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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锐:富人治村的逻辑与后果

更新时间:2015-11-17 14:19:34
作者: 刘锐  
使村庄的社会单元和治理单元地位凸显。限于村民自治在法律建设和制度配套上的不到位,及农村社会尚未发育出公民意识和正式的社会组织,使村民在面对外来侵犯和内在无序时难以实行有效反击。富人因影响的广泛性及能力的卓越性易得到认可,为后来的治村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心理条件。

   三、富人治村:逻辑与类型

   富人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原来的村干部转换而来,他们手中积累了大量社会资源、政治资源,有敏锐的经济嗅觉,国家输入资源过程中,他们抓住机遇、混迹其中、迅速致富;二是由于其特殊的经济才干,瞄准市场机遇努力工作,很快拥有巨量财富,在村庄成为有影响的人[18]。乡村治理困境为富人治村提供外在条件,意愿与能力构成富人治村的内在条件。

   当前多数村庄治理属于权威性自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代表性自治[19]。精英主导的治理不是铁板一块的,富人要成功治村要处理好四对关系:一是与普通村民的关系,二是与其他体制精英的关系,三是与非体制精英的关系,四是与乡镇政府的关系。笔者依据村治逻辑的演变,对这四种关系进行分别讨论。

   1、富人参政的动力与机制

   人是政治动物,富人作为村庄精英,追求政治利益无可厚非。我们将富人参政的动机分为三种类型:经济利益、政治地位、精神报酬,以下分别说明。

   一是经济利益。外在地看,富人村干部既处于国家与社会的接点上,也处于资源下乡与村庄发展的枢纽上,富人村干部受到乡镇与农民的双重监督。实际情况是,村干部身处“第三领域”[20],具有施展拳脚、谋求利益的巨大空间。富人村干部俘获利益主要有两种,一是凭借自己的政治影响参与国家资源分配,将权力资本转化为经济竞争力;二是掌管村庄的政治经济活动,源源不断的汲取村庄资源,实现政治权力对经济谋取的保障。

   二是政治地位。历史地看,村民自治实践、乡干部的公务员化、财税体制改革等,使村干部沦为彻底的半正式治理者,失去了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机会。从基层实践看,富人村干部对进入行政体制兴趣不大,他们多是想进入乡村权力结构的上游,如果可能,当上省市人大代表,参加各项培训活动,实现扩大交往半径,完成权钱联盟的目标。“任何一种政治社会现象及其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因都深深地潜藏于经济社会中”[21],富人村干部实现政治抱负的困难重重,不妨碍其编织政治网络为个人利益保驾护航的追求。

   三是精神报酬。分田到户以来,村庄在外来撕裂与内在抽离下,变成没有价值生产力,没有共同体意识,没有守望相扶传统,没有温情与情谊的文化沙漠。村庄治理与农民生活变成两张皮,村干部费心做事,得不到村民的支持,一旦触犯私人利益,就会积累矛盾。做得越多,得罪的小私越多,越会制造干群紧张,越难以在村庄立足。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得罪、不出事,不与村民正面冲突。富人要笼络民意、赢得赞许,像撒胡椒面般施与私人恩惠即可,获取实在的社区精神福利比较困难。

   尽管有压力型体制和村民自治,富人参政不会只当撞钟的和尚,无所事事、得过且过,他积极争当村干部是目的理性行动,努力打开各个局面,以获得更大经济利益,是其真正的参政目标。要实现这种目标,就要参与村庄选举,处理好与其他精英和村民的关系。富人必将施展神通,动员各方,为我所用。

   村庄选举包括政治宣传、上级监督、选民登记、开村民大会、投票唱票等过程,富人要在村庄选举中获胜,须从大多数村民手中获取选票。与政治效能感低的普通村民相比,富人要顺利主政,须防止其他精英的有力竞争。富人常见的策略是利用血缘姻缘关系、经济合作关系、朋友兄弟关系等,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竞选班子,然后给助选同盟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去动员各方关系户,尤其是要说服家族、小组内的精英分子。

