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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荣:曹禺:出走情结与戏剧创作

更新时间:2015-11-10 19:47:10
作者: 李光荣  
)曹禺是真诚的。他没有去抄袭,但他的作品却分明与某些作品有相似之处,这就是情结起了作用的结果。人物出走的描写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前人那里找出许多出走描写,从而说曹禺在“承袭”,但这样的结论未免冤枉曹禺了。那么,曹禺究竟把哪些作家和作品的出走描写“贮藏”在“潜意识”即“个人无意识”中,而后又通过情结的作用表现在作品中呢?

   曹禺说:“外国剧作家对我的创作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注: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见《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曹禺不但熟读《易卜生全集》,而且主演过《玩偶之家》。“他把娜拉和海尔茂夫妻间的感情,甚至她的感情分寸,都很细腻地精湛地表演出来,这就不能不令人倾倒。”(注:田本相访问鲁靭谈话记录,引自《曹禺传》第87页。)如此一位好演员,对娜拉的性格出走行为的体察肯定是超出一般人的。曹禺在舞台上用手拉门的同时,也把碰门声撞进自己的脑海,存入个人无意识中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娜拉》的排练和演出过程中,曹禺萌生了写戏的念头并且开始了《雷雨》的构思。很少有研究者指出《雷雨》与《玩偶之家》的关系。从人物出走的描写看,娜拉的行为是渗透在《雷雨》之中了的。而且,继《雷雨》之后,曹禺反映封建家庭生活的作品都描写了人物出走,这不能不说是娜拉出走造成的出走情结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作为“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在中国的宁馨儿,首先是一批“出走戏”。在《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的第二年,便诞生了“长子”《终身大事》,接着有《心影》、《自决》、《卓文君》、《泼妇》、《兵变》、《打出幽灵塔》等等一大批“兄弟姐妹”出世。这些剧作体现了中国早期话剧的潮流,对中国读者和观众影响广泛。曹禺开始戏剧活动的时候,虽然“出走戏”的创作高潮已经过去,但它的影响仍然较大。尽管我们找不到曹禺与“出走戏”的材料来证明他直接受了“出走戏”的影响,也不能说明他对“出走戏”一无所知。因为如前所述,出走既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同时也是“五四”戏剧创作的潮流。曹禺生活在“五四”及其稍后的中国社会,并且还是“小戏迷”和热心戏剧活动的少年,不可能不受“出走潮流”的影响,更何况这一潮流来源于他出色地主演过的娜拉形象呢?所以,推断“出走戏”进入了曹禺的出走情结是有道理的。

   曹禺在倾心于易卜生的同时,开始接近奥尼尔了。他佩服奥尼尔“不断创造,能生动地表现人物的各种心情的戏剧技巧”,称赞他“很懂戏”。(注: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见《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他从奥尼尔那里借鉴了许多技巧,人物出走即是其中之一。比如,从文清和愫方的出走,我们联想到《天边外》,从仇虎的出走,我们想起《琼斯皇》。当然,它们又有许多不同。当有人说《原野》是琼斯皇的摹仿的时候,忽视了曹禺叙述创作情形的几句话:“写第三幕比较麻烦,其中有两个手法,一个是鼓声,一个是有两景用放枪的尾,我采取了欧尼尔氏在《琼斯皇》所用的,原来我不觉得,写完了,读两遍,我忽然发现无意中受了他的影响。”(注:曹禺《〈原野〉附记》。)此话写于《原野》脱稿之时,是真实可信的。曹禺承认采取了《琼斯皇》的技巧,但他又不是有意为之。这就是说,《琼斯皇》的出走情节和表现技巧早已贮藏在他的“个人无意识”中,当写到仇虎的出走之时,就成了“灵感和动力的源泉”(注:霍尔等著《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5月版第37页。),帮助他完成创作。因为情结植根于人的神经症状中,“不是人支配着情结,而是情结支配着人。”(注:荣格语,转引自《荣格心理学入门》第37页。)于是才出现了“原来不觉得”,写完后“忽然发现无意中受了影响”的情况。这种情况,与曹禺《雷雨•序》中所说写《雷雨》时,“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偷”取了“一点故事,几段穿插”一样,是情结发生的作用。可以肯定,奥尼尔在曹禺出走情结的形成中起到了促进和加强的作用。

     四

   出走情结并非曹禺独有,也并非曹禺一人能把它表现在作品之中,但在古今中外作家中,很少有人像曹禺那样让出走在作品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假若抽去出走描写,便抽掉了剧作的经络。在世界戏剧史上,恐怕只有奥尼尔的某些剧作使出走具有这样的地位。但正如大家公认的那样,曹禺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这种情形的出现,大约只能从作家的创作个性上去寻找答案。

