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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世佑:今日难寻沈善洪

更新时间:2015-11-13 09:27:04
作者: 郭世佑 (进入专栏)  
但他怀抱教育家的素养与品位,习习生风。我至今还记得,他在一个报告中说过一句恐怕只有教育家才能说出的原创之语:“教师教学生,如果只教知识,不教方法,顶多能给学生一本词典,或者一本《辞海》,但没有发明和创造,那怎么行呢?”

   就在那时,沈公看到了杭大的竞争需求,制订“青年教师博士化”的在职培养计划,雷厉风行,我就守不住自己的低学历,通过外语与专业的正规考试,成为这个计划的受益者。我一边指导硕士生,一边以本科学历攻读本校博士学位,两年半之后提前申请毕业,沈公还挤出时间,出任我的答辩委员。最近回到浙大弄斧时,有位师友还记得当年的一个答辩细节:另一位校内答辩委员在评论中,对我的批评特别严肃,还把拙稿的某个优点说成了缺点,云:“你的文章提到梁启超给老师康有为的一封信,你说《梁启超年谱长编》把其中的一段话删掉了,人家删掉它肯定是有原因的,你为什么要指出来?”当时,现场的气氛有点紧张,沈公却问他:“为什么不能指出来?”这位委员就碍于沈校长的权威,迅速转向【注释:包括被《梁启超年谱长编》删掉的那五百字在内,博士论文中的两万字发表在《历史研究》(北京)1998年第5期,另一部分刊在《历史研究》(北京)2002年第2期】。

   博士答辩之后,杭大不愿转出档案与户口,我申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研究的计划搁浅,改为补报本校的教授职称。按照学校的规定,40岁以下的教师申请教授职称,可以不占名额,但需要经过答辩程序。没想到,我的答辩程序既简单,又轻松。先是沈校长开场发问:“你的专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新在哪里?”此言貌似尖锐,单刀直入,符合沈公的语言风格,实则给我一个面向全校学术精英的自我表达之机,其呵护青年教师的战略之高与策略之圆,我就不难心领神会。第二位评委挺年轻,问:“在表格中,《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的文章与中文版的文章是不是同一篇”,他无异于提醒在场评委,我的有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的中文版与英文版同时采用,不太容易;第三位是头发花白的前辈,说:“认真看了郭先生的材料,听了你的答辩,我感觉到你的研究很深,请问你下一步有何打算?”他以嘉勉后学取代提问。事后才有人告诉我,第二位提问者是主攻比较教育学的副校长徐辉教授,第三位乃工于西方哲学史的哲学系主任陈村富教授。答辩之后的投票结果,是27名评委全票通过,校园竟以佳话传之。教务长说:在杭大的校史上,全票通过职称评定者很少,毕竟文理各科的衡量标准不同,评委又多,彼此要达成共识,不太容易,外来的年轻教师更难,所以,特别值得祝贺。他们越是这样说,我就越能明白,这个全票通过的荣誉首先离不开沈校长的厚爱,我没有任何自傲的理由。

   1998年是新浙大的重组之年,郑云山教授以董建华文史哲基金会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建议我提交一册拙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申报成果奖励。成果评审以杭州大学的名义召集,授奖仪式辄在新浙大的旗帜之下开场,沈善洪先生的主任委员之身份不变。拙著由沈公提议,被评为一等奖,奖金多达一万元人民币,比浙江省人民政府给的一等学术奖金还多近一倍。那时候,浙大的教授分等设岗之方案还没开始,工资待遇甚低,对我这个支撑三代五口之家者而言,那个万元奖金倒是很值钱,很管用。授奖仪式开始之前,郑君找我说:“以往的授奖仪式可以不安排获奖代表发言,这次沈校长点名了,要你说几句,他说你的课讲得很好,还挺潇洒,连讲稿都不要,除了文字表达的能力很强,口头表达也很强。沈校长还说,自从把你引进杭大,除了去年的职称答辩,你还没有在别的公开场合露过面,很多人还不熟悉你。”我感到有点压力,说:“沈校长过奖了,那该讲些什么呢?”郑君曰:“沈校长要你说点获奖感想,再谈一下个人打算就行了。”我就遵循校长的建议,坦诚告白8分钟,还被录音和整理,刊于《演讲与口才》1999年第10期。就在那个举世瞩目的杭州四校合并之季节,新浙大的教务处在20位左右的院士与900多名教授中遴选12位,组成新浙大五个校区(西溪、玉泉、华家池、湖滨、之江)的校园巡回演讲团,我被同事提名,名列其中,据说也与沈校长的首肯有关。

