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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论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更新时间:2006-04-10 17:17:23
作者: 郭树勇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国问题”是中国何以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其实质是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百年来中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显示,中国由世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身份向基本受益者身份转化,中国崛起需要将国家利益与国际体系、国际政治文化、世界潮流有力结合起来,东亚秩序与日本崛起是近代以来中国崛起的重要环境因素,中国崛起的方式逐渐由“革命与战争”为主变为“和平与发展”为主。理论的最新发展表明,崛起与秩序是权力、制度与认同的三位一体,但处在不平衡发展之中。目前世界秩序的特点是“全球霸权,地区均势”,世界秩序的形成快于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与地区崛起具有同步性。面对世界秩序,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首先维持并发展中美关系,同时也要调动欧洲因素,并注意以地区崛起重塑世界秩序,适当考虑文化崛起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关键词:  中国崛起 世界秩序 关系分析 对策

  

  一、崛起与秩序:“中国问题”的实质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断成熟的一个标志是,主义研究与问题研究的深度结合。简单地用“多研究些问题,少研究些主义”以及“多研究些主义,少研究些问题”,都不能全面把握当下国际关系研究的精髓。两种研究都有需求。自基欧汉、科克斯等人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把“问题性”(problematic)作为理论研究的重要起点以来,主义与问题的深度结合就有了一座理论上的桥梁。[1] 在此影响下,中国学者在微观上研究中国存在着哪些具体问题的同时,也从宏观上判定时代赋予“中国问题”的本质。

  那么,在国际关系意义上,“中国问题”是什么呢? 秦亚青教授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大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只有研究好这个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才有自己的学派与独立性。这正如美国问题是护持美国霸权体系,从而催生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英国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从而催生了英国学派一样。[2] 秦教授的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是当今时代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就进入了一个“大融入”的时代。[3] 这个时代涉及中国与世界大国的权力斗争与合作,制度较量与谈判,以及观念冲突与互动。并且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国家建设与文化重构的实质与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围绕这个大问题,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都可以进行理论建构,有希望通过综合与创新最终形成一个中国学派来。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这个问题,大概包括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一是为了中国崛起而融入。没有崛起,融入就成了附庸,演化为一种非主体性活动,如何在当前世界秩序下实现中国崛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这是中国对于世界的“要求”;二是只有融入才能实现崛起,处理不好与国际社会或者世界秩序的关系,崛起就是不可能的,中国崛起必须循着国际政治社会化的路径,这是世界对于中国的“要求”。前一方面具有理论上的特殊性,后一个方面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崛起与秩序,从另一个侧面成为“中国问题”的核心话题,也从特殊性与普遍性两个方面,为中国理论建设准备了思路。

  冷战之后,中国崛起、世界秩序的研究,一度雨后春笋,“千树万树梨花开”; [4]曾几何时,又起伏不定,“犹抱琵琶半遮面”。究其原因,固然反映了学界对于国际层面上纷至沓来的“中国威胁论”的担心。同时,就国内层面而言,则涉及中国的战略目标及其实施方式仍然处于某种探索的现实。但是“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大问题”尤其如此。中国要和平发展,有必要追问,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历史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如何去面对变动中的世界秩序?

  

  二、百年来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关系的历史经验

  

  中国崛起的原点在哪里? 中国的重新崛起至少追溯到20世纪初。那个时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以及英俄入侵中国西藏等地,使得中国沦为全面意义上的半殖民地社会, 国力达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5] 百年来,中国人民通过自身奋斗与国际合作,推动了国际地位的回升,开始了漫长的崛起之路。此进程可以分三个阶段。中华民国的成立到二次大战的爆发可称为第一阶段,二战爆发到冷战结束可谓第二阶段,冷战结束至今可谓第三阶段。中国重新崛起的历史,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

  1.中国由世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身份向基本受益者身份转化。世界秩序往往有利于强国,但不一定不顾弱国。中国的衰落自明清时代已始,但鸦片战争是个转折点,到20世纪日俄战争,中国受尽了西方列强与东亚强国的凌辱,陷入了崩溃的边缘。然而,随着世界性帝国主义战争的来临,世界秩序客观上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崛起的时机。第一个时机就是一战。大战把欧洲列强拖在了欧洲,而这些列强和美国不愿意看到日本或其他的大国独占中国,因此,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关系多极化发展,某种程度上给中国“以夷制夷”外交准备了国际空间。迅速重新崛起中的德国与不断强大的日本想打破美英法主导的多极国际体系,最后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彻底打败。中国由于参与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而逐渐成长为地区性大国。中国在冷战结束前后的改革开放和入世战略,使得中国获得了20年的经济增长。因此,总的趋势是,百年来的世界秩序某种程度为中国崛起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国际条件。

  2.中国崛起需要将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体系、国际政治文化、世界潮流有力地结合起来。20世纪初是民族国家体制从欧洲向亚非拉大扩展的时期,这与世界性殖民体系的瓦解同步而行,世界进入了一个民族解放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等先进政党高举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顺应世界潮流,建立了共和国,开启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新时代,中国的道路比德国道路、日本道路更接近于世界秩序对于新兴大国的要求。中国上个世纪头10年建立民国,20年代加入国际联盟,三四十年代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四五十年代参与创立联合国,七八十年代参与国际反对霸权主义的联盟, 90年代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前支持世界性的反核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国际体制,等等,都体现了国际政治文化与世界潮流对中国的影响,更体现了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把握了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机遇,实现了与国际社会与世界秩序的接轨。