   共同利益分为两种,一种是公众利益,指没有排他性的共同利益,利益受众主体不清楚;一种是共同私人利益,指不同个体间利益的集合,各主体利益连带,具有一定相关性[22]。在社会关联度低的村庄里,村民对公众利益的感受不强,对自身利益的增减感受较明晰。对于普通村民,富人运用胡萝卜加大棒手法,一般是许以微量的现金利益,给予其小恩小惠(如请客吃饭、组织旅游),进行情感和政治动员,针对个别有个性、不理睬的村民,不差这一两票,不再与你纠缠,或者以暴力威胁,让你感受到压力。对于其他精英,简单的利益难以俘获,必须与其建立利益共同体,给予其稳定的利益许诺,才能吊足精英的胃口,动员他支持并帮助拉选票。

   在利益流量巨大的村庄,部分精英没有被笼络,他们也有主政的意愿,也会动员亲朋好友的选票,活动其他精英帮助其竞选。此时普通村民仍在精英动员下决定选票投向,但竞争者的出现及目标分歧,使竞选双方都追求选票的最大化,客观上使村民的选票有了争夺市场,由此构成贿选的基础,派性竞争也因此出现。笔者及所在团队在农村调查,发现理论预想的派性正功能[23]不明显。其实,在一个缺乏权利意识、公共意识的村庄里,“无功德的个人”排斥公共理性,共同私人利益驱逐公众利益很常见,它会直接带来黑金政治和村庄的失序。

   派性包括核心层-中间层-外围层。核心层是参与竞选的富人,中间层是富人动员的精英,最外层是其亲朋好友。真正在竞选中起作用的,是富人与精英的联盟,联盟基础是经济利益,富人的经济实力作用巨大。理论上讲,选举中的派性竞争有三种类型:一是一家独大型,二是势均力敌型,三是多派博弈型。但在选举实践中,多派博弈型出现的概率较小,因为竞选的目标是获取利益,只要两派真正激烈竞争,弱小的第三派就可坐收渔利,它也极容易被分化吸纳。对于富人来说,如果对方势力较小,只需以巨资威逼利诱,再出钱买村民的选票。如果是不相上下,双方都无绝对胜算,富人会挖掘各种资源,为关键的选票出更高价,派性中的精英隧发挥作用。不过,两派相争,必有一伤,若村庄公权力系统不对其进行吸纳与安抚,落选精英和派性就有可能成为后来村治中的反对派。因此,有眼光的富人会与竞选方讨价还价,给予对方以政治承诺和经济保障,双方各得其所带来富人的顺利主政,村民的所得与精英相比九牛一毛。

   乡镇政府属于选举监管方,理应规范选举程序,严察贿选行为,协调派性竞争。不过,国家权力上移及村民自治实践,使村庄利益的独立性凸显,村庄公权力的内生性增强,乡镇政府即使有心监督村庄选举,也难以控制选举全过程,改变村庄权力结构。如果行政介入协调不当,还会引发派性调动资源,反对乡镇行政的问题。另外,当前的乡镇政府权小责重,其运作逻辑是不得罪不出事,本着“民不告官不咎”原则,多会对违规选举睁只眼闭只眼,富人凭借雄厚的资源优势顺利当政。

   2、富人治村的策略及类型

   富人主政并不意味着其高枕无忧的实施威权型治理。普通村民的政治能量小、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村组织因此可脱嵌化运转,汲取各类村庄经济资源,除开特殊情况下迫不得已,富人不会直接侵害村民利益,对村民的意见一般也置之不理。富人村干部的要务是笼络住精英,建立起连带式的利益分享机制,村庄权力结构和秩序会因此稳定。笔者依据富人在精英群中的权力地位,将富人治村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富人主导型。富人无论是向上跑资源包工程,还是向下攫取村庄发展成果,都不可能单枪匹马的运作资源。除开协调好与其他精英的利益矛盾,他还要寻找一些愿为其效劳的精英,富人村干部的回报是建构利益共同体关系。有学者将该类关系体称之为“精英系”,意指成员变动较小,内部较为紧密团结,有较强的利益边界,别人很难进入的治理精英群体[24]。精英系以核心精英为中心建立起来,各司其职、各就其位、各取所需,核心精英即为富人村干部。精英系与派性不同,派性是非正式组织,具有低烈度性、间歇性、地域性特点,成员结盟基础不稳固,组织体系极容易被分化瓦解[17]。精英系强调村庄政治庇护,富人村平顺的利益俘获能力较强,组织内利益分配结构相对稳定,只要核心精英不倒,精英系便不会解散,支配动员能力便强大。二者的相似之处是,都以获取利益为目标,都有较强利益捕获能力,组织结构都是核心-中间-边缘三层,利益追逐不只限于经济利益,还包括建立关系网络、获取上级庇护,进入上流社会等。要注意的是,精英系的内部依然是资源交换关系,与单一的富人村干部俘获精英相比,多了纵向层级性和横向竞争性色彩。要确保精英系内部交换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核心精英须再生产出依赖性和庇护性的关系,多数富人村干部为此不懈努力。

