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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荣:公正的“诗魂”与“诗评”的公正

——徐志摩其人其诗新辩

更新时间:2015-11-17 15:57:32
作者: 张文荣  

   徐志摩这样一位复杂而特殊的诗人,在中国现代文学短暂而又纷繁的历史瞬间,能以其诗的魅力留下不可磨灭的屐痕,不能不说是个难解之谜。

   长期以来,我们对徐志摩的考察和研究,囿于“徐志摩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诗人”①这一定论,未能给予应有的评价。诚如卞之琳先生所言:“三十年来,我们内地文学史家、论家,如果倾向于把徐志摩的文学作品一概否定,那也是不由自主而顺应了一时风向。”②为此,本文就徐志摩其人的思想发展,其诗的创作特点予以新的辩析,并以《西窗》、《秋虫》为例,钧沉勘谬。

     一

   纵观徐志摩的诗和散文,其作品中思想、艺术的矛盾是显著的。这其实是他世界观的反映。徐志摩一方面积极倡导抽象的人道主义与人格的尊严,主张不以暴力去抗恶,企图以精神自救与道德完善来拯救一个无望民族的堕落!另一方面又无情地揭露地主、资本家的虚伪与压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黑暗现实予以诅咒和抨击!徐志摩的思想与其说是资产阶级的,不如说是农民社会主义的。正如列宁对列夫•托尔斯泰的评价:“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③这种世界观中的政治观是幼稚的、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而诗人世界观中的艺术观即;“诗化生活”的追求则是难能可贵的。他在《征译诗启》中言明过自己的美学观:“因为什么是宗教,只是感化与解放的力量;什么是文艺,只是启示与感动的功能;在最高地境界,宗教与哲理与文艺无有区别,犹之在诗人最超轶的想象中美与真与善亦不辨涯涘。”④这是他诗创作所追求的理想主义的内核。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观,美与真与善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美是真和善的统一体。从内容看,美是真和善的辩证统一;从形式看,美也是真和善的(形式)辩证统一。真是善的基础和前提,真不就是美,美必须以真为前提,善不就是美,但美必以善为前提。此外,他于1924年在燕京大学的讲演中,又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诗化生活”的文艺美学观:“要使生命成为自觉的生活,不是机械的生存,是我们的理想。要从我们的日常经验里,得到培保心灵扩大人格的资养,是我们的理想。要使我们的心灵,不但消极的不受外物的拘束与压迫,并且永远在继续的自动,趋向创作,活泼无碍的境界,是我们的理想。使我们的精神生活,取得不可否认的存在,使我们生命的自觉心像大雪之滚雪球一样的愈滚愈大,不但在生活里能同化级伟大极深沉与极隐奥的情感,并且能领悟到大自然一草一木的精神,是我们的理想。使天赋我们灵肉两部的势力,尽性的发展,趋向最后的平衡与和谐,是我们的理想。”⑤可见,徐志摩文艺创作的理想是灵魂的自由,生命的自由,灵与肉、物质与精神的和谐一致,平衡发展的人生。因为诗是灵魂的哲学,生命的哲学,所追求的是精神的娱乐,灵与肉的宽松。这是正常的符合人性的追求。因为生命的存在,爱情的渴求,自由的可贵,这是中外文学家和诗人创作的永恒母题。徐志摩原对中西文学有着较深的造诣,是在世界进步文化潮流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理想主义诗人。当时他放弃仕途经济而从事文学并非纯属偶然,内容和动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特别是“五四”文学革命浪潮的推动,加之世界文学伟人们对他的巨大影响。莎士比亚、雪莱、拜伦、沃兹华斯、哈代、济慈以及泰戈尔、波德莱尔等的思想和创作,对徐志摩所形成的创作理想和神美自然观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他所谓的“奇异的风”和“奇异的月”启开了他的“诗魂”、诗心、理想的彩昙”,萌生了他独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美学思想。

