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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威:《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新文学姻缘

更新时间:2015-11-16 14:01:18
作者: 沈卫威  

     主编吴宓的积极参与

   《大公报》是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的,中间曾短期停刊。1926年9月1日,由吴鼎昌、胡霖(政之)、张季鸾等接办。

   据《吴宓日记》所示,1927年12月5日,在清华执教的吴宓致函天津《大公报》的老板张季鸾,自荐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编辑。第二天,吴宓便接到张季鸾的复函,同意他的自荐。为此,吴宓特访陈寅恪,征求意见。陈寅恪极力主张吴宓主编此副刊,并表示将帮助他。

   12月7日,张季鸾致函吴宓,约他到天津会晤。吴宓立即致信原东南大学毕业生,“学衡派”成员景昌极,拟约他来京协助编辑《文学副刊》。吴宓于9日到天津与张季鸾、胡霖相见,商谈编辑的具体事宜。由于景昌极以体弱多病为由不愿到北平,吴宓便决定改请在清华的“学衡派”成员张荫麟(素痴)、赵万里(斐云)、浦江清(榖永)、王庸(以中)协助自己(赵万里、浦江清、王庸3人均来自东南大学)。编辑部就设在清华大学校内。

   18、22日,吴宓分别拜访胡霖、张季鸾,就《文学副刊》的具体编务相商。并于12月20日,发出《文学副刊》的第1期稿子。

   1928年1月2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期出版发行。以后每周一期,至1934年1月1日,《文学副刊》共出版313期。随后《文学副刊》被杨振声、沈从文(沈为实际的主编)主编的《文艺副刊》全面取代。《大公报》的这份著名副刊从反对新文学的“学衡派”手中和平交给了拥护新文学和新文学的实际参与者胡适的门生。

   据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所示:

   晚上,吴雨僧先生(宓)招饮小桥食灶。自今年起天津《大公报》增几种副刊,其中《文学副刊》,报馆中人聘吴先生总撰,吴先生复请赵斐云君(万里)、张荫麟君、王以中君(庸)及余四人为助。每星期一出一张,故亦定每星期二聚餐一次。盖五人除赵、王与余三人在研究院外,余各以事牵,不相谋面,非借聚餐以聚谈不可也。[1](P5)

   而在实际的运作中,吴宓也有无可奈何的时候。《文学副刊》出版发行一年以后,即1929年1月16日,“学衡派”成员赵万里、浦江清向吴宓建议,《大公报,文学副刊》可加入语体文(白话文)及新文学作品,并请清华教授朱自清(佩弦)为社员,加盟《文学副刊》。这意味着向新文学运动缴械投降。因此,吴宓在日记中写道:“决即放弃一切主张、计划、体裁、标准,而遵从诸君之意。至论吾人平常之理想及宗旨,宓本拟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宣传作战之地,乃《学衡》同志一派人,莫肯相助。宓今实不能支持,只有退兵而弃权之一法耳。”[2](P196)

   18日,吴宓邀请朱自清加入《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部。朱自清在19日访吴宓时表示考虑几日后答复。朱自清是胡适的学生,北京大学“新潮社”的成员,他进清华教书也是胡适推荐的,同时他也是新文学的著名作家。

   在19日吴宓与赵万里、浦江清、张荫麟的聚会上,大家商议并决定《大公报•文学副刊》增人新文学、白话文及新式标点(新诗及小说)。不论团体和派别[2](P197)。这是吴宓主动向新文学运动作出的一次重大让步和认输。

   21日,朱自清在浦江清的陪同下拜访吴宓,并答应暂时加入《文学副刊》编辑部,春假为止,先作实验。这样一来,《文学副刊》的编辑队伍中,吴、浦、赵、朱为清华的教师,张荫麟为清华历史系的学生。

   1934年1月1日,《文学副刊》第313期出版发行后,便停刊。吴宓不再编辑。《文学副刊》被在1933年9月23日《大公报》新创办的、新文学家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文艺副刊》所全面取代。关于《文学副刊》停刊的原因,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有一说:“雨生本为天津《大公报》主持一《文学副刊》,闻因《大公报》约胡适之、傅孟真诸人撰星期论文,此副刊遂被取消。”[3](P180)钱穆所言是有根据的。据1934年1月5日胡适日记记录:

