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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晏: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纪念碑

——曹禺及其剧作漫评

更新时间:2015-11-10 20:01:57
作者: 朱晏  
他们都很敏感,对传统价值标准开始游疑,又不可能向新的价值体系靠拢,只好徘徊在虚空。他们不是天生失去生命力的。“他的懒惰,他的冷淡,正是教育和周围环境的产物。[5]他们既没有向以封建礼教为代表的社会挑战的勇气,也没有向自己挑战的勇气。

   牺牲与复仇也是潜藏在曹禺这几部剧作中的悲剧精神,如果说牺牲的典型是愫芳的话,那么复仇的代表者就是仇虎了。愫芳真的甘心情愿留在坟墓一般的曾家吗?当然不是。因为她爱的文清在这里,然而她为什么又鼓励文清一去不复返,自己却不肯同行?——是东方妇女的道德感,使她选择了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幸福”的生活,她寄希望于文清的精神复活,在外面闯出个人样来,如果自己跟着走了,在当时则有私奔之嫌,“名不正,则言不顺”,只要文清好,愫芳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感情。还因为文清的妻子是他明媒正娶、八抬轿子抬来的,这种婚姻对愫芳来说具有法定、永恒和神圣的色彩,她爱文清,也就爱着文清的一切,包括他的妻子。她不但不记恨曾思懿对她精神虐待与折磨,反而用爱心来关怀体贴着思懿,即使她知道像这样的付出已经太多了,不会收回什么,她还是这样做着。

   愫芳走出了曾家,是由于她对生活有着自己的信念,陈白露不愿离开她厌倦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已锈蚀了她,像毒品一样使她难以摆脱开来,新生活像海市蜃楼一样对她似乎可望不可及,因为她无法预料生活,无法越过周围触目可及的残酷与黑暗、倾轧与吞噬。她经历了与竹均的较量,与方达生的较量,与潘月亭、黑三的较量,在理想与现实、人性与奴性、尊严与屈辱的矛盾冲突中无法求得平衡,而最终选择了死亡求得解脱。这种牺牲对她本人是没有价值的,只是逃避了生活的重压;这种牺牲对他人是有价值的,警醒着世人,不再堕入那样的生活圈套。

   仇虎是个复仇的农民,他没有受过教育,有的只是生命的经验和耳濡目染的民间文化熏陶。为了被夺走的未婚妻,更为全家血仇,他踏上个人复仇的不归路。他回来却扑了空,焦阎王先死了,这口恶气不出,仇虎的心是不会安宁的。他变成了一只复仇的动物:“父债子还。”复仇是正义的,但惩罚的拳头却落在了无辜的大星身上,最终是广阔的原野又令仇虎的人性复归。这种无法平静无法逃开的良心谴责,不断地被加重着法码,压着仇虎从疯狂复仇的顶峰掉落下来,真实地表现出“农民处在一种万分黑暗痛苦,想反抗但又找不到出路的状况”。[6]

   与仇虎一样,繁漪也是一个个人的复仇者,她的仇恨源于一个女人的自尊:“不能受两代人的欺侮”。繁漪是美丽的,也是偏狭的。虽然她说在与周萍的两性关系中是周萍引诱过她,其实她一直是处于主动的地位的。作为周宅的女主人,“第一夫人”的阴影是她无力驱散的,她并不了解在她之前来到周朴园身边的那个女人,但从周朴园几十年如一日地宗教般地祭奠,她似乎放弃了代替那个女人在周朴园心中位置的愿望。而且他们夫妻感情越不好,周朴园就越发地沉缅于往事中,在周宅中,繁漪只是“先生的太太”,像鲁贵这种刁滑的恶奴最知道家中谁轻谁重,他张口闭口“老爷吩咐的”,在无形中刺激着繁漪的自尊心。除了精神与肉体的需要,难道繁漪在与周萍的乱伦关系中,就一丝对周朴园报复的快乐也没有吗?激情过后,周萍与繁漪的情感出现了逆向运动。周萍的情感回归到传统的伦理道德,乱伦的罪恶困扰着他,因而爱欲与情火变成了毒蛇,让他感到肮脏、罪恶,他在繁漪的眼中,走向了负心和背叛的不归途。而繁漪则拼命地要维护这段感情,她从情欲的解放中体味到精神的自由,重新找回丢失已久的生命力。她是聪明的女人,怎么会看不出周萍对她的爱已冷却了呢?怎么会不理解周萍对他父亲的愧疚心情,因为他是他父亲的儿子。而她自始至终抓住周萍不放,失去周萍的失落与恐惧也不断地折磨着她,这个倔强自尊的女人的敏感和脆弱的爱心受到了她不愿承受的绝望与伤害。四凤的介入又重创了她的骄傲与虚荣,她嫉妒,她愤恨,于是她要报复。终于,她报复的行动打破了周宅的平静与秩序,使周宅出现天翻地覆的局面。在报复的结果中,原本就没有什么的繁漪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导致了周萍的自杀,她无法面对这意想不到的一切而遁入另一个精神世界——疯了。