  3.东亚秩序与日本崛起是近代以来中国崛起的重要环境因素。作为大国,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息息相关。而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中国崛起又与地区秩序密不可分。国际关系史表明,世界上大国最集中的地区除了西欧,就是东亚。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从来就是世界大战的发源地,也是大国兴衰最频繁、最剧烈的地区。20世纪的中国崛起史,其实就是一部中日较量史。在第一阶段,代表东亚发言的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凡尔赛—华盛顿会议使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五强”,日本崛起压过了中国崛起。第二阶段,代表东亚的力量主要不是日本而是中国,中国不仅代表了东亚,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亚非拉以及整个第三世界,其标志性事件包括开罗会议、朝鲜战争、亚非会议、27 届联大、经济成功等等。当然,东亚的崛起,除了表现为中国的政治军事崛起之外,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崛起也是一些亮点。第三阶段,中国与日本都在积极追求崛起。前者的集中点是经济持续成功与国家统一,后者则是进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恢复其政治大国的地位。

  4. 中国崛起的方式逐渐由“革命与战争”为主变为“和平与发展”为主。在中国崛起的第一阶段,是通过革命(辛亥革命)获得了现代性,通过战争(一次大战)获得了独立与主权。在中国崛起的第二阶段,中国人民通过抗日战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成为世界秩序的标志性组织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而同时,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进行了一场战后最大规模的有限战争较量,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军事大国与政治大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更加正确,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核时代大国较量的模式变迁以及国际深度相互依赖的现实,中国不容许自己也不需要采取革命与战争的方式进一步推进中国崛起,中国能够超越昔日英美俄日法诸大国战争崛起的逻辑。

  

  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崛起与秩序的新解读

  

  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表明,对一种重要国际现象特别是体现着时代本质的国际现象的全面深入透视,不能离开权力、制度与认同的三维研究,因为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发展赋予了典型性国际现象以多元的属性。由此而论,中国崛起不但是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制度创新的过程,也是中国实现文化现代化,参与国际政治文化与国际法律体系重构的过程。[6] 而世界秩序也是如此,自威斯特伐利亚以来的任何世界秩序都是权力秩序、制度秩序与大国集体认同秩序的三位一体。[7] 因此,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就是如何在权力格局的落实、制度的保持与重构以及世界性意识形态与大国认同体系的建设方面,实现对接的问题。

  大国的兴衰,带动了国际权力变迁,带动了国际制度创新,带动了国际文化转换,从而推动世界秩序的兴衰。英国、法国、荷兰等主权国家群体的崛起缔造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拿破仑法国的崛起导致了维也纳秩序的形成,德国统一与崛起使维也纳秩序开始崩溃,凡尔赛体系一半是针对德国的进一步崛起的,而美国的崛起与日本是华盛顿体系形成的标志。雅尔塔秩序则完全是苏美崛起后的秩序。由此看来,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着世界秩序的变化。中国崛起体现着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逻辑的历史要求,体现新时代国际政治文化演进的重要方向,体现中国民族复兴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综合利益。

  世界秩序的内部,权力变迁往往先于制度变迁与认同变迁。世界秩序固然是权力、制度与认同的三位一体,但又有不平衡发展的特点。其中,权力变迁是最活跃的因素,而制度创新与认同变迁有着一定的迟缓性。当权力已出现国际格局变化的强烈特点时,制度创新以及大国认同还要等到相当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也许英国在一战时已经从世界权力的顶峰滑下来了,但美国只是在30年后才最终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创新将权力转换的成果固定下来。目前,虽然从权力形式上是多极体系,但制度结构与大国认同形态仍由霸权国家主导。因此,一些学者认定当前是多极体系并不错,但承认是霸权体系更具有现实性。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未来关系有三种可能性,一是德英模式,即像德国那样在冲破以英国为主导的旧秩序的战斗中受挫。二是像法美模式,即像法国那样,既对美国的霸权秩序采取了批评以及有距离合作的战略,又不从根本上挑战美国领导权,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分一杯羹。三是像美国那样与英国实现和平式的禅让。固然,这些所谓的模式,包括德英模式、法美模式或者美英模式,都有之前甚至之后的战争与冲突作为铺垫,根本上也是“战争之间的间歇”期间的相对状态。但不影响我们假定其为理想型来研究问题。如果从三者相比较而言,中间模式似乎是一种理性选择。德国模式显然不可能,因为中国无军事实力挑战美国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模式后来也是理性的选择,因为中国即使有较快的发展,也没有能力与美国平起平坐,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美国相差一百年(据最近的一个调查分析) 。因此,法美在上个世纪60 年代至今天的世界秩序合作模式应该是我们学习的。从权力、制度与认同的三维思考来讲,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就是如何从权力上应对美国超强力量,从制度上如何应付美国治下的国际制度体系,从认同上如何应对与重构新时代大国意识形态体系的过程。

  

  四、正在进行时的世界秩序与中国崛起

  

  世界秩序是相对的,中国崛起也是相对的。冷战结束以后,学界一直在讨论目前处于何种世界秩序之中? 或者处于何种国际格局之中? 有所谓的多极、单极以及过渡期格局的争论。从各自的理论视角和现实考察出发做出多样性的考察,无可厚非。然而,国际格局与世界秩序都是社会建构而成,不是纯粹客观的东西,具有相对性。比如什么是两极体系? 大家都认为苏联解体是两极体系的崩溃。但同样多的学者认为,60年代两大阵营内部的分解以及第三世界的兴起,是多极化格局形成的先声。从绝对的意义上讲,两极格局只存活了数年或者10数年。又如“极”的说法,主要是指权力或力量的中心,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色彩。在一个多元发展的世界上,运用“多极化”研究世界秩序并不全面,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讲的。中国崛起也是一个历史进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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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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