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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凤霞:徐志摩比较研究述评

更新时间:2015-11-17 18:55:43
作者: 谈凤霞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浩瀚星空里,有一颗引人瞩目的星——被茅盾称为“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徐志摩。[1]他曾数度欧游,在西方的星空下全身心地沐浴斑斓的星辉,而后才升起于东方的夜空,焕发缤纷的异彩,迥异于其他的星系、甚至同一星系的其他星座。虽则其生命短暂如流星,但他横贯东西、纵接上下的痕迹已决定了他独特的位置。不论是相对于外国文化的参照系还是中国文学的坐标系,要读解徐志摩,比较的眼光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持比较之“刀”方能“切中肯綮”,由此就决定了“比较”角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比较”作为一种方法,能使被比较的各个文学对象之间,由于相互参照的角度、层次更广更深,更易于确定事物的特性,更易于发现彼此的同异及其内在联系。在徐志摩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不久,新月派诗人朱湘就将之与中国古典诗和外国诗进行纵横比较,主要侧重于文体和艺术形式的分析。这种跨越东西方诗学的开阔视野和切入方法为后来的研究作了很好的榜样。较早自觉且系统地用比较的眼光评析徐志摩的是穆木天,他于1934年写《徐志摩论——他的思想与艺术》,就徐的人生态度、理想主义、文学倾向的生成等较全面地进行了渊源探索,明确指出徐的思想、艺术均乃直接受西方的“熏陶”所致。他提出一命题:“如果有人对于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文学同徐志摩的作品对照起来,作一个比较研究,我以为是很有趣味的。”随即开列徐所受的影响来自于:卢梭、哈代、梅垒代斯、曼殊斐尔、西蒙兹、泰戈尔、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尼采、丹农雪乌、歌德、柏拉图、雪莱、拜伦、济慈、渥兹渥斯、卜雷克、波多莱尔等。这一长串西方群星的名单,虽则被草草开出未及逐个详述,但穆文作为一篇“纲领性”的比较文学论文是当之无愧的,为深入开展比较性探讨立下了筚路蓝缕之功。遗憾的是,在其后的四十多年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几乎无人有胆量去接过穆木天传递的接力棒。只有在1957年“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新月派同仁陈梦家曾斗胆陈言,重复了类似于朱湘的观点,指出徐诗的形式受到十九世纪英美诗的影响,在用词和语法结构上“得益于旧诗文和留心口语二事”,并说:“我个人总以为这一条道路是正确的。”[2]陈文一发表即遭批判,难得冒出的这一点“火星”又被扑灭了。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被闭塞的“比较”之眼才又重新开放,即渐渐走向真正的“百花齐放”。

   近二十年来,徐志摩比较研究的论文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大致看来,其研究形态与成果呈现出这样一种可喜的趋势:从宏观概括到微观分辨、从偏重外国影响到兼顾本国度量、从一元专攻到多元扩展、从文学艺术到文化心理的观照,这标志着穆之后真正的“薪火相继”且大有“星火燎原”之势。

   一、从宏观概括到微观分辨

   认识一事物之初,往往习惯于从总体上概览其主要面貌,从而抓住其主要特征。这种宏观研究视角在评价一作家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定位作用,它提供了一个框架,体现出某种程度的系统性,从而使个案分析不至于太过“离谱”。从比较角度研究徐志摩就是在这一宏观层面上开始的,且从狭义的“比较”即比较文学的角度展开的。徐志摩受外国文学尤其是英国浪漫派的影响之多之深是非常明显的,他的诗“沦肌浃髓渗透了19世纪英国浪漫派的风味”。[3](p.133)因此,研究者们津津乐道于这一主流倾向,从徐诗题材(如自然、爱情)、风格等寻找英国浪漫派诗的影响。超越此局限的是孙乃修,他用动态发展的眼光从徐诗的总体走向上对其所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了全面的俯瞰,指出徐集泰戈尔、华兹华斯、雪莱、拜伦、济慈等“浪漫派之情热”、哈代“悲观派之阴冷”与波德莱尔“恶魔派之奇崛”于一体。[4]孙注意了徐心灵历程的阶段性、层次性、多面性及其诗歌的独特性、复杂性和流变性,这种宏观把握是科学的、准确的。