  

   四、嶙嶙风骨

   一个好的教师可以影响一批学生,一个好的校长却能影响一批好的教师与校风,一个好的教育体制则不仅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学生,还能持续地规范一批又一批好的教师和校长,尤为根本。至于好的教育体制从何而来,恐怕既不能靠等待和施舍,也难指望人云亦云与见风使舵,而是需要一大批像沈善洪先生那样的校长与教育家怀抱振兴家国的使命感,站着思考,大胆尝试,持续呼吁和突破,少说废话。

   近20年来,不知什么原因,不少高校的校长、书记都以奢谈大学精神为时髦,还打校训牌,说得头头是道,行动起来却很粗糙,不是装傻,就是冷漠,或者只说“没办法”,大搞悲情演出,只把校训当道具,却很少能像沈善洪那样,躬身实践本校的“求是”校训,一步一个脚印地打造淳朴向学的校风,托起学术的尊严。

   大概因为历史学的务实与哲学的睿智之和具有某种天然的视角优势,沈公熟谙苏联模式对中国高校与意识形态的浸淫之害,从主校开始,他就把引领浙江社会科学院的战略带进杭大,将避左与防左作为扬旗树风的重要任务,排除干扰,倡导学术立校与学术自由,这在全国高校中,即便是在人才相对集中的部属重点院校,恐怕也难多见。他除了尽力保护在学潮中受到冲击的青年教师与学生,还克服地方院校的资金困难,尽量选派略有实力的青年教师出洋深造,推进国际学术交流,走在全国高校之前列。

   由于我国实行党、政两套班子平行管理的制度,杭大与其他高校一样,在系总支书记与系主任之间,究竟谁是一把手,难免发生分歧,或者暗中摩擦。沈校长所在的哲学系就曾发生这样的权力争执,还闹到学校,沈公却毫不含糊地回答:系是教学与研究的基层单位,系主任当负首要责任。

   近年来,举足轻重的名牌学府北大等校也在曝出学生告密的信息,学生的诉求同师德堕落与否和校园党政权力的贪腐与否无关,却只求维护教科书的权威性,拒绝不同的学术之声,匪夷所思。此类告密之风其实由来已久,却难见像沈善洪那样的校长严辞抵挡,遏制此类残害和污染学府的不良之风。

   当年,杭大的个别学子对我试图打破教科书体系与革命史观的课堂讲授不太适应,尤其是很难接受我说的“我对爱国主义教育不太感兴趣”那一句,他们既不管列宁与叔本华、萧伯纳、罗素、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等人之间对爱国主义的抨击有何实质性的不同,也不管我的另一句“爱国不爱国,不是真问题,如何改造中国,才是问题”,也是层层告状,最终告到校长那里。沈公答曰:“郭世佑是我引进的,我了解他,他的治学严谨,不会随便说。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后来在我即将离杭时,两位前辈师长提起沈校长对我的信任与呵护,才让我知道的这个校园片段,也是我最近相继在浙大、华中科大、北师大与武大等校的讲座开头时,鼓励听众告密之实言。环视万里神州,如果多数校长能像沈善洪那样,以学术为本,尊重教师,此类告密行为恐怕就很难登堂入室,为数更多的就是把校长的乌纱帽看得比校训与大学的使命还重要,怕这怕那。我也常怀杞人之忧,如果举国上下只讲利益,不讲是非,何来学府、学术与师道的尊严?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还能滑向何处?

