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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树勇:论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更新时间:2006-04-10 17:17:23
作者: 郭树勇  

  起点易找,终点难定。

  目前世界秩序的特点是“全球霸权,地区均势”,换言之,是霸权主导下的多极体系。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推动着大国力量对比循着不均衡- 均衡- 不均衡发展,但只要未超过一定的度,仍将保持该体系的主要特征。通过历史考察,最常见的多极体系模式有以下两种:一是“5∶5∶3∶1. 5∶1. 5”模式。这个数字来自1992年英美日法意五国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中规定的主力舰的吨位比例,虽然只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但可以借用说明大国实力大致相等的一种模式。这里没有一个超强的国家,英美日任何一国与其他两国的合作都将是一个强大的联盟。另外一种是“8 ∶3 ∶3 ∶3 ∶1”模式。这里我们采取了1850 年英法德美奥五国的工业实力的近似比来形象地说明多极国际体系的另一种实力构成状况。[8]实际上这是一种存在着实力超强国家的多极体系模式。英国尽管可以在实力上超过任何其他两国之和,但显然不能完全操纵国际事务。因为任何后三者甚至两者的联合都足以对英国的霸权政策构成挑战。目前,美国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的战略学家往往想从19世纪的英国国际战略中汲取经验。英国的战略就是均势战略,时而压普,时而压法,时而压俄,总是维持大陆的势力平衡。目前美国的新布什主义,形式上用的是所谓的自由民主与反对全球暴政,但实质上还是过去的势力均衡战略。因此,“全球霸权,地区均势”将是目前世界秩序的一个显著特点。

  世界秩序的形成快于中国的崛起。这是由于国际政治中中国的非主导性与后发崛起特点有关。世界秩序与中国崛起虽然都是进行时,但是前者已基本形成,这是因为从综合国力上讲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俄欧日四大力量中心也基本稳定,这种“霸权治下的多极体系”在15年、2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不会改变; 从制度体系上讲,联合国、IMF以及《世界人权宣言》、《核不扩散体制》等等仍然是体现全球公共利益与美国意志;从大国认同角度上讲,新的认同体系已初步形成。作者曾经提出一个观点,“苏联解体后,虽然从权力格局上讲,美国的超级地位似乎奠定了单一体系的基础,但是,美国缺乏一种把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凝聚起来的一种国际认同体系。从1991年至2001年,世界秩序一直处于“无根状态”。“9 ·11”事件之后,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第一次真正地开始把反恐作为国际斗争的主要方向,反恐作为国家利益的首要内容写进了多数大国的外交手册,国际的基本矛盾由霸权主义与反霸权主义转变成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反恐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新国际理念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需要权力的支持,也需要文化积淀,其最终还要从大国认同制度化上加以体现。“9·11”事件之后,联合国达成了一系列的反恐协议,初步奠定了大国认同的基础,但多数是应急而定的,且目标较小,反映出美国反恐斗争的权力运作要求,缺乏全面性与体系性。自去年特别是今年以来,中俄日等各大国加紧国内立法,而且在反恐斗争上也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形成了更为广泛的共识。今年10月联合国一致通过的1566号决议是俄中等国首倡的、凝聚了全世界绝大多数大国与小国共识的国际法文件,它更加全面周密并更富代表性地实现了国际反恐事业的立法,有力地宣告了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理念与意识形态的诞生。而在这个理念的天空中,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秩序已经跃出了大海的地平线。它是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希望所在。”[9]