   今年《大公报》邀了我们担任“星期论文”,已宣布了。

   (一)本报今年每星期日敦请社外名家担任撰述“星期论文”,在社评栏地位刊布。先已商定惠稿之诸先生如下(以姓氏笔划多少为序):

   一、丁文江先生  二、胡适先生

   三、翁文灏先生  四、陈振先先生

   五、梁漱溟先生  六、傅斯年先生

   七、杨振声先生  八、蒋廷黻先生

   我的是第一个星期(7日),所以昨晚试写了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今晚写完。[4](P263-264)而胡适所写的内容同时也是针对《文学副刊》没有完全用白话文和专门刊登旧体诗词的。《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自胡适开始,1934年1月7日—1937年7月25日共有169篇,而胡适一人就有25篇,自然也是最多的。实际上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写文章的大都是胡适的朋友,也就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英人物。“星期论文”在北方也成了和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一样,最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声音。

   《大公报•文艺副刊》在沈从文手中而兴,并由周刊出到每周四期(萧乾一度协助编辑)。由《文学副刊》到《文艺副刊》编辑间权力的转移,是在新文学的反对派吴宓(“学衡派”)和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之间由《大公报》老板主持下自由过渡的,没有引起波动。《文学副刊》坚持6年的保守倾向,被新文学家的阵地《文艺副刊》的新面目所取代。而《文艺副刊》是在先运行3个多月后,逐步取代《文学副刊》的。因此,吴宓把沈从文看作自己的敌人,并写进自己的讲义——“他的敌人(如沈从文先生)”[5](P51)。

   吴宓主编《文学副刊》的6年间,在《大公报》上与《文学副刊》先后同时并存的副刊还有《小公园》、《医学周刊》、《经济研究周刊》、《经济周刊》、《社会科学》、《读者论坛》、《儿童周刊》、《戏剧》、《世界思潮》、《科学周刊》、《妇女与家庭》、《图书副刊》、《军事周刊》以及1933年9月23日创办的《文艺副刊》等。在《学衡》后期,由于经费不足和稿源缺乏而导致脱(拖)期的情况下,《文学副刊》的实际影响,超过了《学衡》。

   陈寅恪本人是支持吴宓主编此副刊的,所以他有诗文在《文学副刊》发表。而《文学副刊》的编辑浦江清本身又是他的助教。他在致傅斯年的信中曾为浦江清索书,希望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出版物的目录能通过浦江清在《文学副刊》上刊登[6](P44-45)。

     宗旨与体例

   1928年1月2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期上,有吴宓执笔的《本副刊之宗旨及体例》[7]。此文内容共有7项。其中所说的“不取专务描写社会黑暗及人类罪恶之作品”是针对新文学作家而言的。副刊的实际情况是新文学作家写实的与浪漫的作品都不登。没有长篇小说连载,也无白话散文,所谓文学创作只是些旧体诗词。

   关于作者“不署名”的问题。张荫麟在第38期写有《本副刊体例申言》(答朱希祖君),特就《文学副刊》的文章多不署名的问题作了说明。其中谈道:“本副刊文字常多不署名。此决非不负责任之意。乃缘本副刊体例如此。”其理由是:

   1.“西国大日报杂志文学评论之作,常多不署名。本副刊实仿效之。”

   2.“吾国普通人之习惯,尤注意作者及个人之关系,往往不就本篇细行阅看研究,而于人的关系妄为揣测,实属无当。故本副刊以为在今中国,惟有提倡不署名之批评,方可得近真理而免误会,此正区区负责任之愚诚也。”

   3.“本副刊体例始终如一。‘来稿’署真姓名或别号,一随其人之意。专篇‘书评’均署名。因此中不免有个人意见,须昭郑重也。‘通论’或撰或译,全不署名。其属于浮泛性质如‘某人百年纪念’者更不署名。”

   4.“无论署名之问题如何,本副刊编者,对于全体文字均负责任。”

事实上,在副刊的文章中,前期不署名多是吴宓本人的,其他的作者如张荫麟只有少数文章不署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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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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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济南)200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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