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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启立:巍巍万里

更新时间:2015-11-13 23:19:04
作者: 胡启立  
由天津市对该工程的勘测、设计、施工负全责。因来不及回天津开常委会,就派人将报告星夜带回天津,挨个登门征求常委意见,于当夜送回北京。

   时隔一天,以天津市委、市政府名义的请示报告送到了总书记的案头。总书记胡耀邦在报告上批示:这是件大事,要一抓到底,决不可误事。同一天,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同一份报告上批示:请万里同志定。

   拿着总书记、总理的批示,我和陈伟达同志直奔万里办公室,当面请他拍板。万里对天津缺水的情况有所了解,当他知道全市淡水仅够7天用量时,也着急了。他当即表示:天津市几百万人民生活的用水一定要保证,宁可多花点钱,也要让人民喝上好一点的水。引滦济津工程非上不可了。为了争取时间,避免扯皮,由你们负全责,这个办法好。把全部权力给你们,全部责任也给你们,你们一定要抓好,要对中央负责。总书记、总理要我定,那我看就这样定了。

   万里当过城建部部长,对基建工程是行家。针对引滦入津工程工期紧、项目多、战线长的情况,他批准可以在施工中合理交叉,以缩短工期;但他同时强调:一要保质量,二要加快速度,三要尽量节约,要在此前提下加快速度,节省开支。

   我当场向万里立下军令状:当年动工,3年通水,一定给中央一份满意答案。

   大的方案定下来之后,围绕引水工程线路的选择问题,天津市和水利部、河北省发生了分歧。水利部和河北省主张走北线,开明渠,经过唐山再到天津,这样可以让唐山、天津和沿途都受益。但这个方案一是线路长,投资大;二是沿途截水,天津、唐山两个城市均不能保。天津市主张,取水源至天津的最近线路,即走南线,有些地方要挖暗渠,使之成为天津的供水专线,一次性从根本上解决天津市工业和生活用水问题。因为涉及不同利益,双方分歧很大。无奈之下,我们又去找万里。万里同志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着眼大局,权衡利弊,深思熟虑,协调各方,最后拍板说:按天津的方案办。

   中南海的决策,水利部、河北省的支持,万里同志亲自过问、指导,引滦济津工程迅速启动。为了尽快结束天津市700万人民喝咸水、喝苦水的历史,全市党、政、军民万众一心,投入引滦入津工程。1983年,引滦入津工程在市委、市政府一班人的领导下顺利实现全线贯通,天津市从此结束了断水之虞。

   那几年,万里同志经常到天津,问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全市人民都知道万里副总理关心天津。老实说,我这个市长要是没万里支持和帮助,天津一房一水的难题解决不了。即使中央不罢免,百姓不罢免,我也没有脸再当这个市长,自己也得把自己给撤了。

  

   我有了困难就想到找万里

   1982年我奉调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到任之后就陆续拜访老一代革命家和主要领导同志,听取他们的教诲及对中办工作的要求。他们各自给了真诚的勉励和告诫……只有万里同志对我的要求跟别人不同。

   那天我到了万里办公室。那时,万里还称我小胡,后来才叫我名字。

   万里问:"小胡,你打牌吗?"

   我回答:"不打。"

   "你下棋吗?"

   答:"不下。"

   "你打球吗?"

   答:"不打。"

   "那你都干什么?"

   "我上班啊,工作啊!"

   "你这个人没文化",万里说,"我告诉你,你这样不行的,中央工作很累,像你这样,不用几年准把你拖垮。我教你一招吧,保证你健康、精力充沛地为党工作20年。"我一时听不太明白万里要教我什么招数。

   "从现在起,你跟我去打球。你去不去?"

   一听说让我打球,我当场表态:"我去,我去。"

   万里当场拿出一副新网球拍子递到我手里:"我到时叫着你,说清楚,不许请假。"从那时起,我就跟着万里在业务时间学打网球,这一打就是20多年。正是20多年不间断地体育锻炼,让我尝到了甜头,二三十年来东奔西跑,加班熬夜,所幸始终保持着健康的身体、饱满的精力坚持工作,没有因身体原因拖累工作。说起来真得感谢万里同志。

   都说中央工作无小事。我刚到中央工作时,因缺乏经验,处理一些问题常感到左右为难。每当碰到棘手的问题,我总是习惯性地找万里。当时全国人大一位老同志提出,要在大会堂西侧修建全国人大办公楼,给中央打了专项报告。我看了报告,心里想,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的首都,又是国家门面的天安门广场上,不能见缝插针地都盖成办公楼,总得给老百姓留一个文化娱乐的地方吧。于是就把这份报告压下了。为了慎重稳妥起见,我向耀邦口头报告了人大这份报告的事。耀邦的意见是,全国人大已经有了办公场所,没有必要再盖大楼;二者,不能把中央国家机关都建在天安门广场;再说,中央也拿不出这笔钱来。听了耀邦的意见,我就没将人大的报告提交书记处讨论。

