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李光荣:从人物出走看曹禺剧作的思想蕴涵

更新时间:2015-11-10 19:54:10
作者: 李光荣  
作为娜拉的扮演者和巴金的仰慕者,曹禺深知出走的社会意义。所以,他才如此“钟情”于人物出走的描写。在他笔下的出走者中,金子最为光彩,瑞贞最为彻底,愫方最为深刻。金子平时受够了婆婆的气,一旦寻找到出路,就由原先的忍辱屈从变为对抗声讨,她控诉婆婆“扎小木人”害自己的罪行,她揭露焦家丧尽天良,她指出婆婆报侦缉队抓仇虎的用意,她批判婆婆要自己死的真心,每次都呛得婆婆理屈词穷,无计可施。这些戏真是痛快淋漓!但我们要清楚,金子的反抗是建立在出走基础上的。瑞贞身为人妻,出走的思想压力多么沉重!并且她无依无靠,是自己秘密策划,悄然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出走壮举的。她以非凡的勇气表现了对于旧我、旧家庭的彻底决裂。愫方就没有她那么果断了。她在出走之前,想跟文清谈一次,临上路还去看看姨父。象她这种贤妻良母式的性格,要产生离经叛道的想法尚且不易,更不要说去实行它了。但她终于斩断了思想上的羁绊和心理上的留恋,去走自己的路了。愫方的觉醒与出走,从深层说明了封建文化的溃败。愫方形象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妇女的极大希望和热情鼓舞——连中封建毒素那么深的愫方都走向新的道路了,何况你们呢?是的,出走是曹禺同旧制度决裂的思想表现,是曹禺反抗封建家庭和社会的行为,是曹禺为旧营垒中的青年指出的一条新生之路。

   田本相认为:“曹禺总是带着理想的情愫去观察现实和描写现实”的,他说,“可贵的是他不止于暴露,而是在暴露中透视出那堂皇的社会大厦必然倾覆的结局,垂死阶段日暮途穷的征兆,而且更写出他的憧憬和希望。”[6]而这些内容都已包涵在人物出走的描写中了。关于“暴露”和“透视”,前面已作过分析,这里还有必要对人物出走表现出的曹禺对于光明的“憧憬”、“希望”和追求作一些阐释。当然,追求与反抗互为表里,有对光明的追求,才会有对黑暗的反抗,反之,有反抗,必定有追求。但是,追求与反抗毕竟不是一回事,至少两者在见到光明的多少和对待光明的热烈态度上是不一样的。金子不仅痴情地憧憬着光明,而且对逃离黑暗异常果决和勇敢,对追求光明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她完全相信仇虎关于美好境地的话,因为与她的憧憬相吻合。当仇虎告诉她,世上根本没有“金子铺地的地方,我是骗你的”时,她深信不疑地说:“有的。人家告诉过我说。有!我梦见过。”于是她毅然割断与大星的感情联系,甘担“私奔”的罪名,不顾路途的凶险,信心十足地与仇虎一道奔赴光明。其实,仇虎对光明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他有过长期监狱生活的磨难,有着不同常人的惨痛经历,他对社会了解很深。他最后所说的“不信天,不信地,就相信弟兄们要一块儿跟他们拼”的话,无疑是一块通向光明的指路碑。若再有正确思想引导,实现希望就有可能。“代表《日出》精神的夯歌和威武的步伐,告诉人们一定有光明的未来。”[7]但“太阳就在外面”,“屋内渐渐暗淡”。陈白露哀叹着“太阳不是我们的”而永远与黑暗为伍了。作者在此发出了深深的叹息!是啊,如果光明不能把黑暗中沉睡着的人眼睛照亮的话,它是没有召唤力的。曹禺在追求光明,曹禺在探索光明,曹禺又在为光明的微弱而苦恼。“我写出了希望,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我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但也只是暗示着。”[8]到了《北京人》,已经不再是“暗示”,而是表现着了。“瑞贞觉悟了,最后愫方也醒悟了,她们都从‘棺材’里挣脱逃出去了。”[9]可惜那光明也如《日出》一样,还藏在后面,不能照彻一个黑暗王国。

   这是就曹禺的四大戏剧,也是描写旧生活的四部作品所写的人物出走来研究曹禺对光明的追求的。其实,和所有的进步作家一样,曹禺的一生都是追求光明的。不过,他的追求也和许多作家一样,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有曲折、有波折的。这也在人物出走的描写中反映了出来。如果把这四个剧本按写作的先后顺序排列起来,曹禺思想的发展线索能比较清楚地显示出来。

