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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生: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

更新时间:2015-11-10 14:52:58
作者: 李光生  

   科举文学,又称科举时文,是我国古代科举考试所采用的各种文体,它由一般文体改造而成,与一般文学创作相比,科举文学强调格式和程序,往往以牺牲内容的深刻独创为代价。在科举文化已然成熟的宋代社会,应举是许多士人生命中所固定包含的路途,其专心于科举文学的研习实是题中之义。科举文学教育也因此成为宋代官学、书院所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书院本以教养“希圣希贤”之士为己任,提倡“为己之学”,是知识分子寄托“道”的场域,与科举之学(俗学)大异其趣。科举文学教育纠缠在宋代书院教育之中,书院必须透过曲折的方式来取得与科举的并存相容,使遵循书院理念的士子,有“本末兼学”的可能。探讨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对理顺科举与书院及理学的关系、宋代士人心态等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文章尝试论之。

   一、书院与科举的相容

   由于创办者、创办目的、教育对象、组织制度和规模大小等方面的内容,宋代书院类型不一,教育理念往往殊异,在与科举的关系问题上亦不尽相同。就创办者身份来作区划,可以将书院分为私立和官立两大类。官立书院有着接近官学的特质,与科举互为表里,故无须累述。私立书院按规模大小可分为家塾式书院、大型私家书院、私塾式书院等。家塾式书院和大型私家书院,都是家族书院,区别仅在于规模之大小,它们以科举为鹄的,宋初江南三书院(东佳书堂、华林书院、雷塘书院)可谓典型。如东佳书堂,江州陈氏义门《推广家法十五条》载:“……如果资性刚敏者,严教举业,期以取青紫。”南宋盱山书院亦是如此:“自是而往明经,取青紫,特其余事,衮衮而来,今方权舆耳。”[1](卷三《盱山书院记》)又如浙西严州的札溪书院:

   山深水幽,乱云横坞,是为札溪吴氏世居,诗书传家。有讳尧臣者,早游成均,晚纡青绶,餐霞噏烟,不粒人间,或传以为仙云。犹子舜申,益力于学,岁在甲戌,其子应酉,果奉大对。……方且考卜奇胜,肇造书宇。讲堂其中,扁以达善。……伯仲子姓,肃肃雍雍,早夕其间,以修以游。……虽然,岂无所自哉?康庐洪氏合期功之族,筑馆共之,太宗皇帝赐宸翰,命之官资,其子卒登巍科,圣朝劝学,其盛若此。[2](卷七《札溪书院记》)

   这是一所家族书院。文中先略述吴氏家族经过三代从学,终于有人中第,并认为这显示了读书之功。可见他们以科举及第作为求学的目标。文中还提到南康洪氏的雷塘书院,并特别指出洪氏之子登科的事迹,认为是先朝劝学之盛的表现,由此可见其追求的目标和效仿的心态。

   私塾式书院由教授之人所建,近似于邻里中由教师设立、招收生徒而教授举业的私塾,亦多以科举为旨归。如江东信州贵溪县的桐源书院,汪应辰认为:“有古人闾塾之遗意……自兹以往,高氏子孙读书于书院,当以古圣贤心学自勉,毋以词章之学自足。他日有自此而逹于郡邑,上于国学,赫然名闻于四方,则书院不为徒设矣。”[3](卷九《桐源书院记》)虽然在观念上,汪应辰把桐源书院当做国学、郡邑之下的地方之学,在教育结构上可能还是近于私塾的性质。而汪氏勉励高氏子弟“当以古圣贤心学自勉,毋以词章之学自足”,显示书院此时的教学内容,就是一般私塾以“词章之学”为主的举业。明确以科举为目的的私塾式书院,如傅瑾所设之书院:

   君讳瑾,字君玉。其先金陵人,五季徙家信之铅山。……初锐意科第,所居之旁书院扁曰“筑隐”,集士友会文其中,将为进取计,且以厉其后进,惜不遂厥志。[4](卷一二《傅县丞墓志铭》)

   引文很清楚地显示,筑隐书院完全是为科举而设。集士友会文,这也是宋代重视求师取友学习风尚的体现。

   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倡导的书院复兴运动,书院与理学一体化,建立了讲学式书院这一书院新模式。讲学式书院承负天理民彝的理想,在现实上,最初表现为对科举利禄之学的批判与革正。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一开始便指出,书院兴复的目的,是“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其进一步解释道: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逮至本朝庆历、熙宁之盛,学校之官遂遍天下,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则其旧迹之芜废,亦其势然也。不有好古图旧之贤,孰能谨而存之哉?抑今郡县之学官……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于为己者,盖羞言之。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故特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又以风晓在位,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5](P4123)

   相对于宋初书院之兴是因应教育机构的缺乏,南宋书院复兴是源于对教育内容的不满。这时书院的设置,是为了提供一种不同于官学的教育,背后蕴含着强烈而独特的教育理想。这种教育理想,在现实上,最直接明显的批判对象即是官学教育。而他们所批评的官学教育缺失,主要是受到科举制度的影响,官学教育与科举利禄之学画上等号。也就是说,官学教育的缺乏与弊病,其深层根由是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因而,书院教育对官学的批评,即是对科举之学的批评。

