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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日新:新时期曹禺研究纵横谈

更新时间:2015-11-10 20:04:39
作者: 韩日新  

   30年代前期,曹禺开始陆续地向剧坛奉献戏剧精品,促使多幕剧占领了舞台,完成了戏剧创作的突破和飞跃。自此,中国的话剧进入了成熟期。几十年来,他创作的戏剧不仅在舞台上常演不衰,而且被搬上银幕、屏幕,被改编为芭蕾舞和歌剧,并走出了国界,被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日本、苏联、罗马尼亚、匈牙利、美国、新加坡上演,有很高的国际声誉。

   曹禺不是那种灵机一动,提笔就写,卷帙浩繁,著作等身的作家。他写得慢,写得苦,写得认真。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曹禺创作的戏剧是很有限的,就是把独幕剧和电影加在一起,也不过14部。但优秀的戏剧家象蕴藏丰富的宝藏一样,是挖掘不尽的。从曹禺的第一个剧本《雷雨》发表后,就陆续出现了一批研究曹禺的成果。60年来,研究曹禺的文章和创作相比,已经超过了百倍,这个事实说明了曹禺拥有广大观众和读者而无愧于时代。下面从论文、专著和研究动向三个方面谈新时期的曹禺研究。

     一、论文:万紫千红

   首先让我们谈谈对曹禺新作的研究。曹禺新作可说引人注目。

   曹禺于1978年10月发表了《王昭君》。从《胆剑篇》到《王昭君》经历了17个年头,曹禺已经由盛年而双鬓染白,接近古稀之年。话剧《王昭君》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剧作中王昭君的形象,变哭啼啼为笑嘻嘻,摈弃了毛延寿绘美人图和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纠葛,突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主题,虚构了一个富有智慧和幽默感的老奴苦伶仃;它沿着《北京人》和《家》所开拓的诗意的抒情的风格继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可以说既保持了历史风貌,又体现了时代精神。

   《王昭君》的演出,引出了一番评论的热潮。评论者们各执一词,意见相异。

   持肯定意见的有陈瘦竹、沈蔚德的《读〈王昭君〉》,文章盛赞《王昭君》是“一部抒情诗剧”,“剧中有自由体诗和有韵律的独白,有歌唱和音乐,”“诗情画意,令人神往”。①张春吉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认为:“历史上的王昭君是民族友好的象征,可是旧戏舞台上王昭君却成为含怨出塞的民族屈辱的悲剧形象。”“曹禺同志在戏剧舞台上恢复了历史上王昭君的本来面目,这功绩是值得称赞的。”②张锲的《还它一个笑盈盈的王昭君》肯定了“《王昭君》这出戏一扫历代文人的偏见,还昭君以本来面目,热情地讴歌了这个曾经为民族团结做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生动地再现了我国各民族之间世世代代和睦相处、团结进步的历史本质。”③王季思、萧德明的《〈王昭君〉的历史风貌和时代精神》指出:“曹禺同志不仅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等大的方面保持历史的面目,而且在细节的选择上也力求符合历史的实情,他让王昭君从庄周、屈原的作品中汲取思想养料,演唱根据汉代流行的民歌《上邪》改编的《长相知》,这都有助于刻画一个历史上接近人民的知识妇女的形象。”④王永宽的《谈王昭君艺术形象的真实性》着重强调了王昭君形象“是在她的历史原型基础上的提高,而不是对她的历史原型的改变。”“作者在塑造王昭君的艺术形象时,严密注意使虚构的部分符合历史的逻辑。”⑤在肯定剧本《王昭君》的文章中,有的也提出了不足之处。如一、温敦和王龙在泄露机密、发泄对单于的不满时,竟然让苦伶仃在场,不合情理。二、剧本的后半部分诗味淡薄,作者把矛盾放在幕后去解决,影响了人物塑造。三、作者忽视了王昭君到少数民族所遇到的生活困难与内心矛盾。四、对于呼韩邪单于在爱情生活方面的描写,也过于诗化等。李廷先的《曹禺同志〈王昭君〉剧本中的一些历史细节问题》从人物场景、称呼和应制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批评,论者根据史料检验剧本,自然发现了一些问题。

