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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坚:历史与生命的双重空间:曹禺悲剧的人文意义

更新时间:2015-11-10 20:00:55
作者: 陈坚  
曹禺前期剧作不仅是对旧的文化制度的批判,它更为夺目之处是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人类意识深处的关注。在他笔下,宇宙像一张大网,人在其中挣扎,永远处在压抑与抗争之中,有无可消除的无望和恐惧,人类的软弱性制造着他们永恒的悲剧人生,“他们怎样盲目地争执着,泥鳅似地在情感的火炕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尽心力来拯救自己,而不知千万仞的深渊在眼前张着巨大的口。他们正如一匹跌在沼泽里的羸马,愈挣扎,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曹禺不仅仅停留在历史的表层,而且还穿透了社会历史的外壳,剖析人类生命本体,寻找人类社会深层的破坏力和创造力,因而他的剧作不仅具有广泛社会批判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现代文化意蕴,让人从最根本的生命价值层面上启迪人生感悟人生,可谓生命的启示录。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分析易卜生作品时写道:“悲剧之产生主要正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这些社会、自然力量虽然可以用因果关系去加以解释,但却像昔日盲目的命运一样沉重地压在人的头上”(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8页。)。把这句话用来形容曹禺的命运也是观念十分恰当的。《雷雨》中的八个人物都像笼里的困兽,无法逃脱。侍萍承受不了被遗弃的痛苦而投河自尽,却被救了起来;三十年风风雨雨使她明白了“人性太弱,太容易变”,对生活中可能引起的纷争与不幸,她采取处处回避的态度,但命运偏偏选中她与她周旋,在她稍有疏忽时悄悄找上门来,在她身上发生过的悲剧在她女儿身上继续下去了。周萍不止一次地要离开恐怖而又郁闷的周公馆,他痛苦着、行动着,也躲避着,可是繁漪的一再阻拦,双重乱伦的打击,使他终于无法离开,并以死亡为终结;繁漪向专制、无情的家庭、丈夫挑战,近于枯竭的生命开始复苏,然而她很快便发现周萍并非是她所能依靠的男人,却又不甘心就此罢手,她开始行动,作出周密安排,万般无奈下甚至表示愿意周萍带她和四凤一起离开,但得到的却是周萍轻蔑的一笑,这迫使她不顾一切地作最后一搏,与周家一起毁灭。至于剧中那个冷酷而又矛盾的周朴园,难道他不也在苦苦地挣扎么?他要挣脱的是三十年前薄情寡义留下的阴影和苦果,他也无法逃脱——苦果和惩罚最终还是降临了。

   在《雷雨•序》中剧作家有一番关于人与命运的叙写——“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是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是徜佯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页。)这段话是对人生悲剧的高度概括,这种不可知又不可免的命运使曹禺悲剧带上了宗教的色彩。有的论者甚至认为“基督教的‘原罪’与‘报应’思想对《雷雨》具有整体构思的影响。”(注:宋剑华:《试论〈雷雨〉的基督教色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1期。)但我以为与其说曹禺有意识地用宗教来诠释世界,不如说宗教作为一种解释宇宙神秘因素的方式暗合了曹禺对命运之谜的执着探索和对生命意义的渴求。