   朱熹的这篇记文可以说是书院教育反对科举之学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文字。朱熹把书院作为与学校科举对立的教育,这个理念也随着书院运动在南宋的全面展开而延续下来,成为讲学式书院教育理念的重要特质。事实上,其同时代的书院大师兼理学家都对科举制度进行过严厉的批评。执掌岳麓书院的张栻在《邵州复旧学记》中云:“后世之学校,朝夕所讲,不过缀缉文辞,以为规取利禄之计,亦与古之道大戾矣。”[6](P84)在他们看来,讲学式书院揭举出反科举之学的态度,是相对于他们自身有一欲传习之“道”或“理”,认为这才是士人所应学的。如张栻《潭州重新岳麓书院记》云:

   侯之为是举也,岂将使子群居族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6](P102)

   显示批判科举利禄之学的基础是可以济民的“道”。又如南宋晚期的刘辰翁,在论及老师江万里所建的白鹭洲书院时,以书院与学校科举对比:

   然学校科举终有愧于道。孰能学校科举外而求志,又孰能因学校科举而成之?自鹭洲兴而后斯人宿于义理,自鹭洲兴而后言义理者畅。[7](卷三《《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

   文中的“道”、“义理”是他们教育理想的根源。因为学校科举有愧于道,遂将传习义理之学的理想转移到书院。

   不过,反对科举利禄之学的讲学式书院并非不事举业。事实上,朱熹、张栻、陆九渊、吕祖谦等书院大师兼理学家,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在现实考量下,也绝少要求一般士子放弃科考之途,甚至认为参加科举是士人现实人生中的一个必要环节。如朱熹便劝黄榦参加科举:

   但不应举之说,终所未晓,朋友之贤者亦莫不深以为疑,可更思之。固知试未必得,然以未必得之心,随例一试,亦未为害也。[5](P5138)

   由“随例一试”可看出,科举已经成为士人出仕之途和生活常态,故无须排斥。同时认为科举在社会上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意义也应予以承认。

   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即便是讲学式书院,即便是重视教育且具有特殊理念的理学家,在实际的教学活动中,完全排斥科举,似乎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情。以魏了翁的鹤山书院为例,《宋史》称:

   (魏了翁)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士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知义理之学。[8](P12966)

   这是很典型的对理学家建书院传义理之学的描述。然而,从魏了翁的自述看来,鹤山书院的教学活动并非纯属义理之学,也事举业:

   嘉定三年(1210)春诏郡国聘士,邛之预宾贡者,比屋相望,未有讲肄之所,会鹤山书院落成,乃授之馆,其秋试于有司,士自首选而下,拔十而得八,书室俄空焉,人竞传为美谈。了翁曰:是不过务记览,为文词,以规取利禄云尔,学云学云,记览文词云乎哉?[9](卷四一《书鹤山书院始末》)

   无论是魏氏的感叹,还是“拔十而得八”的科考成功率,无不昭示着书院的教学活动并未回避对举业的关注乃至热忱。书院与科举相生相容,极为透明。

   本来,就学习内容而言,讲学与举业共享同一套儒家经典,两者在本质上并没有截然的划分,而只能说是精神上的异途,理学也只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特别偏重某一些方向,如心性义理的探索,这基本上与举业并不冲突。书院教育与举业的兼容性,在理学昌盛之时,习其学更有利于中举。这种情形表现为士子以理学作为应举的内容。如魏了翁批评道:

   自比岁以来,不惟诸儒之祠布满郡国,而诸儒之书,家藏人诵,乃有剽窃语言,袭义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为规取利禄计。此又余所甚惧焉者。[9](卷四八《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

   这可以显示理学发展风气下的影响。无论如何,从这种剽窃先儒语言的现象,正可说明讲学与举业在内容的本质上,确实并无抵触。讲学式书院这种与科举相容的关系,也正是南宋书院兴起而且能够得到广泛接受的社会性原因。

   二、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

   在宋代科举诸多科目中,进士科最受重视。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云:“到得本朝,(进士与明经)待遇不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至明经之科,不过为学究之类。”[10]((第九册)9)也因此进士科又被称为“将相科”,如楼钥《回杨监场启》:“策名枫陛,荣登将相之科。”[11](卷六二)终宋一世,进士科的地位屹然不改,只是在考试内容上有所变化。对此祝师尚书先生总结道:宋初沿唐、五代之旧,试之以诗赋。熙宁时改为经义而罢诗赋。历元佑诗赋、经义兼收之制,再到绍圣罢诗赋而用经义的反复,于南宋初才敲定为诗赋、经义两科分立,得到近乎‘双赢’的结果。[12](P44)

   “诗赋取士”要求考诗、赋、论、策,这决定了书院教育的科举文学内容。范仲淹主持应天府书院期间,“出题使诸生作赋,必先自为之,欲知其难易,及所当用意,亦使学者准以为法。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其后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13](P182)其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云:“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义乎经,咏思乎文……然则,文学之器,天成不一。……观乎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14](P279)从“咏思乎文”、“文学之器”、“二十年间,相继登科”诸语看来,应天府书院极为重视科举文学教育,并以此作为一以贯之的教学内容与方针。

   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在书院学规、山长语录、讲义及教材等史料文献中体现得最为直接和透明。

   宋代很多书院围绕科举制订了系列的学规章程。如延平书院,绍定五年(1232),状元徐元杰任延平知州时,“亲扣”诸生“每日所习何事,所读何书,所作何文”、“凡所讲习,当先就本心本身上理会”,[15](卷一一)并为郡学及书院诸生制订了“日习例程”,即《延平郡学及书院诸学榜》,其中便有科举文学教育之内容,兹引如下:

   一、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读,取训释与经觧参看。

   一、早饭后编类文字,或聚会讲贯。

   一、午后本经论策,轮日自为常程。

   一、晚读《通鉴纲目》,须毎日为课程,记其所读起止,前书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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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兰州学刊》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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