   没几天,有人私下告诉我,你闯大祸了,捅大娄子了。

   原来,全国人大那位老同志迟迟没见批复,就追问报告压在谁那儿了。人说是压胡启立那儿了。老同志火了:谁是胡启立?他是干什么的,敢压我的报告?我得知了消息,颇为紧张,既不能说是我的意见,也不能说是耀邦的意见,还不能当面向老人解释。怎么办呢?只好又去找万里想辙。万里说,你容我想想。过了两天,万里说,有了,我让他们查档案了,周总理生前有指示,大会堂西边那块地留作将来建一个国家级的歌剧院用。周总理的指示把我救了。我让人把这话传给全国人大。于是没人再追问。这才给今天的国家大剧院留了块地。

   十二大之后,我和万里同志同在政治局、书记处,一起议事谋政,深为他的那种改革开放的坚定态度和敢做敢当的政治勇气所激励,所鼓舞。

   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中,邓小平作为主帅,坐镇中帐;胡耀邦、赵紫阳联手布局,彼此呼应;万里则横刀策马,冲锋陷阵,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在农村改革上自不必说,在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大力支持下,他亲自主持连续制定了5个中央"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走出乌托邦式的制度藩篱;揖别"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荒诞邪说,让中国农业重获创造的生机;让8亿农民挣脱"一大二公"的桎梏,告别饥饿和贫困。正是由于农村改革,使中国"三农"豁然开一新局面,且为后来的城市经济改革乃至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提供了经验。

   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万里以极大的热情予以促进和推动。

   1984年春节期间,我跟随他到天津、山东做关于城市改革的专题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从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从农村改革后对办商业、外贸、交通、运输业的内在需求,感受到因部门分割、条条专政而造成的巨大障碍,深刻认识到城市改革的紧迫性。一路上,他一边不断鼓励各地同志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勇于突破旧的条条框框,探索新的路子,一边思考着城市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6月,书记处讨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文件初稿,万里在会上结合这次调研中的思考说:如果说农村改革的经验是活、勤、富,我们经济体制的弊端就是3个字:死、懒、穷。死,就是体制僵化,管得过死。死在哪儿呢?死在我们曲解马克思主义,曲解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搞建设,全盘照抄照搬苏联的经济模式,加上我们自己的供给制,形成了一个僵化体制,人、财、物、产、供、销,高度集中统一。公有制,铁饭碗,平均主义,大锅饭,这种体制,扼杀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把企业管死了,把人管懒了,造成越管越死、越管越懒、越管越穷的恶性循环。城市管死了,又限制、阻碍了农村的"活"。上面有那么多衙门,一个衙门一个戳,一个衙门一道关,缺了哪个也办不成事。企业成了行政部门的附属物,一点活力也没有。城市改革,最关键就是改变这个体制。社会主义就是要体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体现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善人民生活,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

   当时,有人说改革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万里旗帜鲜明地提出: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

  

   万里给我压担子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邓小平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任务。于是中央决定将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成立领导小组,由胡耀邦、赵紫阳挂帅,日常工作由万里主持。领导小组下设立两个工作班子,分别由教育部、国家科委主要负责人牵头,组织调研并提出初步方案。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文件,书记处会议上确定由万里主持。当时,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包括万里、习仲勋一些老同志,为了锻炼我们新进中央年轻一点的同志,总是把我们往前推,给我们压担子。所以万里当时就说,我主持,可以,让启立负责。我理解,万里让我负责,就是让我当个项目经理,用意在于让我了解中国的教育问题,参与教育改革的实践。

   在万里指导下,我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先后到4个省进行专题调研,考察了几十所大中小学,开了近百个座谈会,有逾千人参与座谈、讨论,为教育改革出谋划策。在此基础上,按万里同志意见,给中央写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报告阐述了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提出了建立和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要求的教育体制的目标。报告提出,要改革高校管理体制,改变完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由国家包分配的制度,使高校增强适应社会需要的动力和活力,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强基础教育,在全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报告送上去之后,政治局常委们都很重视,陈云、李先念看过后在报告上画了圈,没提具体意见。赵紫阳批示:所提改革的精神和原则都同意。同一天,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报告送给邓小平,小平批示:很赞成。

   大的原则、精神定下来了,我们就动手起草文件,经过八易其稿,书记处和文件领导小组反复讨论,最终在书记处会上定稿。

   198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在这次大会上,万里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话。他强调了教育改革的紧迫性,指出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地位,宣布全国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和权力交给地方;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经费逐步增长;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改革招生分配制度,改革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

   会上,邓小平做了《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他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是个好文件,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落实。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招。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小平还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万里和小平的讲话把会议推向了高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个文件并正式颁发。会后,教育改革迅速呈现空前强劲的态势。

这次教改文件从调研、酝酿、讨论到最后形成,是一次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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