   徐是个很“驳杂”的人,必须借助微观的具体分析才能考辨其复杂性,也弥补宏观把握的粗略性,研究界转而深入细致地分析其宏观“阶段”的丰富性。仍旧以外国诗歌的影响研究为例,微观性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对个体作家的分述。最突出的就是由以前对英国浪漫派的统论转向对派中不同作家的区别论述。分析较透彻的当属毛迅,在论及徐诗“浪漫的启动”一节时,他追根溯源到“先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布雷克,对浪漫派中每一位施予影响的人物都作了个别性的探微,从而描绘出徐受浪漫主义影响的斑斓色彩。[5](p.178)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拜伦和雪莱。以往人们总是把二者混为一谈,只见其共性而未辨其差异。徐对雪莱和拜伦的传承内容是不同的,所以有人看出徐有着与雪莱“爱真理”、“爱勇敢”相似的“人格追求”,但作为“个人主义者”,徐离拜伦更近。[6]这种细微的区分是把握徐本质的分辨,有其重要性。之后又出现比较个体作家的单篇论述,如与泰戈尔、华兹华斯、曼殊斐尔、哈代的单独比较,这些都标志着研究的细致化、精确化。

   二是对个别作品的解剖。对于徐的创作方法,研究界向来的看法是“没有超出十九世纪英美浪漫派诗及其二十世纪余绪的范畴”,“要说还是和二十世纪英美现代派有缘,那么也仅限于和哈代”。[7]对后一点有人作了否定,认为徐虽然“佩服和赞扬波德莱尔,为哈代的悲观主义辩护,但从本体论上讲,它仍然与现代主义对生命本体的荒诞和悲剧感有较大的距离”。[8]深究徐诗内涵,无疑,此论是中肯的。然而徐也曾讲授过“未来派的诗”,对西方现代主义定有所涉猎,但至于究竟有怎样的认识与实践,必须返回具体的文本来解读。评论者们把目光聚焦在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西窗》、《秋虫》等诗上。高岩将徐的《西窗》与艾略特的《序曲》进行单篇比较,认为前者是对后者的模仿,“是一首反徐志摩(浪漫主义)的徐的诗(现代主义)”。高岩从这一艺术上的结论出发,还为《西窗》的内容翻案。此前该诗因其内容“借用普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呀的舀着喝(青年的血)”而被判为反动诗,高岩认为按照其构成全诗的原则,“‘舀着喝’图景不是该诗的主旨”,指出以前的误读“即来自浪漫主义诗歌读法的误解”[9]。此外,另有人较全面地对徐汲纳西方现代诗艺进行阐述,“徐用力勤、数量多、质量高的是汲纳了西方现代诗艺的另一类作品”,“其意象蕴含、情调表露、语言传达,开中国现代主义诗艺风气之先”,[10]从而推翻了以往奉戴望舒为现代诗开山的定论。此文虽然有些问题没有说透,论点甚至有矫枉过正之嫌,但仍有其独到之处,扭转了以往以《再别康桥》来概括徐诗的价值的偏差,对孙乃修的宏观三段论有更进一步的补充。应该客观地看到,徐诗中现代手法的运用,尚处于尝试阶段,未与诗人个性化合为一;且“徐后期的诗虽然向现代主义倾斜,但亦非与浪漫主义决裂……只不过由积极浪漫主义转向了消极浪漫主义”。[11]

   由此可见,通读作家全部作品,不忽略数量少的非主流倾向,并对作品进行深透研读,是全面、准确地评判作家的一个基础。与此同时,也要防止拘泥于某一微观的挖掘并夸大某一点发现,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宏观与微观研究可以相辅相成,如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所说:“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致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阐释之循环’者足矣”,这样才能做到“解会赏析之道”。

   二、从偏重外国影响到兼顾本国度量

   由于徐旅外的经历及其思想、艺术明显的“洋化”痕迹,再加上“比较文学”热的一时兴起,评论者多热衷于对徐进行跨越国界的影响研究,而有点忽略了徐作为中国现代诗人,母体文化给他带来的本土性,这也是比较研究最易犯的割裂本土的片面性毛病。有些论者在“外视”的同时也注意了“内省”,从本国诗学与诗史出发,从历时与共时层面来比较徐诗的特色与价值。