   诚然,徐志摩一生虽然没有涉足政治舞台,他和胡适不同,从未担任过任何军阀政府的职务,也不同于变节投敌的周作人,但他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使他具有“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曾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上反对过苏联和共产主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也接受了爱国民主的革命民主主义,甚至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苏联十月革命震撼过他的心灵,使他一度产生向往社会主义,企望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他对列宁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有肯定有否定,说明他世界观、哲学思想的不一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些庞杂的内容,复杂的矛盾,未尝不是当时我国现实社会和生存本相的矛盾复杂性的反映。在这种世界观、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徐志摩的文艺美学思想,同样是充满矛盾并不断变化发展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总起来讲,对徐志摩创作思想和审美自然观影响最大的不仅是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及其余续,还有西方现代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来自屈原起到郭沫若止的中国浪漫主义和中国诗学理论的意境论和意象论。

     二

   徐志摩短暂的创作历程中,共留下234首诗,我们就其内容结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分两类予以辨析。

   康桥情结:自然与爱情的缤纷花雨

   崇拜自然,回归自然,在人与大自然的融合中,复归人的天性。这是志摩首部诗集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诗人美学理想中对人生哲理思考与宗教观念的集中表现。

   “回归自然”作为一种人生理想,同皈依宗教一样未尝不是一种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主张,缺乏积极意义。但作为一种表现人类生存本相,揭示生命的原色魄力的艺术,仍不失其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而且劝善惩恶,返朴归真,净化心灵的美感作用,正是这类诗的精神价值所在。对此,徐志摩自然题材和内容的诗具有启人心智,荡涤灵魂、怡情娱乐的作用,能够引发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深沉思考和对和谐融洽人际关系的向往;对天人合一的自然美的追求。可谓:“人生不可知,社会不可恃,则对万物之不伪,遂寄无限之温情。一切人心,孰不如此。”⑥志摩自然诗有其对中外浪漫诗风的继承,特别是借鉴英国湖畔诗人的手法,而又有其独特发展。既不同过于投入的拜伦式和过于理念化的雪莱式的超然的自然趣味,又与济慈那一心追求清疏幽淡、孤高不俗的性灵一脉相承。《再别康桥》与济慈的《夏天•废园》有着同样的悠然、凄寂,把大自然清丽静美的境界同自己的喜悦、温柔与淡淡的哀愁所交织的心境,融合于缓慢、往复的节奏之中:|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野花悄悄的发了,/野花悄悄的谢了,|/悄悄外园里更没有什么。|  --《夏天•废园》

   细腻敏锐的感受自然的能力和虔信圣洁的自然神圣的美学观,构成志摩自然--艺术--人生三位一体的独特自然观,自然融入崭新的生命,升华为由暗示、象征组成的意象世界。歌咏康桥时,他是柔波里的一条水草;歌咏冬雪时,他是一片雪花;沪杭车中,有他生命的咏叹;星辰日月,盛满诗人“创造的喷泉”,鼓动着诗人理想的风帆,赞美着无爱不在的“春在人间”。如果说济慈是“自然本身”,雪莱是“寻找自然”,那志摩则是兼而有之。

   爱情,这本是诗人歌咏的另一永恒的主题,无论是爱的欢乐还是爱的痛苦,这个人类永恒存在的基本感情,文学史上永葆鲜活生命力的母题,有着“高于生命的价值。”本来,爱情是异性心灵的碰撞和性爱的升华,然而现实的爱情却不像理想中如此美妙动人!它受着历史、文化、人性、经济、政治、命运等种种因素的制约,婚姻作为爱情的坟墓成为切肤之感的喟叹!要么有爱情却永远失去了性爱的可能,要么有婚姻(性)却无爱情的基础,要么背弃无爱的婚姻承受“万恶之首”的耻辱。志摩一生经历着一次比一次惨痛的难言的爱情与婚姻的折磨和痛苦。其诗创作中不能不有理性的思考和情感的烙印。无论是对爱的歌颂和爱的破灭,其诗风都与雪莱相似。诗中有强烈的冲击封建传统观念,争取个性自由的震撼力。他对爱情、婚姻的观念不但有追求个性解放,反对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而且对“维护没有情爱的婚姻是否人道”提出了完全否定的答案。“没有爱,又没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毁他们人格的”⑦为此他对于老师梁启超的安于现状的守旧的情爱观持反对态度。他要把真挚的爱,纯洁的情化为密切人际关系的经纬线,把无情无爱的人们联系在爱的网罗,从而凝成理想之社会。

