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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杰:陶渊明“真意”探微

——从沈从文一篇遗文得到的启示

更新时间:2015-11-10 14:26:51
作者: 郭杰  

   陶渊明的代表作《饮酒二十首》(其五),是古今传诵的名篇。全诗如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结尾二句,富有哲理,韵味悠长。这两句诗,显然受到了《庄子•外物》的影响:“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唐代成玄英疏云:“夫得鱼兔本因筌蹄,而筌蹄实异鱼兔;亦犹玄理假于言说,言说实非玄理。鱼兔得而筌蹄忘,玄理明而名言绝。”意思是说,人们用语言来探究和表达玄理真谛,一旦获取了玄理真谛,那么语言也就没有意义了。对陶渊明此诗继承庄子哲学而达到的悠远境界,我曾做过这样的探讨:“在他看来,宇宙自然的‘真意’,远不是人类智慧的怨言所能穷尽的,既然如此,莫不如采取庄子所谓‘得意忘言’的态度。”[1]这样说应该大体不错。陶渊明本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之人,当他在那个菊花绽放、云淡风轻的秋日傍晚,看到暮霭渐渐降临、倦鸟开始归林的南山景色时,感受到自我心灵与自然风光的浑融交汇,体验到一种无法言传的静谧安详的情境,于是留下了“欲辨已忘言”的感叹,也留下了这首令人难忘的佳作。

   但是,沈从文的遗文《“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①却另辟蹊径,提出了新颖独到的见解,为人们更深入地理解认识陶诗意蕴,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沈氏此文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对“南山四皓”称谓出现时间的辨析。他根据两件出土文物——一件是在朝鲜发掘的西汉末东汉初年汉墓中出土的长方形竹筐,在一只角上绘有四位高人,旁有隶书题识:“南山四皓”;另一件是河南邓县南朝大墓里出土的浮雕大长方砖,其中一块上有浮雕人像,旁有楷书题识:“南山四皓”——从而表明,在那个时期,无论是在读书人还是在民间工匠那里,都已经出现“南山四皓”的称谓了。

   关于汉高祖刘邦晚年欲废太子,隐居商山的四位老人出山辅佐太子保位登基的史事,最早见于《史记•留侯世家》。不过其中只说“四人者年老矣……逃匿山中”,“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只写出四位老人的名号(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并无“四皓”的雅称,既未说明他们隐于何山,也未说明他们出于何时。“至于四皓姓氏及其籍贯,《史记》《汉书》均漏载,直到南北朝典籍中才开始出现具体的说法。”[2]那么,他们出于何时呢?写作《资治通鉴》的司马光也不敢肯定:“四皓来,不得其时,今附于英布未反之前。”[3]据此,则当在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底之前。而他们又隐于何山呢?这个疑问,则与沈从文提出的话题直接相关。《汉书•王吉传序》曾讲到他们“当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据此则可知是在商山。商山是终南山的支脉。康保成经过深入勾稽史料,指出:“南山,即终南山……南山是山脉名,非具体山名,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秦岭。商山是南山的支脉,秦末汉初四皓即隐居于此。”[4]对此四位老人,史上有“南山四皓”和“商山四皓”两种称谓。那么,两者孰先孰后呢?沈从文提出“南山四皓”的称谓出现在前。刘翠、刘石指出:“称‘商山四皓’者为详言之,称‘南山四皓’者乃统言之。”他们还认为:“至于‘商山四皓’联缀成词,则大约以三国魏曹植的《商山四皓赞》为较早。”[5]如此,则据现存文献,“商山四皓”称谓的出现,应是晚于沈从文所举“西汉末东汉初年”出现的“南山四皓”的称谓了。

   第二层,也是此文中真正新颖之处和重点所在,则是其如下论述:“多少年来学人论陶诗时,喜欢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于这两句诗的理解,大致多以为这十个字显得陶渊明生活态度多么从容不迫,不以得失萦怀累心。东篱采菊是实,所见南山也不尽虚。”而沈氏把陶诗与出土文物相参证的结果,得出了这样的看法:“原来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6]