   对《王昭君》持批评意见的,以陈祖美的《从〈王昭君〉看历史剧的倾向性和真实性的关系》与张忠纲的《关于历史剧〈王昭君〉的创作和评论》为代表,陈文认为:在王昭君身上存在着“违反历史真实的理念倾向”,王昭君“敢于站着与皇帝说话,不唱钦定的《鹿鸣》之典,要唱自己感到尽意的《长相知》”,“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很难设想的”。“把王昭君写得这样崇高,不仅在艺术上给人以失真之感,同时也容易使少数民族的人民感到她仿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救世主。”“她不像是一个身闭宫掖的宫女,倒像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她在皇帝和单于面前侃侃而谈,“大有深通治国安邦之道的政治家的气概,这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宫女不可能产生的思想行为。”“昭君出塞与今天的支边不同,她不会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王昭君》后三幕比较多的顾及了用什么思想教育人的政治标准,作品的认识意义减弱了,艺术的独创性也受到束缚”。⑥张忠纲的《关于历史剧〈王昭君〉的创作和评论》认为剧本“过分夸大了和亲政策的作用,不适当地美化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和亲政策,作者从主观愿望出发,用现在的‘政治标准’去装扮古人,塑造了王昭君这样一个概念化的艺术形象,缺乏历史真实性,因而也就削弱了它的艺术感染力。”⑦当然这些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也顺便谈到一些肯定性的意见。

   曹禺对现代戏剧奉献了系列精品,但是关于曹禺剧作的综合研究一直是曹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时期在研究人员的奋力开拓下,在专题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甘竟存的《曹禺的创作道路》、杨兆振的《论曹禺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对曹禺的生平与创作道路分时期加以概括总结,给人以启示。陈瘦竹、沈蔚德的《曹禺剧作的语言艺术》强调了性格化。钱谷融的《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探索了曹禺戏剧运用语言构建崭新的艺术世界的成就。

   华忱之的《论曹禺解放前的创作道路》、黄会林的《曹禺剧作的艺术结构与人物塑造》、孙庆升的《曹禺剧作漫评》分别选择了独特的视角进行开拓,使长时期以来忽视戏剧艺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得以扭转,对于提高曹禺戏剧研究水平是有作用的。

   胡叔和的《略谈曹禺的戏剧艺术》是一篇发表较早而影响较大的论文,对于在曹禺研究领域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有相当作用。胡文是在《曹禺选集》重新出版之机,以《雷雨》、《日出》、《北京人》三个优秀剧本为范本来纵论曹禺戏剧艺术的,突出了曹禺戏剧作为开不败的花朵所具有的艺术魅力。论者所选择的重点是有难度的,特别是联系十年动乱中的谬论和长期在曹禺研究中有影响的观点进行批驳和质疑,使其具有了针对性。胡文认为,在思想与形象方面,曹禺总是把评价生活的思想与表现生活的思想,把形象的鲜明性与独特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性格与冲突方面,曹禺戏剧中的冲突是从生活中提炼的,又在展开冲突中完成了性格的塑造。论者在周朴园发现侍萍、陈白露智斗黑三、鲁贵向四凤要钱、周萍认母这一些研究者经常谈论的戏剧场面中写出了新意。在语言与行动中,曹禺的戏剧善于把行动化为语言,又善于把语言化为行动。人物的语言不是作者写出来的,而是从心灵说出来的。曾思恣的狠毒,繁漪的痛苦,顾八奶奶的文明词,周冲的心造幻境都是从口舌透视心灵,完成人物塑造的范例⑧。