   首先从历时性比较来看,主要集中在徐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关系上,力求从历史的渊源上弄清前者对后者的承续与超越的关系以及转换的内在机制。苏雪林把徐志摩在现代诗歌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古代词史上的李后主相比拟,认为徐诗是新诗的六朝体,其风格是中国文人常见的浪子气质。这还只是印象式的批评。陈剑晖从诗歌文本入手,指出徐诗是在深得西诗精髓的基础上,同时汲取我国古典诗歌的长处,是把中西诗艺“融合在一起的一种艺术创造”。[12]在徐手中,中西诗艺如何交融,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综合比较课题。张玲霞《徐志摩的“洋”与“土”》一文,不满足于停留在源流关系的评述上,而力图通过比较,进一步揭示出作家本人的实践特点以及与相应源流的契合、改造(笔者加)。文章论道:“与异域文化的接触,给与他的是体是式是意,传统的文化才是他的根与质与神”,“熔西洋的理趣与中国的意境于一炉”,其表现之一为“东西混融的自然审美意识”,“是自然与心境相契,‘相值与相取’,使徐志摩继承中国诗学而有别于西方诗学之要点”。这个观点从中西自然观总体上来说是对的,但是就徐而言又“例外”,在徐心中,似乎恰恰相反。他那篇表明“自然崇拜”的散文名篇《鬼话》道出了他的中西自然观:“吾国诗人莫不吟月,然皆止于写态绘形而无深切之同情”,转而推崇济慈的月赋Endymion,“独真觉之灵翼乃得突击而过者”。[13](p.184)张玲霞以惯常的普遍性代替了徐个体的特殊性,未免失之于想当然。也许对此细节的批判有点“吹毛求疵”,但“自然”在徐的生命及艺术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此问题的评判必须实事求是。此后对“洋”、“土”研究的天平又大多垂向“土”这一头,强调传统胜于西洋影响。他的情趣爱好、思维方式以及表达方式完全是中国式的”,由此总结出“真正影响和制约徐诗的诗歌创作并不是西方诗歌”。[14]此论有失偏颇。其实,在文本上徐诗受外国诗歌的直接影响非常之大,仅以其意象为例,东西方意象几乎平分秋色,而在章法结构上受西诗影响更甚。李怡的《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论徐志摩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也存在类似倾向,认为徐“最深刻、最完整地领悟了中国诗歌物化传统的真髓”,[15]强调中国传统诗歌文化对徐的决定性影响,这个观点固然有其深刻的一面,但却没有兼顾作为“五四”时期跨越国界的诗人,徐推崇西方思想、文化包括诗艺的突出趋向以及在跨越时空处境中的双边取向。

   对文化背景的探究应紧扣“文学现象”,一国文学对他国文人的影响或传统文学对现代文人发生影响,接受者必然要经历一个选择、鉴别、消化、吸收、扬弃等复杂过程。在辩证考察徐传承中外文化文学的过程中应充分注意他传承的是什么、怎样传承、又怎样使中西结合,即研究与分析“影响——接受”这一过程中的保留、排斥、变异、融会、贡献等。这样才能达到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应该看到,徐在文学与哲学、政治、社会观方面对中外传承是各有侧重的,不能一概而论,要注意徐本身的复杂性。

上述是在中国文学坐标系纵轴上的考察,在横轴(新诗史)上的比较则主要集中在郭沫若、闻一多等现代诗人身上。与郭的比较,主要是突出徐在新诗体制上的尝试即开创性地位。作为新月诗派的两位大将,闻徐的比较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朱自清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率先从美学上概括了闻徐的不同风格,指出徐“没有闻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后由于长时间极左路线的控制,论者好用政治标准褒闻贬徐,直至1983年臧克家在《文艺报》上发《闻徐诗品比并看》一文,仍在批判徐“英伦胜祖国”的逆子思想,抬闻抑徐。由于新月诗派的贡献主要在于对诗艺的提倡上,而闻徐分别作了不小的努力,注意到此问题的论者转用“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标准去比读,涌现了一大批相关论文,乃至选题大量重复。论及闻徐诗歌语言风格的差异、成因、“三美”艺术追求的比较等,多数认为徐侧重于音乐美而闻侧重于绘画美。毛迅从“国家主义的殊途同归”、“穿透唯美主义:理性与激情”、“走出死亡和走向死亡”三方面阐述了闻徐互为因果、有着内在牵连的三大差异,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去感悟两个诗人的不同选择。[5](p.221)前文提及的李怡那篇论文也将徐与郭、闻作横向比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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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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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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