   《山中》写的是月明之夜对一位远在山中的恋人之思念。美妙的景色,飘逸的遐思,脉脉的温情,三者溶而为一,呈现出月色清风,春醉迷人的意境。《苏苏》则写出一位痴心女子,生前受无爱情婚姻的摧残,死后仍受作贱。她的灵魂化为血染的蔷薇,却又被“无情的手来攀”,“又遭一度摧残”!丰富的想象,凄婉的情韵,道出了几千年封建婚姻对妇女的无情践踏。这首诗深受我国民间诗歌的影响。可见出志摩诗不但有西方诗歌的手法,而且其抒情诗的根子也深扎在中国古典诗辞歌赋的沃土之中,继承了民族文学的神韵、意象之精魂,形成他博采众长,融合中外而有的风格、气魄。所以《苏苏》深得《敦煌曲子词•普通杂曲》中《望江南》的神韵。“莫攀我,攀我心太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此外,像《我有一个恋爱》、《琴死》、《月夜听琴》、《雪花的快乐》等大量的诗篇,虽用了“爱”、“恋爱”等字眼,实际上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情诗,而是借助恋诗的外壳,表达他的泛爱主义,人道主义和个性解放的观念,往往与“博爱”、“仁爱”相通,表达出更深广的内涵。

   铮铮傲骨:惩恶扬善的美好追求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作为对“真、善、美”和人道主义追求的诗人来讲,歌以咏志,藉以鞭挞军阀、政客便是志摩诗为数不少的母题。体现了诗人反封建、反军阀、爱祖国、讲人道的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写于1924年的《古怪的世界》,塑造了一对在快乐的新年之际抛却家乡,“老眼中有伤悲的眼泪”的老妇人。全诗充满了“悲哀”、“凄伤”的情调,怜悯中透露出作者对这个不人道不协调“古怪世界”的愤懑!与此同时,《谁知道》则用隐喻、象征手法,道出了一个黑沉沉、阴冷冷的黑暗世界:天上不明一颗星,道上不见一只灯,遍地都是坟的世界,使人不由得联想起艾略特的《荒原》。此外,《先生!先生!》、《叫化活该》两首诗,绘画出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诗中充斥着博大而又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前者令人想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名句,后者使人见到那“卖火柴的小女孩”之悲惨。《太平景象》尤其入木三分。诗中有揭露有讽喻,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景发出质疑和鞭笞!“砰、砰,打自个儿的兄弟,损己,又不利人。”《盖上几张油纸》,则通过一位有点神经错乱的老妇人,面对冻馁而死的宝贝儿的痛苦怀念,道出这样一个悲惨的事实:一贫如洗的穷人,儿子死后连一件遮身体的衣服都没有,她只能在小儿子的箧上盖几张油纸,以抵御寒冬腊月大雪的侵袭。

上述的创作心态,如果引用志摩自己的语言来表达,也可能更见其逼真:“在怨毒、猜忌、残杀的天空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记得前年直奉战争时我过的那日子简直是一团黑漆,每晚更深时,独自抱着脑壳伏在书桌上受罪;仿佛整个时代的沉闷盖在我的头顶--直到写下《毒药》那几句不成形的诅咒诗以后,我心头的紧张才逐渐缓和下去”⑧。诅咒战争,挞伐军阀黑暗统治的诗还有《白旗》、《婴儿》、《再不见雷锋》、《大帅》、《人变兽》、《梅雪争春》、《这年头不容易》等。与此同时,他还写了《庐山二歌》和《西北利亚》等歌颂劳工,赞美社会主义的不朽诗章。如果说《红楼梦》是那封建王朝即将崩溃的挽歌!哈代的悲观绝望是对那个社会的绝望;海明威的自杀,是他看透了现实的丑恶,生不如死更能求得灵魂解脱的话,那么徐志摩上述的个别悲观与悲凉的诗则是看透了那个无法挽救的社会走向没落的陷井而发出的忧愤!绝不能因此而怀疑并指责诗人是“看不见光明的前途,是资产阶级理想破灭的哀音。”是时代充满了自私的肉欲;把人道贬入兽道,把宇宙搅成一团黑漆;把天良与德性认做作伪与梦呓;把高尚的精神折成畸型的动机,让每一天充斥着愁云惨雾!难道不是先有直奉战争,才有志摩的“战歌之一”、“战歌之二”、“大帅”等反战的诗歌;难道不是先有那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才有那一首首“灰色人生”、“古怪世界”、“毒药”一类的诗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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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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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兰州)199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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