下中国,赋权意识对经济层面的影响已经淡化,但这对城市的赋权意识恐惧仍然在思想深处传承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不过,反过来说,这种赋权意识的恐惧并非无中生有,是有其道理的。即使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大城市赋权意识的作用仍然非常强烈,那就是大城市可以为人们带来权利。大城市更多的更自由的舆论、更密集的人口规模、城市中人口素质更高,都产生了1+1>2的效果,带来权利增量。

   前段时间有一阵逃离北上广的说法,紧接着,又是逃回北上广。虽然在一线大城市,面临高昂的房价、无处不在的户口歧视、缺乏归属感等问题,但是选择了逃回二、三线城市的人,会发现在小地方生活、事业都离不开关系。而在一线大城市这种陌生人社会中,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人情、关系性的降低,本质上说,是大城市的公民权利更高从而抑制裙带与寻租。当一个人从农村、小城市迁徙到大城市之后,他的公民权利实际上增加了,这正是所谓大城市的“赋权”机制。

   比如计划生育,在中国农村,计划生育的执行过程中,广泛存在强制引产,而在一线大城市,即便罚款仍然存在,但是,危及母婴生命安全的强制引产早已绝迹。

   实际上,中国大城市市民的政治权利更高,从来不是理论,而是事实。

   根据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之子的回忆:三年自然灾害时,京、津、沪粮库告急,为避免“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四川外调粮食147亿斤,确保了京、津、沪的粮食供应,但四川人民却为此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

   这并非特例,林毅夫和杨涛运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的理论,研究了“三年自然灾害”后发现:在中国中央计划体系中,食物获取权偏向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可通过定量配给系统获得食物,而农民却需强制性上缴。这种粮食获取权的差异的后果就是:一个省的城市人口越多,该省的饥荒牺牲者就越少。这不但和当年农民政治权利低于城市居民相吻合,也能很好地阐释今天的诸多公共现象:校车、教育等准公共品的供给,在国库充盈的今天,不是“供给不足”,而是“权利不足”造成的资源在阶层间、地区间、户籍间的分配不均。

   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利增量的机制并非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最终会影响到政治层面。超大型城市的文化、政治活跃度与小城市,并不是线性的。大城市的广场与小城市的广场有着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角度,如果没有解决赋权意识上的问题,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还将受到长期抑制,但是,如果唯物史观正确,经济规律必将会不断顽强地突破这个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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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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