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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峻:徐志摩与哈代的文学因缘

更新时间:2015-11-17 18:57:26
作者: 赵峻  

   一

   在中国文坛,徐志摩不仅是唯一见过哈代的人,而且也是哈代诗歌最早的译者。1923年11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1号刊登了徐志摩翻译的哈代的两首诗:《她的名字》、《窥镜》,首次采用了“哈代”这个如今通用的译名。在徐志摩所翻译的欧美诗人的近70首诗歌中,哈代一人的就达20首左右。

   哈代对徐志摩创作的影响有时十分鲜明,如徐志摩的《大帅》与哈代的《鼓手霍吉》极其相似;更多情况下是思想的遇合与形式的化用,需要细细体味。如译哈代《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等诗歌与《偶然》所体现的人生偶然的思想等等。最著名的实证材料之一是徐志摩在日记中自叙:“译哈代八十六岁自述一首,小曼说还不差,这一夸我灵机就动,又做得了一首。”这就是《残春》。

   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创作的影响通常体现在作品内容、题材、技巧等方面。在内容方面,徐志摩的一些诗作探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用文学反映人生和社会,相当程度上得归功于哈代的影响。更有兴味的是徐志摩发现和模仿哈代在诗歌体制方面的试验,如诗歌结构方面反复手法的运用、哈代式对话、意象的运用和“小小的情节,平平淡淡,在结尾处缀上一个悲观的讽刺”等手法。

   哈代对徐志摩思想的影响尤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西利尔•伯奇说:“我认为,如果无视徐志摩对哈代的崇敬仰慕和偶然模仿,就不能解释他诗歌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他的忧郁。翻开他四部诗集中的任何一部,人们都会发现,在他那热烈奔放、才思焕发、恋情炽烈的诗篇中,还夹有一类诗,充满着惊人而深刻的哀怨。”

   但是,在这一影响过程中单向考察放送者的作用,而忽略接收者本人的“先结构”,既不符合平等对话的原则,也不利于我们对事实的把握。徐志摩对哈代的接受应立足徐志摩本人探寻起因。

   二

   许多读者对徐志摩的了解可能停留在其柔情浪漫的一面,而较少了解他思想与性情中的其他层面。

   少年徐志摩曾满怀救亡图存的豪情壮志。1911年,年仅十四岁的徐志摩去杭州府中求学,在他留下的府中日记诗文钞中,忧国报国之志历历可触。如《滚绣球》:“小丑亡,大汉昌,天生老子来主张,双手扭转南北极,两脚踏破东西洋,白铁有灵剑比光,杀尽胡儿复祖邦,一杯酒,洒大荒。”诗词不一定是徐志摩所做,但鲜明地反映了他的志向。

   青年徐志摩1918年赴美国修政治经济学,原是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美国政治家)的。在徐志摩写于五四运动前后的留美日记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一个严于律己、志向远大的青年留学生的形象。如“悟够,醒够,但看究竟能否,干否。”或“认真对待生活,决计不可随众逐流”等。得到五四的消息,他感情激发不能自已。

   “乐意在白天里做梦的呆子,满心想在海砂里种花的傻子”,秉持这单纯的率真和忘我的痴勇,他拜访文化名流、垦拓新诗之路、书写披肝沥胆的爱情。对徐志摩而言,文学是用来实现生命的,爱情也是用来实现生命的。

   除了上文分析的率真和痴勇以外,徐志摩的性情中本来就还有敏感多思、易于感伤的一面。仍然是在府中日记诗文钞中,小小年纪的他辑录了自己最为激赏的伤春诗:“春竟归何处,年年说送春;可怜春自在,送尽古今人。”这细密的心思、感伤的浓情同样地贯穿了他今后的人生。伤春感怀、忧国忧民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何况徐志摩的一生,哪一样不令人忧愁?