  中国崛起与地区崛起具有同步性。曾经很长一个时期,大国的崛起绝对地依靠自身的强大(当然不排除外交与联盟的力量) ,特别在欧洲处于国际体系中心的那个时代尤其如此。近代欧洲大国兴衰的一个客观前提是,欧洲之外有着大量的殖民地去争夺,大量的异质文化需要同化,欧洲处于国际金字塔的最高端。欧洲大同很难容忍欧洲之外的大陆崛起。美国的崛起,在英国被认为是自身的海外帝国与民主制度的延伸,而在法国看来则是卢梭启蒙运动的实验,是欧洲的一部分。一战的爆发表明,世界资源的稀缺不能再容忍更多的强国崛起,“文明世界”必须有一个“非文明”的世界作为对应。日本崛起的失败再三告诉世人,世界力量重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二战之后,大国的崛起往往与地区崛起息息相关,因此,有了欧共体,有了东盟。欧共体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形式上虽然是经济合作,但实质则是以地区为依托加强对全球资源的紧急瓜分。中国要崛起,必须以地区的崛起为依托,而日本的崛起也是如此,我们从石油问题、海洋资源问题已经看得很清楚。因此,不管我们承认与否,这是一个地区崛起的时代。而中国崛起必须纳入地区崛起的总框架之中。东亚崛起的时间表也是中国崛起的时间表。

  

  五、中国在崛起中如何面对世界秩序

  

  中国崛起的力量与速度建构着世界秩序,而世界秩序对中国崛起的方式提出要求。中国有必要正视时代的特点要求,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维持并发展中美关系。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崛起之国际基石。这是中国崛起的正面战场。因为世界秩序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是“美国治下的多极体系”。从战略理念上要有“三个承认,一个避免”。一是要承认中国的崛起正引起美国的担心,特别是中国军事力量的正常建设,却引起了美国战略界的一些忧虑。二是要承认美国会采取适当的战略与战术控制中国崛起。美国在世界上大致有15项安全承诺(美国对里约组织的承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国对6个波斯湾地区国家的各种准同盟) ,有5 个与中国有关,即核心安全承诺中的美日同盟、美韩同盟,非核心安全承诺中的美澳联盟、美菲联盟以及美台准联盟。这些联盟可能会在未来的中美东亚战争中会发挥作用。[10] 三是要承认美国有一大部分战略家主张以合作心态对待中国崛起,期望中国继续改革、走和平式崛起道路,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会像前苏联在过去那样对美国形成霸权威胁”,相反“最可能的方式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并把部分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这样一种和平式崛起缺少了“大规模的领土征服,中国将只能是一个东亚的地区霸权国家,而不能在整个欧亚大陆称霸”。中国的崛起是不足畏惧的。[11] 这三个承认说明不能总体上否定美国的全球作用,正如美国战略家所言,“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出现,并不否定美国的全球作用,也不否定我赞同的选择性干预战略。如果新兴的超级大国不是顽固地采取敌视态度,美国可以与之开展某种程度的合作。如果它采取了敌视态度,美国仍然可以有选择地向海外进行军事介入,只不过需要强大盟友更多的合作,尤其是从势均力敌的新兴竞争对手的地区邻居那里获得更多的合作。如果正在出现的下一个超级大国咄咄逼人,充满敌意,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到来。”[12]中国崛起最应避免的正是采取这样一种“充满敌意”的战略面貌。

  第二,从“天平理念”出发调动欧洲因素。欧亚大陆的两端像一个天平的两侧。美国在维持一种大陆的平衡。大陆一端的安全,影响到另一端的稳定。美国如果不依靠联盟的力量,无力同时影响大陆两端。大陆两端的力量崛起处于平衡的时候,美国也许才能被迫接受。目前所以美国没有全力对付中国崛起,是因为欧洲也在崛起,俄罗斯也在重新崛起,这两者崛起的后果对美国的影响也许更为直接。美国为了更好地对付中国的崛起,可能会放手发动日本的力量,以确保美国对大陆两端影响力的平衡能力。同样道理,美国为了对付俄罗斯的崛起,须继续保持北约的东扩与欧盟的东扩。任何未来遏制中国的行动,不可能离开盟国的支持。因此,中国均势外交是必要的。中国崛起的一个战略是,必须取得其他地区大国特别是欧盟与俄罗斯的支持。