   在我看来,若说陶渊明这首诗里“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不免求之过深了。丁福保注云:“南山,指庐山而言。”考虑到当时陶渊明就隐逸于庐山脚下的故里浔阳(今江西九江)柴桑,丁氏之注是合乎情理的。仅从常理而言,只要看看诗中所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后面还写到巍峨的山间暮霭渐起、倦鸟归来的景象,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亲眼所见、有感而发,哪里写得出这样真切生动、情景交融的诗句来!以陶渊明超脱平淡的性情,秋日傍晚在自家门前饮酒作诗,撇开眼前所见、日常生息于其下的充满了亲切感的庐山不写,而直接去写远在几千里外、自己平生未曾涉足的商山,的确是不可想象的。《饮酒二十首》(其七)中亦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同样写到了采菊、夕阳、归鸟等意象,虽未直接提到“南山”,但所观赏的显然是同一景象,正可与前一首诗相参照,可见这都是诗人日常所见的即景写实,并非另有所思、虚构而成的。何况陶诗中其他两处写到“南山”的,也与此情况全然相同。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逯钦立注云:“种豆南山,是即事,也是用典。”[7]《杂诗十二首》(其七):“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逯钦立注云:“南山,指庐山。旧宅,当指陶氏墓地。”[8]逯氏所注,是可信的。这里的“南山”,显然不可能是相隔千里之外的当年四皓隐居的商山,而只能是作为实际场景出现的、与诗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背景,亦即丁福保所谓“指庐山而言”。一个诗人作品的思想、情感、意象、语汇,在同一时期、同一主题之下,往往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成为我们解读其作品意蕴的重要钥匙。陶诗此处即是一例。

   其实,“南山”一词,古已有之。但各地使用此名时,所指的并非同一座山。早在《诗经•小雅》中,如《天保》、《斯干》、《蓼峩》、《信南山》、《节南山》等产生于王畿地区的诗篇,固然多指终南山,所以严粲《诗辑》云:“周都丰镐,面对终南,故从《天保》祝君、《斯干》考室、《节南山》刺师尹,皆指此山。”王应麟《诗地理考》引《括地志》云:“终南山,一名南山。”但其他地方的“南山”,则各有所指,并非一山。如《齐风•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毛传:“南山,齐南山也。”这是在齐国境内(今山东临淄县南,也叫牛山)。《曹风•候人》:“荟兮蔚兮,南山朝隮。”毛传:“南山,曹南山也。”王先谦《集疏》引《一统志》:“曹南山在曹州济阴县东二十里”。[9]到了汉魏晋时,诗人们写到“南山”,往往是取其抽象意义,泛指一般的大山而言。如《孔雀东南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艳歌行》:“南山石嵬嵬,松柏何离离。”《乌生》:“阿母生乌子时,乃在南山岩石间。”《梁甫吟》:“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曹丕《陌上桑》:“登南山,奈何蹈盘石。”左芬《啄木诗》:“南山有鸟,自名啄木。”与陶渊明同时而稍后的大诗人谢灵运《日出东南隅行》诗云:“柏梁冠南山,桂宫耀北泉。”此“南山”当是泛指;而其《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诗中的“南山”,则在浙江绍兴嵊县(今嵊州)。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篇章中,“南山”一词虽多系泛指,但都不包含字面之外的某种寓托,没有人会引申到“四皓辅政”的微言大义上来。另外,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东晋鄱阳郡鄡阳县(今江西九江都昌县)人,后徙居庐江寻阳(今江西九江西)。据《都昌县志》记载:“晋时都昌名鄡阳,公元304年前属鄱阳郡,304年划归浔阳郡,故史籍称陶侃为浔阳人,亦有称为鄱阳人。”都昌亦有南山。宋代大诗人苏轼《过都昌》诗云:“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此诗虽出自宋代人之手,但此地有此山,自无疑义;而其称为“南山”,亦当是由来已久的。