   徐志摩翻译哈代始于1923年10月。那时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令他感怀的大事。一是祖母不久前刚刚去世,二是陷于爱林徽因而不得的苦恼之中。在写于此时的《西湖记》里,有一段酒后横卧湖边,诅咒、顿足,发泄无名火的描述,这种场面和情绪在整个徐志摩的日记里都极为少有。他对哈代的翻译正是从那以后开始的。

   由于发表时间,人们误认为徐志摩是在翻译哈代的某些诗作之后创作了他自己的一些诗歌,从而使得他的某些作品流露出哈代的气质或风格的。其实不尽然。如《灰色的人生》,发表在译作《窥镜》、《她的名字》之后(这两首哈代的诗都译于1923年10月16日,发表于1923年11月10日),却创作在之前(1923年10月12日)。在徐志摩的日记里清楚地记载了创作这首诗的始末。一是之前10月11日他与胡适之等拜访郭沫若的一段经历:由于话不投机,“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当时的尴尬和对郭沫若(跣足、敞服)窘困的同情都在诗人心里留下了印痕;二是“同谭裕靠在楼窗上看街。他列说对街几家店铺的隐幕,颇使我感触。卑污的、罪恶的人道,难道便不是人道了吗?”这两段经历令徐志摩感慨良多,完成《灰色的人生》四天后,他首次翻译了哈代的诗歌《窥镜》和《她的名字》,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有时诗人虽然明显受到哈代的影响而创作,但也不能将问题简单化。就说《残春》这样作者自述直接受到哈代影响的作品,也能够寻到其他影响者的踪迹,比如波德莱尔或唯美主义。并且从徐志摩的日记来看,《残春》的诞生决非仅仅与译哈代86岁自述有关,而是在情绪上有相当长的一个酝酿过程。如1926年12月28日:“麦雷的月大刊已由九月起改成季刊。他的还是不懈的精神,我怎不愧愤?再过三天是新年,生活有更新的希望不?”是由朋友对事业的努力而惭愧自己的懈怠。1927年1月1日:“新月决定办,曼的身体最叫我愁。一天二十四时,她没有小半天完全舒服,我没有小半天完全定心。给我勇气,给我力量,天!”是办好新月的决心和情事羁绊的烦恼。到4月20日,自觉诗意文思都不如从前,为自己安步徐行而感到闭塞。再加上“我的墨池中有落红点点”和“译哈代八十六岁自述”,然后才有了《残春》。

   《残春》诞生的过程充分说明,并非哈代的影响使徐志摩学会了忧郁,而是潜伏在徐志摩心性中的忧郁被生活唤醒,使他与哈代的作品产生了共鸣,使他认识到哈代直面人生的透辟,进而钦佩他透辟之后的勇敢。哈代的悲观是冷静的、哲理的;而徐志摩的忧郁是热血的,生活的。应该说徐志摩的创作和生活常常需要对哈代的翻译来伴随,而不是对哈代的翻译常常引发徐志摩的忧郁。

   与徐志摩本人的生活和性情割裂开来,仅从他对哈代的崇敬与模仿来理解徐志摩的忧郁,把哈代的影响当作徐志摩忧郁的来源,就使得徐志摩对哈代的接受呈现完全的被动;而要全面地考察哈代对徐志摩的精神影响,必须以徐志摩的经历、以他接受哈代的心境为根本来出发。

   三

   徐志摩得以遇知哈代,首先源于世界文化背景提供的相似性因素。按照勃兰兑斯的看法,整个19世纪异于以往的标志就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随之而来的苦闷。在哈代的诗歌里,徐志摩发现“最烦恼他的是这终古的疑问,人生究竟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既然活着了,为什么又有种种的阻碍?使我们最想望的最宝贵的不得自由的实现。”这正是像徐志摩这样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新青年最为苦恼、困惑的人生课题。徐志摩对哈代的理解都以此共鸣为基础。

   其次,是他的“英雄崇拜”心理。徐志摩对哈代的评价极高,认为“单凭他的四五部长篇,他在文艺界的位置已足够与莎士比亚,鲍尔札克(巴尔扎克)并列”。徐志摩说:“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近大的?”在“有我力量能爬的时候,总不教放过一个‘登高’的机会。”而哈代就是他带着高山仰止的心态去郊游的外国文化“重镇”之一。这一评价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是这种崇拜心理的自然结果。客观地看,固然有一些过誉之嫌,但也反映了徐志摩对哈代的独特认识。

   这种敬佩并不单纯由徐志摩的性情使然,还和民族的忧患息息相关。徐志摩对西欧文坛老将的特别的兴趣,是由“一个弯腰曲背残喘苟延的中国老翁”和自怜身世、“计算他未来的白发”的颓唐青年——“我们民族的一个症候”刺激而成,他渴望通过介绍这样的“丈夫的精神”和“壮健的人生观”重新唤起中国解放了的青年那“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象。蒲风论五四中国诗坛,曾认为“人说郭沫若早年受歌德的影响,有‘狂飙时代’的歌德的精神,而徐志摩呢,我将说他始终挣不脱哈代的怀抱。”