  第三,以地区崛起重塑世界秩序。中国属于后发国家,又处于和平发展时代,只有把自身崛起与地区崛起结合起来,才有望最大限度地取得世界秩序资源实现国家崛起。如果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出现冲撞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东亚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冲撞。由于美国不喜欢它不在场下的东亚崛起,因此,东亚崛起成了一个难题。台海危机、中日僵局、俄日争端以及美国反对东亚共同体成为东亚崛起的四大难题。在目前这个大国依托地区崛起的时代,“中崛日落”或者“中落日崛”的零和局面,尽可作为一种政治愿望,但在全球以地区为单位对抗的新形势下,加之美国因素的影响,可能性不是很大。当然,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甚至印度的共同崛起,不等于一定是大国合作。关键是区域内合作与斗争要纳入到地区一体化这个大框架中。中日的合作不是无条件的。日本要充分尊重中国“五大国共治”体制的创始地位,充分尊重中国祖国统一的主权愿望,充分尊重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才能共同携手创未来,在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地区崛起中实现共同崛起。

  同时,中国要保持崛起的区域性特点。从第二阶段起,中国崛起就具有了全球性意义。忘记了中国崛起的区域性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国崛起的前两个时段都与区域性有关。中国崛起的关键不在于世界性,而在于地区性。世界性的矛盾与美国有关,地区性的矛盾与美国、日本有关。看似是中美的问题,实质上是中日关系。中国崛起第一期的重要问题在于满洲问题与山东问题,根本在于中日问题,当时日本崛起压倒了中国崛起;第二期的重要问题在于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根本也在于日本问题,但中国崛起压倒了日本崛起;目前的第三期崛起中,朝鲜问题、台湾问题仍是重要问题,又加上了南海冲突问题与东盟合作问题,其实主要还是中日关系。处理中日关系,仍然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性问题。中国崛起的主要注意力在于东亚(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 ,而不在于世界,尽管它的任何实质性变化都在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世界秩序。

  第四,适当重视文化崛起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一个大国的崛起,在权力、制度与认同三个维度同时展开,其中权力维度最活跃,认同维度最不活跃。然而,权力崛起也最明显地挑战世界秩序。中国要贯彻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方针,在保持经济军事实力合理增长的同时,可以考虑加大重视在制度特别是文化领域彰显自身贡献。

  20年的发展表明,中国要在军事、科技甚至经济(经济结构与人均GDP为主要指标的经济)赶超美国、日本以及欧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能够对世界有较大贡献的领域中,文化最有可能性和现实性。中国如何实现文化崛起,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这需要长期的探索。但目前一项必须做的是,要继续巩固在世界意识形态与大国认同体系重构中的地位。以反恐、反核、和平主义、民主政治、环保等为主要内容的世界性意识形态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中国的反恐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并有力地维持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有中国继续融入并参与世界性意识形态重构,才能为中国崛起营造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另一项可着手做的事情是,采取文化创新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崛起的晴雨表,其最终解决固然赖于武力的配合,但从崛起与秩序对接的角度看,以“文化中国”的蓝图实现有限的政治化解决,可能会是一个好的选择,但这需要国际环境、政治行动与历史时机的综合力量,否则就会成为乌托邦。

  

  注释:

  [1]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秦亚青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190~193页。

  [2]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5 年第3 期,第165 -176页。

  [3]俞正梁、陈志敏、苏长和、郭树勇、王义桅著:《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276 - 281页。

  [4]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主要专著包括夏立平、江西元:《中国和平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9月版;熊介:《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朱宁等:《变乱中的文明—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潘忠歧:《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郑必坚主编:《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年版。

  [5]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年版,第302页;冯元魁:《光绪帝》,吉林文史出版社,第363页。

  [6]郭树勇:《全球化时代文化对国家利益的多重意义———兼论文化现代化与中国国家利益》,载《现代国际关系》, 2003年第2期,第36 - 41页。

  [7]罗伯特·科克斯:《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载《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05、208页。

  [8]参见库钦斯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三联书店, 1995年版,第41页。宋则行、樊亢:《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489页。

  [9] 郭树勇:《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载《环球时报》, 2005年1月3日,第15版。

  [10]Robert J. Art, A Grand S trategy for Am er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4 - 15.

  [11]Robert J. Art, A Grand S trategy for Am er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77 - 178.

  [12]Robert J. Art, A Grand S trategy for Am eri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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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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