   陈平原的《论曹禺戏剧人物的民族性格》肯定了“曹禺的功绩在于透过历史的硝烟迷雾,发掘我们‘国人的灵魂’实际是指传统的伦理道德所带来的沉重的精神负担。”文章从曾皓、周朴园“依靠人伦天性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两个轮子,通过欺人、自欺的心理转化过程,实现自我意志的强化”,达到“不自觉到‘虚伪与自私’这样一种奇丑境界”。而曾文清、江泰的懒惰则体现了“中国的多余的人”⑨的个性。愫方、仇虎身上的东方妇女道德观与内心谴责则是作者抨击宗法社会的内心锁链。文章立论新颖,论述有说服力,显示了论者坚实的理论基础。曹禺研究历来是现代戏剧研究的热门,进入新时期后,这里有明显的三个热点:第一、对《雷雨》、《日出》、《北京人》名剧的研究,较之以往更加深入,随着研究者视角的变化,又形成了新的见解。既有对老问题形成的新认识,也有对新问题的见解。在这个方面数量相当多,只能摘其要者。在剧本论方面,田本相的《〈雷雨〉论》、⑩卢湘的《论〈日出〉》、(11)朱栋霖的《论〈北京人〉》,(12)有重点地论述了这几个剧本的问题,有的是强调重点、难点、分歧点,有的是加强薄弱环节。王富仁的《〈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13)虽然是微观研究也涉及到一些争议。在人物论方面,晏学的《论陈白露的悲剧》(14)、《繁漪与周萍》(15)、李树凯的《〈北京人〉人物论》(16)写得细、写得深、有见解。在戏剧冲突与戏剧结构的论述方面有朱月谨的《〈北京人〉的戏剧冲突与艺术手法》(17)、彬子的《论〈雷雨〉的主要冲突和主要人物》(18)。也有对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的论述,如程中原的《论〈日出〉的艺术独创性》(19)、沈敏特的《忽视艺术的艺术》(20)、黄金铎的《象征性——〈北京人〉风格特点之一》(21)。对曹禺戏剧中过去研究不够或被忽略的剧本如《原野》、《蜕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和兴趣,并涌现了一批成果。唐弢在《我爱〈原野〉》(22)里旗帜鲜明地肯定《原野》的“浓重和强烈”,在人物塑造上“《原野》写仇虎抓金子的手,金子要仇虎捡花,很容易使人想起京剧折子戏如《拾玉镯》之类的某些方面。”“和抓手相比,作家为捡花这场戏花了更多的笔墨,欲擒故纵,若断又续,写得曲折而有起伏。”焦大星、白傻子和常五“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精神世界,有形成这种精神世界的经济地位、社会原因和习惯势力。”《原野》的人物性格写得相当成功,鲜明强烈、生气勃勃,看了一直在你心里活着,因此有人称之为‘性格戏剧’。“对于仇虎的内心谴责,唐弢认为,这“不是人们所说的命运。而是农民在悲惨生活中身受的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经历。”唐弢的文章抓住重点,深入浅出,写得有声有色。胡润森的《〈原野〉简论》(23)着重就《原野》的第三幕论述了表现主义。一、“以大量篇幅集中写仇虎的六次幻象”。二、运用象征来“直接表现作者或人物的思想或情绪”。三、“强调奇幻怪诞的舞台景像所产生的效果,打上了表现主义的烙印。”四、“有些细节离奇突兀”,“这类‘失当’的细节描写,也鲜明地显露出它的表现主义特色”。胡润森的文章把人们对《原野》的指责归咎于表现主义,从理论上给予了阐释。潘克明的《〈原野〉和表现主义》(24)也认为“《原野》的基础是现实主义,这表现在剧本中的人物和戏剧冲突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而来,对焦家母子、婆媳、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表现也完全符合现实生活中半封建的旧家的伦理关系”,“表现主义大量采用内心独白、梦境、幻觉、潜台词等表现手段”,“《原野》第三幕明显地借鉴了这种表现手法”。“不大注重甚至有意取消戏剧背景的具体表现”,“而赋予它们以一定的象征性”。也是对表现主义的借鉴。“《原野》在写到仇虎杀了人,逃进林子里以后,也过份地刻画了他的恐怖、惊惧的内心活动,并且用幽寂可怖的背景描写来加以衬托,这就是表现主义的消极影响。”胡叔和的《也论〈原野〉》(25)认为:“《原野》之所以有生活有戏,正在于它是从内心去写仇虎,去写加给仇虎‘重重迫害’的那个比阎王殿还要阴森恐怖的黑暗社会的。”“细节的不真实,反映的恰恰是心理的真实,不合生活的个别逻辑,揭示的正好是生活的全局逻辑。”胡文认为:“描写人的幻视、幻觉和幻象,应该是现实主义驰骋的一个重大领域,不能把这个领域视为表现主义的专利所”。“曹禺写仇虎的幻象所遵循的恰恰是这条现实主义的路线。”此外华忱之的《重评曹禺的〈原野〉》(26)、秦川的《谈曹禺对〈原野〉的修改》(27)、陈丁沙的《〈原野〉的艺术技巧简析》(28)、吴建华的《〈原野〉中的仇虎并非农民形象》(29)、尹骐的《〈原野〉简论》(30)等也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二、专著:各有千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曹禺研究领域的面貌大变。课题更新,范围扩展,争鸣活跃,不断涌现优秀成果和杰出人才。专著出版了十几本,论文发表了千余篇,广泛地涉及了曹禺所构建的艺术世界。开过数次国际性学术会议,中外的专家学者众口一词地赞颂着曹禺的贡献。

《〈雷雨〉的舞台艺术》(31)与《〈日出〉的舞台艺术》(32)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对这两出名剧演出后的反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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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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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艺术百家》(南京)199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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