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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当代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基准的构造与阐释

更新时间:2015-11-09 23:06:57
作者: 姚建宗 (进入专栏)  
并以“中国”法律实践的经验与教训所蕴含着的“问题”为理论思考和思想探究的着力点。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必须首先明了其“问题意识”所甄别出来的“问题”的性质或者属性,即是属于思想层面的“理论”性的共性“问题”,还是属于操作层面的“实践”性的共性“问题”,或者是属于具体现象层面的“对策”性的个别性“问题”,法学研究领域不同层次与性质的“问题”应该具有彼此有别的判断其解决方案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的依据和标准。在总体上,法学学者对于中国法学学术研究“问题”的时间性、空间性、思想与理论性以及操作性的自觉意识及其处置方式,直接影响其研究成果的内涵与质量,理当成为学术评价基准的基本要素。

   (三)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成果之目的设定

   法学研究之不同的目的预设与指向,直接影响研究成果的内容与表现形式。法学研究的目的是由法学研究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与属性也即“问题”的类型来决定的。对应于法学研究中的思想与理论性“问题”、实践性“问题”与对策性“问题”,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基于其目的设定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思想[理论]研究、工程设计研究和实践操作方案与对策研究。这些不同的法学学术研究目的最终体现出来的是不同形式和内容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与质量如何,应该由相应的不同标准来评价。

   但在包括法学在内的中国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界,如今大家耳熟能详且念念不忘的一个口号式的命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检验其研究成果的标准就是“创新”,就像有学者所说的“创新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职责”,并进而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可以分为4个方面:一是观点创新,即是否提出新概念、新见解、新理论、新主张;二是方法创新,即是否运用新思路、新程序、新工具、新途径、新规则等;三是材料创新,即是否提供新数据、新个案、新经验、新事例等;四是内容创新,即是否针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问题、新特点等。”[11]实际上,这样的认识值得商榷,仅从法学学术研究而言,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以及法律实践研究,其研究目的、研究成果就有很大差别,它们在所谓研究成果的“创新”方面理应有所不同。笔者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过:“在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这一方面,根本就不存在‘理论创新’问题,因为法学中的法律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是尽可能‘客观’的‘规律’或者‘道理’,这些法律的‘规律’或‘道理’因为是法律及其实践的个别‘属性’或者‘性质’,所以只存在法律理论的‘发现’问题而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法律理论的‘创新’问题,最多也只存在有关法律理论对于法律的‘规律’或‘道理’的表达与表述是否准确和恰当及其程度如何的问题。”相反,“法学中的法律工程研究的主旨与核心恰恰就在于通过包括法学理论在内的多种思想理论资源以及社会的历史与现实材料的综合运用,设计、建构和创造出理想的法律及其实践的新模型,而这些新模型始终是以一定的价值为基准来塑造的,因此它们本身必然就是‘创新’性的,否则就根本不构成法律工程的理想模型。”[12]我个人完全认同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不加区分考量的“‘无限创新’正在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噩梦”。[13]毫无疑问,法学学术研究之目的的区别性要求,也应该成为中国法学学术评价基准的内在因素。

   (四)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成果之学术资源利用

   学术资源的选择、获取与使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领域,研究者必须特别注意选择、获取与使用本国和世界上其他相关国家和地区历史与现实中的社会实践经验与教训、客观的社会事实与数据,因为正是现实的社会实践在推动着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的进步与相应的思想和理论的发展。同时,某一学科的学术研究也自然地要选择和使用古今中外的有关本学科的历史与现实的思想理论资源,要特别重视本学科领域的先行者和前辈学者已经做出的研究工作以及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以体现作为后来学者受到既有学术研究成果的思想、理论与方法的启迪,以体现后来学者对于先行者和前辈学者的思想和理论的思想对接,而这种启迪和对接既可以表现为对先行者和前辈学者的思想和理论的认同与吸收,也可以表现为对先行者和前辈学者的思想和理论的拒斥与批判。总之,学术研究的后来者从事某个学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理应体现出其研究工作与前辈学者的研究工作在思想和理论上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思想的传承性,也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工作是有“根”的,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的,也由此而表明作为后来者与后辈学者在学术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中对相关研究主题在思想、理论与方法上对先行者和前辈学者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推进与拓展。而从世界范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学科学术研究与学术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各个学科始终保持彼此之间在思想、理论与方法上的开放性,彼此吸收和借鉴对方学科的思想、理论与方法,都大大促进了本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化,丰富了本学科的思想与理论,推动了本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法学的发展与法学学术研究的进步也同样遵循着上述逻辑和规律。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确已取得重大进步,其对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法律思想与理论资源的利用,其对于中外历史与现实的社会实践方面的实证资源的利用,都显现出了相当的成熟度。然而,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在学术资源的利用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相互矛盾的认知和行为。当代中国法学学者虽然大体上都认识到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思想、理论与方法对法学学术研究具有极大的借鉴和推动作用,因而也在自己的法学学术研究中自觉地选择、获取和使用相关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资源,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当代中国法学的学术品质,也提升了当代中国法学的学术水平与质量。然而,近年来,一些法学学者却在法学学术研究的认知和行动上表现出一种相反的倾向,即他们强调法学研究的“法学”的“专业性”与“职业性”的特殊意义,要求建立、加固、拓深法学的“专业”性“栅栏”,也就是认为法学研究是“职业”法学学者的“本分”,非法学的学者作为“外行”不能也不应该进入法学这个学术领域,进而,不少中国的法学学者特别强调应该高度重视在法学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法学学术研究成果,并要求区别对待在“法学专业学术期刊”发表的法学学术论文和在非法学专业学术期刊即非法学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专业学术期刊和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发表的法学学术论文。[14]