   至于“商山”一词,陶诗中亦两见,都与“商山四皓”的隐逸事迹以及对他们的企慕之情直接相联。如《桃花源诗》开篇云:“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这是把“商山四皓”和“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的桃花源中人同等看待了。《赠羊长史》后半篇云:“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同样是赞叹“商山四皓”避世独善的风操,表达自己安贫乐道、“贫贱有交娱”的情怀。这恰好表明,凡涉及这类情事,诗人都是径用“商山”一词来指称,而且表达的都是企慕他们避世隐居、不与世事的隐士风范,看不出对他们后来应召辅佐太子的“辅政”活动有何相干。这表明,陶渊明心目中所敬仰的“商山四皓”,是高洁隐逸之士的典型,而不包含出山辅政的因素;这也表明,在陶渊明的诗中“南山”和“商山”是各有含义、语境不同的。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里不妨提出一个疑问:既然“南山四皓”称谓出现在前,“商山四皓”称谓出现在后,那么,人们为什么要用后者取代前者呢?在我看来,乃因“南山”的意思已经被极大地泛化了,不再是终南山的专称,而往往泛指一般的大山;同时,各地也多有本区域范围内的“南山”,与终南山的“南山”不易分辨。所以,为了准确起见,后人使用“商山四皓”的称谓愈来愈多,逐渐取代了“南山四皓”的称谓。而在此过程中,陶渊明应是较早注意区分两者的诗人之一。

   有鉴于此,沈从文认为“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说此文很有启发意义呢?在我看来,陶渊明在《归园田居》(其三)所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南山”,《杂诗十二首》(其七)所写“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的“南山”,全然是生活场景的实写;而《饮酒二十首》(其五)所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南山”,虽然也同样是生活场景的写实,但带有更深一层的意味,即诗篇末尾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真意”。为了探讨这“真意”的底蕴,可与《赠羊长史》一诗加以比较。《赠羊长史》一诗,是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陶渊明赠给友人羊松龄的诗篇。当时太尉刘裕北伐姚秦,攻克长安,执秦主姚泓归建康受诛。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派遣羊松龄前往关中称贺,诗人作此诗以赠之。他在诗中请友人途经商山时,一定要停留一下,代表自己向“商山四皓”的魂魄致敬。诗中表达了富贵未必能远祸、贫贱照样可欢乐(“驷马无贳患,贫贱有交娱”)的思想,末尾两句表达自己在千载之下,对四皓怀有深深的无限敬仰,言不尽意,永在心头(“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赠羊长史》末尾两句,让我们联想到《饮酒二十首》(其五)末尾那两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二十首》组诗,“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饮酒》二十首均作于同年秋”。[10]其中多次写道:“咄咄俗中恶,且当从黄绮。”(其七)“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其八)“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其九)“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其十二)这实际上反映了作于同一时空条件下的组诗,在思想情感意蕴上的内在一致性。这种坚持避世隐居、不与世事的态度,和《赠羊长史》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可以认为,《饮酒二十首》(其五)末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二句,与《赠羊长史》末尾“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二句,意思是可以互证的。“欲辨已忘言”的“真意”,不就是“言尽意不舒”的“意”吗?两首诗中的“真意”或“意”,都包含着坚持节操、不同流俗、安贫乐道、远离尘嚣的超拔态度。不过,前者的“真意”,首先是从诗人自己亲眼所见的南山(庐山)景色中,引发出人与自然相融汇、心境自由恬静的精神体验,如逯钦立所谓:“真意,自然意趣。《庄子•渔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11]同时,也隐含着企慕四皓等人隐逸之风的意味在内,因为隐逸本身即是顺乎自然、天人融合的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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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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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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