   富人主导型的村庄治理,区分体制和非体制精英意义不大,因为其他精英都要受富人支配,富人心理偏好及求富逻辑决定精英是否再生产。体制精英出于依附关系及现实问题计,也会与富人谈判并作出适当的让步。笔者出于分析的方便,将精英分为经济和社会精英。所谓经济精英,主要指依靠村庄资源来积累资本的建筑老板、房地产商、超市老板、农资销售主、餐馆老板等。所谓社会精英,主要指依靠人际交往获取广泛社会影响,又以社会资本换取经济资本的小组长、党组长、钉子户、混混、排场人、不在职村干部等。两类精英擅长的领域有所差异,与富人村干部的合作方式也不同,富人村干部的谋利特点决定了其结盟方式。

   税费改革后,为弥补组织瓦解、农民弱势带来的相关问题,国家大力实施农村转移支付,包括撒胡椒面似的发放农业粮种补贴、农机具补贴,通过项目制向农村输入以供给公共品为主的资金。有学者依据项目获取方式的不同,将项目资源的村庄实践分为接受型、争取型、捆绑型三类[25]。无论哪种类型的资源进村,村干部都要配合利益的分配,有时甚至主导项目投入方向,这为富人村干部谋利提供了空间。富人当然不会独吞资源或少配置资源,那样会引起精英系成员不满,引发村庄不稳定及政治意外后果。常见的资源进村方式是,富人村干部竞争并获得项目工程[⑤],其他精英无法竞争项目,但有组织人员的能力,有承包工程的资质。为了减少成本、加快进度,富人村干部分解小项目给其他精英。经济精英会进行资金垫付、施工安排、质量监督、资源调度等。社会精英一方面不能自己带头阻工闹事,另一方面要积极行动,说服群众,阻挡外来势力。对于那些不合作的少数村民,灰黑势力会站出来摆平理顺。

   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经济精英,都是富人治村的重要依靠力量,富人从自己的囊中抽出资源俘获两类精英,一是促成其支持和服务富人的谋利行为,二是希望其支持常态化的村治工作,三是希望其在下届选举中站在自己这一边。即使两类会精英不在前两项上有积极表现,也要保证其不倒向另一边重新联盟反对自己,村民自治制度是富人村干部俘获精英的基础考虑。

   二是派性均势型。与富人主导的一元化村庄治理相比,派性存在的村庄实施的是多元化治理。派性中的核心精英掌握的资源越多,派性力量越大,越会对富人治村形成威胁,为了达成力量优势,富人也会组织派性与之竞争。村庄权力结构主要由党支部、村委会、村民小组、党小组、村民代表组成,其中村委会和党支部是村庄权力结构的核心。如果不考察乡镇政府介入及影响,富人当政必须处理好与体制内村干及体制外精英的关系,理想的策略是将另一派的核心精英吸纳进村组织,共同参与村庄治理,以保证派性力量均势。否则,另一派游离于正式体制之外,其逐利冲动及对当政者的不满,会使其加大对村庄公权力监督,营造对在职干部的不利舆论,在村组织处理公共事务时从中作梗,使富人治村面临种种现实危机。派性博弈的利益性及政治性使村庄治理的空间被挤压,只有富人村干部与另一派的核心精英握手言和,给予体制位置并同另一派实行合作治理才会平息矛盾。

在二元派性利益博弈的村治权力格局下,村庄稳定与村书记-主任的合作情况密切相关,其他村干部或体制外精英不是村治关键影响变量。只要获利渠道有保障,核心精英不倒台,另一派性不打压,这些精英不会阻挠村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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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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