   第三是对大自然的热爱。同为描画大自然的能手,徐志摩比较哈代与华茨华士或满垒狄士(梅瑞狄士)的不同:“华茨华士与满垒狄士看着了阳光照着的山坡涧水,与林木花草都在暖风里散布他们的颜色与声音与香味——一个黄金的世界,日光普照着的世界;哈代见的却是山的那一面,一个深黝的山谷里。在这山冈的黑影里无声的息着,昏夜的气象,弥布着一切,威严,神秘,凶恶。”这就切入了哈代引发徐志摩共鸣的另一个也是更深的一个层次,即对哈代思想中勇与悲这一矛盾的理解。

   哈代思想中悲观宿命论与人道的进化向善论是纠结在一起的。许多国外学者都注意到哈代悲观面具下的实质性精神正是人道主义。例如:“我想他的悲观主义主要是由于他对人类和动物各式各样生活的深切的恻隐之心,以及那种近于变态的同情心而引起的。”“哈代是他那个时代的思想领袖之一,是一个了解人类潜在伟大之处的社会向善论者,又是一个由于人类进步缓慢几乎陷于绝望的作家。”

   当时的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哈代是“定命论者”,作品中笼罩着一种灰色的宿命论的空气,如赵景深和《统治者》(今译《列王》)的译者杜衡。徐志摩的看法与众不同。他对哈代悲观的理解是两位诗人相遇的一个关键。

   虽然他也认为再没有人在思想上比哈代更阴沉,更严肃,更认真,但是他反对给哈代贴上“宿命论”、“悲观主义者”或“写实派”等标签。在徐志摩看来,哈代是一个强者,“哈代但求保存他的思想的自由,保存他灵魂永有的特权——保存他的倔强的疑问的特权。”“哈代不是一个武断的悲观论者,虽然他有时在表现上不能制止他的愤慨与抑郁”,“就在他最烦闷最黑暗的时刻他也不放弃他为他的思想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为人类前途寻求一条出路的决心”,再没有人在思想上比他更严肃,更认真的了。徐志摩引用哈代在1895年写的诗句“If way to the better there be it exacts a full look at the worst……”(除非彻底的认清了丑陋的所在,我们就不容易走入改善的正道)证明哈代的写实,他的所谓悲观,正是他在思想上的忠实与勇敢。他还引用英国诗人劳伦斯的话,说如果哈代果真是悲观厌世,就决不会“不倦不厌的歌唱到白头,背上扛着六十年创造文艺的光明”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爱是徐志摩人格的核心。“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有爱;没有别的天才,就是爱;没有别的能耐,只是爱;没有别的动力,只是爱。”在徐志摩看来,哈代的“悲”正源于真爱,源于对灵魂的自由的坚持,是比一般肤浅的乐观更真诚和勇敢的爱。

   张中载先生认为,哈代的“悲”是一种悲愤理性的批判,他那些悲剧性的杰作“不是悲观主义者的叹息,而是博爱主义者的呐喊和对爱的召唤”。聂珍钊先生指出哈代的悲剧人物“在行动上,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勇猛斗士,命运是他们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而他们本身是不相信什么天命定数的。”张玲先生认为哈代是一个坚忍的跋涉者。这些观点与徐志摩对哈代的悲观的阐释是相通的。从哈代研究方面来考察徐志摩对哈代“悲观”的读解,则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慧眼独具地把握住了哈代的深层思想,发掘了哈代最有价值的一面,是对哈代深刻的理解和相知,必然会对后来的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和启迪。

从某种程度上说,徐志摩对哈代悲观的理解,与其说是仰慕老作家的勇敢,不如说是诗人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求心灵的光明。1924年翻译了泰戈尔在清华的演讲后,徐志摩在《附述》中感愤地写道:“现在目前看得见的除了龌龊,与污秽,与苟且,与懦怯,与猥琐,与庸俗,与荒伧,与懒惰,与诞妄,与草率,与残忍,与一切的黑暗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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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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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08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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