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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荣:曹禺:出走情结与戏剧创作

更新时间:2015-11-10 19:47:10
作者: 李光荣  

     一

   每当曹禺进行戏剧创作,“出走”便涌现在艺术活动中。这种情形,从20年代末涌动创作之情开始到70年代末的收笔之作中一直存在。他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写出了许多引人入胜的出走情节,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出走人物形象,成为我国戏剧乃至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

   这种景观最突出、最醒目的是曹禺以中国封建家族为题材的作品。

   构成《雷雨》主要戏剧因素的是周萍的出走,全剧在对他出走的描写中展开情节:周萍要走,蘩漪不让,周萍坚决要走,蘩漪死死堵住。在此过程中,情节一步步走向高潮,终致大悲剧爆发。出走在《雷雨》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此显著,在中国话剧中是十分突出的。“五四”时期的所谓“出走戏”虽然以人物出走为表现目的,但描写的丰富生动性远不及《雷雨》。《雷雨》如此,《原野》亦不逊色。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仇虎是变型的出走人物(注:见云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1993 年第3期。)。他占人妻子,杀却无辜,与现存环境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变为“局内人”,具备了“出走”的意义。于是戏剧进入第三幕。这幕戏全写出走,惊心动魄,魅力无穷,把仇虎的心灵和盘托出,获得了巨大的艺术效果。这一幕是重场戏,决定着全剧的成败。《原野》问世以来,毁誉不一皆源于此。试想,如果仇虎杀人后扬长而去,《原野》就成了一部单纯的复仇戏,思想上只等同于《七侠五义》之类作品,艺术上那种神秘力量、恐怖气氛、象征意味、人物心灵搏斗的魅力等便通统丧失。所以说,假若没有仇虎带金子出走的描写,就失去了《原野》(注:参见拙文《人物出走——曹禺戏剧艺术管窥》、《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出走景观在《北京人》中同样迷人。文清人未出场就嚷着要走,却迟迟没有行动,好不容易走出,又倏然而归。他和思懿、愫方的“三角关系”又重新恢复。于是构成了新的出走因素。这“人选”当然是愫方。这样,愫方的出走似乎是文清的继续。剧作通过文清和愫方一去一来、一来一去的出走构思,使剧情起伏跌宕,使景观多姿多彩,产生出悠然不尽的吸引力。

   普普通通的人物出走,在曹禺笔下发出了艺术光彩。他把出走作为主要情节、主要矛盾冲突的交点,通过出走的描写交待剧情、刻画人物、表现主题,显示了作家极高的艺术手段。而且,出走在各个作品中又风采各异。《雷雨》写原环境里的周萍出走,《原野》写仇虎从外面回来而后走,《北京人》中文清走后回来,愫方接着再走。其结果是周萍走不出家门,仇虎走出了家门但走不到目的地,文清去而复返,愫方投奔光明。这种情形,无论是外国的希腊悲剧、易卜生和奥尼尔的剧作,还是我国“五四”时期的“出走戏”都不具备。曹禺仿佛是从“出走戏”乃至《俄狄普斯王》、《玩偶之家》的结尾写起,那些剧作关注的是环境如何把人逼走,因而是剧情止于人物出走。曹禺关注的是人物怎样出走,因而重在表现人物的出走经历。