   笔者认为强调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及其思想与理论的深度拓展,这本身没有错,但以法学的专业性而排斥“非”法学的其他学科[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但也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入法学领域,或者人为地阻止其他学科及其学者进入法学领域,都是不仅违背法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将极大地损害法学学术研究本身的发展与进步。笔者坚决主张当代中国法学的学术评价基准应该将法学如何利用其他学科[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思想、理论与方法等资源,作为重要的评判要素。

   (五)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显性效果

   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质量如何、学术水平究竟有多高,在客观上确实有一个显性效果指示标准。这个指示标准就是,在总体上要看该学术成果是否增加了与其相关的领域、学科、主题的知识和思想的总量,即在知识数量上有明显增加,在知识质量上有显著的思想与理论层次的提升,这种知识和思想总量的增加,也就是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有效地创造并充分地论证了以前不存在的新思想、新观念,以及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对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和理论的影响,对公众行为和公权力主体行为的影响。这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的显性效果。但这种显性效果一般是在短时期和长时期通过一系列形式方面的指标[内容方面的指标将在下文论述]来印证的,这大致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学术评价可以被理解成是对评价客体生产出的知识的量和质的评价问题,而质又可以从知识的内容[含义]和效用[价值]上反映出来,因此从知识的形式、内容、效用三要素可以推广出‘三位一体’的新概念组合:形式评价、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而“所谓形式评价是指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内含知识的外部特征的评价,它既包含同行的定性评价,也包含定量评价,但最终的评价可用数字、数据反映,包括发表论著数、被引用数、被摘量、获奖数、发表字数、获专利数、发表成果的级别、院士和教授人数等。”至于效用评价则“是指实践、时间、历史对评价客体实际作用、价值的验证或最终评价。它既强调用一段时间、有限的实践、已有的历史事实来评价,更注重长时间、更多实践和事实的评价。它既依赖于学术共同体的评价,又有独立性,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社会科学领域,其效用常表现为被社会机构作为有关政策、措施出台的依据,以及这些政策、措施实施后的结果;在人文学科领域,其效用则常表现为精神产品及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风气、舆论等产生的作用。由于此种评价包含着无限的过程,因此它是一种‘进行时’加上‘未完成时’。”[15]但就中国现实而言,学术研究成果的引用数、被摘量之类指标,有些时候是通过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之类的人情关系甚至金钱交换来有意识地造假而“制作”出来的[教育部认可的南京大学CSSCI来源期刊评选就大量存在这种人为制造引证率的情况,而学者们也都彼此心照不宣]。至于效用评价也同样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找一定行政级别的党政领导做“批示”来做假。这些行为无疑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2007年年初,笔者在获得中国法学会评选的第五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的颁奖典礼暨“青年法学家论坛”上的演讲中曾经指出:“在我看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假如你所出版和发表的作品在五十年之后,如果降低一下标准那么至少也要在二十年之后,后来的学人都是将其作为思想来研读和思考而不仅仅只是作为资料来对待,那么,你确实有资格、也的确是某一个领域的‘家’;假如你出版和发表的作品在二十年之后,如果降低一下标准那么至少也要在十年之后,后来的学人都是将其作为思想来研读和思考而不仅仅只是作为资料来对待,那么你确实有资格被称为某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但假如你所出版和发表的作品只有两三年最多也就四五年,能够被一些学人读过,而之后也只是被作为资料库中的物事来看待,那么,你最多也只是某一个学科的‘学手’。”这表明笔者是认同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一定是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冲刷洗礼才能最终判定其水平与质量的。正如有学者所言:“科学的学术评价规则必须是时间与空间形成双重制约”,而“从时间上看,任何虚假的夸大的不真实的学术评价都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无情考验。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恰恰是需要足够的时间的。评价一项理论成果,评价一个学者,评价一个机构,必须要有充分的时间。”[16]

   就当代中国法学的学术研究而言,其学术评价状况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所面临的状况大体上相同,很难找到一个获得法学界和法律界共识的判定法学学术研究成果显性效果的标准。但是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首先将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成果显性效果判定的最短时间断定为从成果发表到评价结论至少经过五年;其次可以考虑鼓励多种类型的民间学术评价与行政权力支配的学术评价[比如CSSCI系统]共同参与法学研究成果的显性效果评价;再次可以考虑排除自引的法学学术研究成果的“引证量”和“下载量”;最后可以考虑法学对策性研究成果是否被党政部门直接而明确地纳入了其相关政策措施之中、被立法部门纳入立法或者被政府行政部门纳入其行政法规或规章之中、被司法机关纳入其司法解释文件之中。这四个方面因素综合起来考虑大体上就可以构成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显性效果的判定标准。

   (六)当代中国法学学术研究成果之对话能力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尽管各个具体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实践功能、思想与理论表达的基本形式等方面确实具有各自比较特殊的表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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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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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京)2015年第1期第3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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