   就在拙著获奖不久,沈公托郑云山教授传话,约我到他的杭大新村寓所面谈,这是我俩之间唯一的单独面谈,我才知道,他和郑君一样,都认真审读过那本多达42万字的冗长拙著,对每一章的内容都很熟悉,令我感动。对话就从拙著的撰述开始,从近代到现代,他要我继续写下去,写出一本完整的近代史来;从历史到现实,他要我别管来自北京的学术杂音,还说,个别所谓学术机构就像在搞特务活动,专门捣乱,别理他们。这位老校长其实就是政治理论课教师出身,竟以智者的清醒与果敢,卓见纷呈,时常抖出势不可挡的钱塘气象,其思想解放之程度,多少让我吃惊。

   毋庸讳言,在我们国家,从意识形态领域到高等学府与党政机关,宁左勿右,以左谋生的专业户至今不减,这也是当时我俩讨论到的最后一个问题,后生听他通报内幕,分析根源,洋洋洒洒,入木三分。此时此刻,他能让我想起韦伯在《以学术为业》的慕尼黑演讲所言:“无论是谁,只要他是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我是指相当于他们的党派而言不舒服的事实。”我曾几次起身,表示告退,以免影响长者的工作与休息,他却总是说“不急,不急”,让会谈持续达3个小时。

   5年之后,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偏偏选择了沈校长说的那个“学术杂音”之渊薮,举家北移。某日,即将离杭时,我在校园里碰上他,他已听说我要调走,曰:“到北京去也行,他们占有的学术资源太多了。到了以后,要保持联系,你把邮件寄给韩国研究所就行。”

  

   五、瑕不掩瑜

   近年来,随着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蠕动,盛夏的高校毕业典礼与初秋的迎新舞台竞相披上节日的盛装,除了个别确有才情与境界的校长,准能摊出一批晒秘书文稿、练自家口才的校长秀,有的好像就为这两个典礼致辞而存在,道具与流光多了,就难免自贬身价,影响斯文。有时我也担心,彼等出场过多,好学多思的年轻学子们恐怕容易把他们同底气十足的民国校长蔡元培、罗家伦、蒋梦麟、竺可桢拿出来比一比,只会彰显“与时俱进”的尴尬,下次再让学子们慷慨鼓掌就难了。倘若舍远求近,把现在的校长群与共坐体制之舟的沈善洪稍加对照,那也没趣,既有思想、又不跟风、还没废话、更懂幽默的沈善洪竟然也像蔡元培、罗家伦等民国乡贤一样,做的很多,说的很少,他就不好典礼致辞这一口,个中差距亦难以道里计。

   包括我所熟知的郑云山教授在内,凡是在沈善洪校长身边工作过的杭大人,都不难感受其出乎其类的品行与主校能力,旁人还没有多少可以挑剔的。不过,沈校长毕竟也是人,而不是神,人无完人。如果只顾称赞他的伟业与功绩,未免过于单调和油腻,还容易影响称赞本身的可信度,我还得设法说点别的。再说,如果只来歌德,我们也别想蒙过泉下有知的沈校长,他已经有空审视各种关于他的言说了。即便在世时,他虽近视,还整天埋头为校政操心,却目光如注,他对谁在读书思考,谁是混混,还有谁是“伪君子”,谁是“真小人”,心里都有一本账,“伪君子”与“真小人”这一对词组就出自他的原创,还不影响他以校长的名义,驱使真、伪两兄弟,奔跑在同一辆战车之前,显然,他还很懂御术。

   曾听师友说,如果当年在沈公的身边多一些装糊涂者,少赞美他,或者改扮“谏臣”或诤友,多一些挑刺者,也许他的才情还可高飙一层。周扬曾说,全国的“两古”(古代文学与古籍文献)有两家,北大是“地主”,杭大是“富农”,不知此言在全国同行中有无争议,但在我看来,自古杭州就富,鱼米连仓,也不缺文星,当个“富农”未必很难,若让沈校长对中文系多加一点投入,督率该系师生再加一把劲,把“富农”升格为“地主”,岂不更好?

   如今看来,生日蛋糕不宜太甜,以免得糖尿病,影响健康;盛赞首脑们的正能量也不宜太足,以免挤压来自底层的心声,减少前行的动力。当年,如果我不是看到沈校长的周围不缺轿夫,外来后生即使想泼凉水,恐怕也难淋进去,而且沈公在我入杭三年之后就退岗了,自不必妄议多言,不然,真想找个机会,给他提一些锦上添花的改进意见,以谏为报,我就不信他会把我放到“伪君子”或“真小人”的框子里。

   就拿他对青年教师的关心与提拔来说,此举属于其校长角色的亮点之一,很多口碑都在传诵着,愚意以为,若用多元的视角细察,不难发现,沈校长的进步空间其实还不小。

比如,对于外来的青年教师,教学与研究的角色责任固然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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