   曹禺出身于家境优裕的官僚家庭,但沉闷得坟墓似的家庭气氛使他从小心情苦闷,性格忧郁。在耳闻目睹了许多人世的苦难后,他从中外先哲著述中深切体验到旷野里凄厉地为人类悲惨处境呼唤的悲剧情感,引发了对人类生存处境和终极目的的思考。“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东撞东撞,在寻找着生活的道路。人究竟应该怎么活着?总不应该白白活着吧,应该活出一点道理来吧?”(注: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见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他在创作中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物心灵的体验,即包含着他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对生命的困惑和求索。《雷雨》中周冲即是作家的一个视角,“是全剧最具有人文精神的人物”(注:王蒙:《永远的雷雨》,《读书》1993年第4期。)。他那样纯真,完全生活在自己的理想之中。那段“明亮的天空”、“无边的海上”、“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梦幻般的独白中特别说到:“现在的世界是不该存在的……我们可以飞,飞到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这段话看上去空洞无力,曹禺理智上也许并不赞同,但从感情上来看,正如钱谷融先生所言,作者对这种思想还不能完全抛弃,甚至还十分的依恋(注:钱谷融:《〈雷雨〉人物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它透露出作者道德理想国中,人应该是平等、自由的,没有争斗,只有和谐,是一个充满乌托邦人文意味的彼岸世界。事实上,剧作家的道德理想与社会感性存在极不平衡,他借《日出》中方达生之口表达出这样的困惑:“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这么残忍呢?为什么允许金八这么一群禽兽活着?”他甚至痛下“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决心。由此可见,曹禺将对宇宙间许多神秘的事物的憧憬注入悲剧创作之中,尽管带着宿命的色彩,但这是一个探索的灵魂对现实观照时产生的迷惘与愤慨,更表达了他抑制不住的道德焦虑。对于曹禺而言,他对命运无常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作品的历史容量和审美空间,赋予了作品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观赏一部伟大悲剧就好像观赏一场大风暴。我们先是感到某种压倒一切的力量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在那里我们体会到平时在现实生活中很少能体会到的活力。简言之,悲剧在征服我们和使我们生畏之后,又会使我们振奋鼓舞。在悲剧观赏之中,随着感到人之渺小之后,会突然有一种自我扩张感,在一阵恐惧之后,会有惊奇和赞叹的感情”(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俄狄浦斯王》中神谕作为命运代名词,扮演着一位令人畏惧的角色。俄狄浦斯王在命运播弄下的无可奈何,在上天命运安排下一步步走向罪恶和最后的惩罚,具有着永恒的艺术魅力。在曹禺笔下,“雷雨”式的“郁热”,不只是戏剧的氛围,同是暗示着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可遏制的情热,超常态的欲望和对欲望超常态的压抑,二者互相撞击激起生命白热化的爆发,又迅速跌入黑暗的深渊。曹禺痛苦地审视他的人物,发现了生命的无奈和挣扎:每个人都渴望把自己从不堪忍受的生存方式中解放出来,却没有自我拯救的力量,只能心造一个幻影(周冲、周萍兄弟之于四凤,繁漪之于周萍),死死揪住不放,却不自知地犯了更可怕的罪恶,导致最后的死亡——这才是剧作家真正的恐惧和愤激。陈白露想摆脱平庸,渴求自由,但生活的艰辛和享乐的欲望又使她甘于堕落,在人生歧路上越走越远。当方达生叩响她对生活的希望时,尽管她看穿了世界的荒谬,寄生的生活却使她丧失了飞翔的能力。仇虎怀着刻骨仇恨前来复仇时,直接的仇人却不复存在,他按封建观念复了仇,自身却在报仇之后陷入灵魂的分裂与挣扎。陈白露、仇虎,还有曾文清等,他们都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情感追求,这感情是他们精神空间的内在支撑,但在多重压力下被失落生活理想后的绝望所淹没。

   “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这种看似消极的宿命观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有联系,但在曹禺这里,笔者以为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他并没有把人的命运抽象化、理念化,而是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切实展示融合起来,这只要看周萍与繁漪的乱伦关系就是双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这种有意识的乱伦极为深刻、极为强烈地折射出封建家庭对人性尤其女性的束缚,到了怎样忍无可忍的地步,这就使《雷雨》的现实主义锋芒,穿透命运主宰的迷雾,显出逼人的寒光;另一方面,曹禺对命运的思考立足于人类生存的悲剧性体验,表现人在恶劣、荒谬的生存环境下的无助和无奈,让人看着美好的东西眼睁睁地被无情地摧残,撕裂,不能不感到无比的愤慨和恐惧,同时让观众一点一点地感受到人性的力量,并与自我内心渴望冲破樊篱的冲动相结合,激发出对生命的憧憬和激情。