   出走,是曹禺(《雷雨》初版)剧作的母题。他笔下的人物要出走是那样的艰难,经过怎样的洗礼才会走出他们身陷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牢狱。《雷雨》中,似乎只有鲁贵喜欢留在周宅。周朴园常年在矿上,是对没有温暖的家庭的一种逃避,但他不会出走,他是这里的主人,他属于这里。周冲向往着“天边纯净的世界”,却没有付诸行动,因为那本身就是他的梦想;周萍一直要离开这里,也许他以为到了矿上就可以逃开这里的一切了,纠缠不休的繁漪也要让周萍带她走,这又间接使周萍决定带四凤一起离开这里,但他们谁都没有走成,悲剧就开始发生了。最可怜的要数侍萍了,30年前她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被赶出周宅,对爱情与生活的绝望逼得她跳河自杀。她没有死,但心死了,对一切认命了,周宅是她的一个恶梦,是她此生不堪回首的创痛,于此,她告诫女儿不要去大户人家帮佣,自己也宁可跑到山东去做着她自己感到“安全”的工作,想通过时间流逝慢慢愈合心灵的伤口。但“不公平的命”又再次把“出走”了的侍萍“送回”到了周宅。而全剧中,唯一真正能够走出桎梏自己生活的人,应该是只有鲁大海了。人出身周宅,开始的却是底层人的生活,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很小就做苦工担起生活的重担,妈妈不幸的婚姻生活,使他也比别的孩子早熟。他受的压迫越多,反抗精神就越强。因而,被周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无法走出去,只有他——鲁大海才会毫无阻力、义无反顾地走出去,去往他想去的地方。

   《北京人》中,江泰多次嚷嚷要离开曾家,最终离开了却由于偷了半瓶酒,蹲了半天牢而给送回来了。曾文清“去”而复归,只有愫芳和瑞贞在袁氏父女的启发带动下,离开了曾家的大门,文清和陈白露一样,因自己觉醒而自杀了。去与留,关系着生与死,也关系着谁是命运的主宰。走出去,生活就变成了未知,未知的事物是莫测的,还需要鼓起勇气面对,而勇气来自信念。

   曹禺笔下的人物走不出去,也是有这样的顾虑的:家庭,是中国人心中最安全的地方,是心中最温暖的地方,“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再不好的家,也会有着令人眷恋的地方。家,意味着天伦之乐。如果出走了,离开了家就不会再有家了,没有了家,就会面对孤独与飘零,一切要靠自己,没有人帮助,没有人疼爱,而世间的人情又是那样冷酷。家是最令人难以离开的,因此,出走的第一步就令人顾虑重重。走不出去,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曹禺也不知道他的人物该去何方,没有方向,怎么出发呢?周冲向往的天边存在吗?周萍带着四凤去矿上就安定了吗?鲁大海走了——去投奔革命?仇虎领金子要去的那“黄金铺的地方”在哪儿?方达生带来的火车票通向何方?他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愫芳、瑞贞和袁氏父女能走到什么地方去,走了就幸福了吗?……没有方向感,贯穿着曹禺的剧作,无论对那些对生活有信念的人,还是没有信念的人都是个难题。所以,走出去与没出去的人是有着共同困惑的。

   《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这四部剧作,展现着曹禺的心路历程。经过阴沉压抑的《雷雨》,《日出》了,照亮阴暗的角落,使角落中的寄生虫现出丑恶的原形,同时,太阳也照亮了人的心灵,照亮了一片片《原野》,旷野上生存着濒临生态选择的孤独的《北京人》。《雷雨》展现的是青春的牺牲,《日出》探讨了人的社会责任,《原野》奏响的是原始与血性的悲歌,《北京人》更多的是人的自我挣扎。它们让我们与曹禺一起追索与思虑。曹禺以全新的视角探讨着国人几千年遗传下来的劣根性,张扬了人的生命力,把一些受着煎熬的灵魂定格在历史的烟尘中,通过他们,我们看到了历史和未来,它令人警醒,也发人深思。

   注释:

   [1]陈郁:《藏一话腴》。

   [2]曹禺:《看话剧〈丹心谱〉》,《曹禺论创作》。

   [3]《曹禺论创作》。

   [4]冈察洛夫:《奥勃洛莫夫》。

   [5]《杜勃罗留波夫选集》卷一,83页。

   [6]《曹禺谈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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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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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戏剧文学》(长春)199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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