   杨晦说:“继《雷雨》之后,曹禺写出了《日出》,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可惜,他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却一下,坠入《原野》迷离境界。”[10]这后一句话,今天看来有些过分,“迷离境界”不符合实际,但从社会批评的眼光看,说曹禺“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有道理的。有关人物出走情节的处理为它提供了佐证。《雷雨》黑暗如磐,剧中人不能摆脱痛苦,走出黑暗,因此给人的感受是郁闷压抑的。《日出》有光明闪现,“砸夯的工人们高亢而洪壮”的号子声,探索光明追求光明的方达生,给剧作增添了许多亮色。只是大旅馆太黑暗,微弱的光亮照不进去,但剧情能给人希望与鼓舞。《原野》又给人浓重的压抑。仇虎和金子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受着威胁、带着恐惧,整个夜晚在黑森林里作原地转动,寻不到走出“原野”、奔赴理想之地的路径。这是让人十分痛心,而且难免产生绝望之感的。经过《原野》的回旋,曹禺的思想又奔腾前进,写出了《北京人》。在《北京人》里,我们感觉到光明的巨大召唤力。不仅有思想基础的瑞贞勇于克服阻力,热烈追求光明,而且被禁锢在封建思想文化堡垒中的愫方也惊醒过来,逃离“棺材”,令人鼓舞。不过,光明在哪里,仍然不明白。这不仅仅出于艺术上的考虑,还有题材上的限制与思想上的顾虑等原因。但无论如何,这在曹禺是十分可喜的。我们通过这四部作品看到了曹禺的思想曲折,但总方向是向着光明前进的。曹禺在进行着独立的探索,并且以自己的发展方式在前进。

   人类社会的每一项进步,包括发明创造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实现的。纵观几千年的戏剧史,人物出走的描写不乏先例,从索福克勒斯到莎士比亚、易卜生,再到奥尼尔、契诃夫,都写过人物出走。我国“五四”时期还有一批以出走为结果的戏剧作品。但我们也要看到,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戏剧家哪怕是奥尼尔能够象曹禺那样,把人物出走写得如此丰富多彩而又生动突出。这里显示着戏剧描写人物出走的共性与曹禺剧作的个性。曹禺戏剧与历史上的人物出走描写肯定有渊源关系。可以断言,曹禺是在借鉴和继承中外戏剧的基础上,对人物出走进行发挥、开掘,从而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艺术特色的。

   照传统说法,俄狄普斯的出走是对命运的反抗,娜拉的出走是对独立人格的追求,琼斯的出走是生命的逃亡。如果说,这些话概括了各个出走人物体现出的思想意义的话,曹禺剧作中的出走人物则很难用一句话来总括其思想价值,因为他们的意义往往有多面性。我们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加以概括。本文即是采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曹禺戏剧通过人物出走体现出来的思想意义,可以从三方面去认识:第一,揭示了封建家庭和社会的罪恶与命运;第二,表现了对于青年命运的关注;第三,体现出作者对黑暗现实的反抗和对光明的追求。

   如此丰富深厚的思想蕴涵,远不是“五四”时期的“出走戏”所能达到的。“出走戏”多半以爱情和婚姻为内容,比如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余上沅的《兵变》、郭沫若的《卓文君》等都表现了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主题。这些剧本几乎全是独幕剧,思想含量有限,更主要是当时我国话剧还处于幼年时期,难以表现出较深刻的思想,所以,还不象曹禺戏剧作品那样,包括那么广泛的思想内容,提供那样多面的认识价值。

   人物出走虽然是对前人的继承,但同时又溶进了曹禺的发挥和创造,它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思想和艺术价值说明,曹禺利用它把话剧创作向新的艺术高峰作了推进。所以,我们说,人物出走是曹禺在戏剧艺术上的一大建树,是对中国乃至世界剧坛的杰出贡献,它将在艺术史上闪耀光辉!

   注释:

   [1]请参见拙文《曹禺剧作“人物出走”论析》,《成人教育》(云南师大)1993年第4期。

   [2]《“家”的梦魇》,《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3]《雷雨•序》,见《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4][5]请参见拙文《人物出走——曹禺戏剧艺术管窥》,《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6]《曹禺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84页。

   [7]曹禺《重印〈日出〉后记》,见《日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曹禺《日出•跋》,见《曹禺文集》第1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9]曹禺同田本相的谈话,转引自田本相《曹禺传》第277页,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

   [10]《曹禺论》,见《杨晦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93708.html
文章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昆明)1997年0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