   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说过这样一番发人深思的话:“一方面是人类经验的令人丧气的普遍情况,另一方面又是人类在自信心、承受力、高尚、爱情、智慧、同情、勇气方面能达到非凡的程度,这两者的对比一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如果仅仅强调一般男女能够达到尊严、善良和伟大的潜在能力,而忽视我们大多数人是有分裂人格的,很少人能够达到本来能够达到的程度,那么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就是浅薄的,说不通的”(注:(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5页。)。曹禺的人物不是拯救或者美好世界的力量和代表,他们的确有着精神分裂的共同特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其中许多人并不愿屈服于命运的主宰,而是作了困兽犹斗式的奋争。

曹禺曾经将《雷雨》的人物按照生命力的强弱分为两类,他们“流着血,不是恨便是爱,不是爱便是恨;一切都走向极端,要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中间不容易有一条折衷的路。代表这种性格的是周繁漪,是鲁大海,甚至于是周萍,而流于相反的性格,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便是周朴园,以至于鲁贵”(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14页。)。繁漪被三十年幽闭生活消融了她的青春,却没能俘掠她的热情和意志。她从不后悔和周萍一起在屋子里“闹鬼”,对这种乱伦关系,她充满奇异的道德自信。当事情再无挽回余地,她索性豁出一切,如雷雨般爆发,对周萍万般柔情瞬间转化为极度的憎恨。繁漪形象的力量不在她的“善”,而在她的“恶”。她撼动人心的地方不在她外表,而是她生命底层掩藏着的活力,在温良文弱背后时刻郁结着的“更原始的一点野性”。爱情是人类精神中最深沉的冲动,性爱意识作为社会意识一部分更接近于人的自然属性和深层意识。“也许繁漪吸住人的地方是她的尖锐。她是一柄犀利的刀,她愈爱的,她愈要划着深深的创痕。她满蓄着受着抑压的力”(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这“力”,便是她的热情,她的欲望,也就是一个顽强的生命之赖以存在的内在力量。刘西渭在看《雷雨》后写道:“就社会不健全的组织来看她无疑是个被牺牲者;然而谁敢同情她,我们这些接受现实传统的可怜者”?(注:刘西渭:《〈雷雨〉》,见《李健吾戏剧评论选》,1982年版,第5页。)周萍是怯弱的,但作者却把他的性格与繁漪、鲁大海相提并论,这表明他身上亦潜在着生命冲动的精神因素。当他听命于内心情感而将道德观念约束抛诸脑后,“一种可以炼钢熔铁,火炽的,不成形的原始人生活中所有的那种蛮力”(注:《雷雨•序》,《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页。),在他身上便奇迹般地复活了。他没有按早已安排的他们这一类人的命运,娶一位有钱有势门当户对的小姐,他争取爱的自由,这表现在他对繁漪的爱,这爱使他不顾一切地投入到激情中去,干灭伦的事也不怕。陈白露陷身于都市靡烂生活,但她精神世界里保留的却是另外一种生活。在看到玻璃窗霜花一刹那间,从她“孩子似的”一番惊喜,我们发现在她所厌恶的环境里生活多年,她对精神生命的渴求并未全部耗损,在她心灵深处尚保存着一方纯净天地,保有一个真的生命追求。当她暂时保护了小东西的时候,她欢呼太阳,读《日出》时,“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我喜欢年轻,我喜欢我自己。”可见在她这颗女性的柔弱心里奔流着怎样汹涌的向往光明自由的人性波涛。可周围的环境不适宜生长这样的生命热情,她对环境依赖的惯性愈见强大;但她性格的复杂在于她心灵中仅有的一点抗争的力量,虽不足以让她随方达生离开自己厌恶的生活,可这力量却能够让她决定不愿为这腐朽的生活殉葬。陈白露最后的自杀,不是因为物质生活没有退路和保障,就她自身生命的自主性而言,应该说她的自杀不是毁灭,而是保全。仇虎在复仇过程中纠缠于剧烈的内心争斗,无法摆脱精神重压;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否定他在整个行动中表现出的烈火燃烧的仇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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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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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杭州)2001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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