   钱理群说:“曹禺本质上是一个艺术家而非思想家,他有着艺术的自觉天性”,但是,他对理性分析“不擅长、不甚关心也不甚了然”(注: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剧作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45页。)。把思想和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不容易做到。在我国现代作家中,大约只有鲁迅这样兼思想家和艺术家于一身的少数作家才能做到,大多数人很难达到思想和艺术平衡并且深化的高度。曹禺就是一个艺术自觉大于理性思维的作家。他创作时,处于视觉前景位置的是人物和情绪、气氛等具体形象。他凭艺术感觉创作,而不是思想和理念。万方谈到曹禺写作时的情景时说:“他反复琢磨,常常是朗读写出的句子,直到自己很欣赏自己为止。”而“他的朗读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是不同凡响。……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声音的存在,他用感觉读”(注:万方《我的爸爸曹禺》,载《文汇月刊》,1990年第1期。)。“用感觉”创作正是曹禺创作个性的显现。《雷雨》深刻的反封建主题震撼人心,然而,在创作时曹禺“并没有明确要通过这个戏去反封建”,只是“有一种情感的流来推动我”(注:曹禺《雷雨•序》。)。这种对于主题的不自觉和被情感推动着创作的情形,实际上就是情结发生了作用——“每当创造力占据优势,人的生命就受无意识的统治和影响而违背主观愿望,意识到的自我就被一股内心的潜流所席卷,成为正在发生的心理事件的束手无策的旁观者。”(注: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1版第142页。)荣格的话仿佛是以《雷雨》的创作为例而说的。其实,曹禺最为成功的几部作品都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因此,这些作品的主题具有多义性或者说歧义性,而且连曹禺也说不清主题是什么。既然我们不能得出“主题混乱”的结论,那么,创作时推动作者完成主题表达的力量是什么?只能解释为情结了。

   其实,情结推动创作的情况曹禺是感觉到了的。他曾说:“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许多憧憬,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写的时候也不可能。”(注:万方《我的爸爸曹禺》,载《文汇月刊》,1990年第1期。)这是真正的艺术创作的感觉,是对他创作时情结作用的最好说明。许多“印象”、“憧憬”贮藏在个人无意识中,平时被遗忘了,在特定的情景下,它又被意识接收而显现出来,这就是“写到节骨眼儿”上的时候。因为情结是“独立于自觉意识之外,按照自身固有的倾向显现或消逝”(注: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1版第118页。)的心理因素,所以它是写时说不明白,过后也说不明白的。这种“说不明白”的创作情形,曹禺多次说过,比如他早在第一篇创作谈《雷雨•序》中说:“累次有人问我《雷雨》是怎样写的,或者《雷雨》是为什么写的这一类的问题。老实说,关于第一个,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直到他七十高龄时回忆起《北京人》的创作情形,还说:“我写《北京人》时,记忆不仅把我带到我的青年时代,而且带回到我的孩提时代。那是非常奇怪的,不知怎么回事,那些童年的记忆就闯入我的构思之中。”(注:《曹禺谈〈北京人〉》,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见《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00页。)之后,当田本相三次访问他时,他都说到“说不清楚”。是啊,创作就像一个“白日梦”(注:参见弗洛伊德《作家与白日梦》,知识出版社,1987年1月版。),怎能不感到“莫名其妙”、“非常奇怪”,“说不清楚”呢?

   相反的情形是,当曹禺在一种明确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去从事创作活动,把所写内容的涵义都揣摩透了,对主题和情节说得清楚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或者成就不高,或者竟至于失败。成就不高的如《黑字二十八》、《明朗的天》、《胆剑篇》;失败的是解放后对《雷雨》、《日出》、《北京人》的修改。这是为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作家的思想比以前进步了,艺术眼光明晰了,但他的艺术感觉失去了,创作灵感失去了,情结的支配力量也失去了——“失去伟大的通灵宝玉”了(注:黄永玉给曹禺的信,转引自田本相《曹禺传》第472页。)。

   在曹禺的各种情结中,出走情结是那样集中、强烈,以至每当他构思作品时,都成为影响并支配着意识活动的强大力量。因此,曹禺几乎在他所有的剧作中都描写了人物出走,不仅在《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有突出的表现,而且在《蜕变》、《明朗的天》、《王昭君》等剧中亦有鲜明的表现。一般说来,前一类作品“真正带有剧作家本人的个性特征”(注:邹红《“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分析》,《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后一类作品多半从政治角度反映社会历史和现实,较少注入作家的个性特征。前一类作品被公认为曹禺的代表作,后一类作品则稍为逊色。这就构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凡是以出走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作品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然,不能把它反推为凡是不写出走的作品都不能成功,更不能推及到其他作家身上。因为它只是事实,不是规律。这个事实至少说明出走意识满贮在曹禺的个性特征之中;创作时,曹禺的个性特征显现得愈充分,出走意识也就表现得愈突出,因而作品也能获得更大的成功。由此也就证明了本文的论题:出走情结与曹禺创作成功的关系。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曹禺那样有那么多言论专谈自己作品的作家并不多。但在众多的言论中,却没有专门论说有关出走的话,偶有涉及,也只是轻描谈写地指出出走事实或说明为什么出走之类的文字,找不到关于出走的理论分析或创作时构思出走情形的阐述。这完全不能说明曹禺对于出走描写的忽视,恰恰相反,它从反面证明了曹禺出走情结的存在。正如由弗洛伊德提出并作了论证,得到荣格和其他精神分析派文艺理论家认同并广为应用的“俄狄浦斯情结”一样,我们只能在《俄狄浦斯王》中找到一句话:“过去有许多人梦见娶了自己的生母”,此外,别无论据。可是,弗洛伊德却由此看出一个有名的情结来。因为,情结是无意识的存在,谁也把握不住,作家当然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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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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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京)199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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