   曹禺的其他作品,除《胆剑篇》外,都写了人物出走。《日出》中的方达生、《蜕变》中的丁大夫、《明朗的天》中的凌士湘、《王昭君》中的昭君等等都在嚷着、准备着或者进行着出走。方达生也是一个变型的出走人物,他如果像袁任敢那样始终是个客人,就不具备“出走”的意义。但是,他与剧中人发生了剧烈的感情冲突,他参与了营救“小东西”的斗争,目睹了上流社会醉生梦死的生活和宝和下处的地狱惨象,带着“要跟金八拼一拼”的义愤离去,已取得了出走的“资格”。更主要的是他要陈白露一起走,就使情节从始至终处于人物走与不走的波动中,收到出走描写的艺术效果。创作王昭君时,曹禺已经是六十七八岁的老人,距他构思《雷雨》约五十年了,可是,出走描写仍然存在于作品之中。王昭君鉴于孙美人的悲剧人生,不愿孤单寂寞地终老汉宫,遂“报名请行”。请注意,昭君自愿请行就是出走,它表明主人公与他人的矛盾冲突达到了不可调合的程度。从而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作出选择,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因此,昭君和番可以说成出走匈奴。只不过,她与汉宫的矛盾不表现为与人的激烈斗争,而转化为深刻的内心冲突罢了。

   曹禺惟一的一部改编作品也写了出走。诚然,在巴金的《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形象是觉慧,最具震撼力的是觉慧的出走。但到了曹禺笔下,觉慧的出走的力度进一步得到了加强。他走前批评觉新和走时留下的话在舞台上表达出来,最有鼓动性和感染力。不仅如此,曹禺还写出了觉新和瑞珏的“出走打算”:“找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做一场好梦”。觉新的出走意识最能从思想深处反映出曹禺出走意识的深厚、牢固。

   总之,人物出走在曹禺剧作中既普遍又突出,既丰富又深刻地存在着,有人甚至认为突围(出走)“是曹禺前期创作的总主题”。(注:马俊山《曹禺:历史的突进与回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16页。)那么,曹禺为什么会如此钟情于出走景观的营造,致使它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崇山峻岭中一峰独秀呢?这就不能不使我们想起西方的“情结说”。

     二

   按照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情结是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聚集而成的一簇心理丛,它们储存在无意识中,彼此联结,形成一组情感、思想和记忆,一旦需要,又能为意识接受。“当我们说具有某种情结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他执意地沉溺于某种东西而不能自拔。用流行的话来说,他有一种‘瘾’。”(注: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36页。)曹禺正是有这样一种“瘾”,一种描写出走的瘾,每当他进行戏剧创作之时,就沉弱于人物出走而不能自拔,也就是说,曹禺有一种出走情结。

   关于情结的产生和形成。最初,荣格相信弗洛伊德源于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后来,他又发现了“原型”。“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被称为原型(archetypes)。这个词的意思是最新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摹仿这一模式。”(注: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44页。)这一模式来自进化和遗传。我们用童年时期的创伤性经验和原型理论去观照曹禺的生活,便会发现曹禺确实有着产生和形成出走情结的心理体验。

   曹禺的童年和少年,心灵非常寂寞和痛苦。他的家“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甚至“沉静得像座坟墓,十分可怕”(注: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收入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10月版。)。这种气氛来自他的父亲。他父亲官场失意,心境颓丧,脾气很坏。他常常在饭桌上训人,训斥曹禺的哥哥家修,骂厨师,发无名火;他还摔东西,打下人,甚至把家修的腿都踢断了。他的坏脾气给家庭带来了沉闷和压抑的空气。如此令人窒息的气氛,可以在《雷雨》、《原野》和《北京人》中感受到。少年曹禺对待这种沉闷环境的办法是躲避和离开。他常常一个人“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读书”(注: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收入田本相《曹禺剧作论》,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10月版。),感受自由和宁静的幸福——这大约是曹禺对离开苦难环境的最初体验。长大一点后,他离家去老龙头车站,看来来往往的火车。“每当火车吐着浓烟消失在天边,他就贮望着,沉于奇妙的幻想之中。”(注:田本相《曹禺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2页。)他这时的惬意心情与在家里的苦闷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享受着离家在外的欢乐。

   在曹禺童年的创伤性经验中,哥哥的出走给过他猛烈的刺激。父亲望子成龙,对哥哥管得很严,可是哥哥不争气,老使父亲生气,特别是哥哥抽上鸦片烟以后,父亲对他完全失望了。哥哥对父亲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更兼大方先生挑唆,父子矛盾激化,哥哥无法与父亲相处下去了。大方先生便鼓励哥哥出走。哥哥腿伤未好,就偷偷逃到哈尔滨去了。后来,继母花钱托人,把哥哥找了回来,这恐怕是曹禺亲眼所见的第一个出走人物。他直接向曹禺提供了出走以逃避家庭矛盾的经验。后来我们在周萍、文清的行为中看到了类似的出走描写。

   其实,人类原本有着憧憬并投奔外界的思想愿望。嫦娥奔月,天女下凡便是这种思想愿望朴素自然的流露。这类故事世代相传。作为一个中国人,只要生长在稍有文化的家庭环境,就不可能不知道。也就是说,出走本是一种原始意象储存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每一个人都有继承它的可能。曹禺对外界充满向往并不偶然。

   再从历史来看,晋公子重耳受骊姬之乱,出走而后返晋夺得君位,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汉代才女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得到婚姻幸福,垂范后世。明朝施耐庵作《水浒》,专写英雄好汉出走梁山,家喻户晓。以个性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是一个号召青年冲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运动。封建家长反对子弟从事社会革命,这就要求青年首先要与家长进行斗争。斗争的结果,或者痛苦地妥协、或者逃离家庭的约束,二者必居其一。“五四”提倡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也往往因青年人的出走而获得初步成功,田女士、子君、涓生就是这类形象。这些出走,恐怕是嫦娥奔月、天女下凡这类神话故事在现实生活中的衍生。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也有过类似出走的经历,那就是赴日留学。在那时的人看来,正当的路是科举或经商,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走出国的歪门斜道。万德尊看到科举道路渺茫,经商又无门径,只好选择学洋务这条很不光彩的道路。“生活是逼人的。一个人走什么道路,有时并不是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注: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页。)——《曹禺传》的作者这样写道。被生活“逼”得走自己不愿走的外出闯荡之路,几近于出走了。他家境衰落之后,又萌生过外出谋事的念头,直到“临死前几年,他还是念叨着,要外出干一番,把家业振兴一下。”(注: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0页。)这种外出以改变穷困地位的行为和愿望,在曹禺的心灵上留有很深的印迹,后来他通过文清出走作了表现。当然,我不是把荣格的“遗传”说仅仅理解为个体的遗传。我们知道,万德尊留洋已走在时代前头了。事实上,正是那些“铤而走险”的普罗米修斯从外国盗来民主与科学的火种,才点燃了中国人的智慧火炬,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单从个人发家创业的角度说,社会进入了封建社会末期,除土地主而外,都没有坐在家中发迹的。于是,为光宗耀祖、振兴家业而被迫外出闯荡也是一种风气。这些外出——出走也应看作集体无意识的具体显现。

   荣格认为:“从个体出生的那一天起,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就给个人的行为提供了一套预先形成的模式。‘一个人出生后将要进入的那个世界的形式,作为一种心灵的虚象(virtualimage),已经先天地被他具备了。’(《荣格文集》卷七,188页)这种心灵的虚象和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物融为一体,由此而成为意识中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注: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43页。)从曹禺的生活经历和戏剧创作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曹禺继承了人类的出走原型。

     三

“原型作为核子和中心,发挥着类似磁石的作用,它把与它相关的经验吸引到一起形成一个情结。情结从这些附着的经验中获取了充足的力量之后,可以进入到意识之中。”(注: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46页。)出走原型之于曹禺,就起到了“情结的核心”的作用。它把曹禺有关出走的经验吸引在一起形成了出走情结。这些经验,当然包括曹禺的戏剧修养和实践。《雷雨》的创作情形很能说明由戏剧经验而构成的情结在曹禺的创作中所起的作用。《雷雨》问世后,有人说它承袭了《群鬼》,有人说承袭了《希波吕托斯》,有人说承袭了《费德尔》。对此,曹禺惊讶地说:“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也许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注:曹禺《雷雨•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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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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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99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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