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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罗尔斯差异原则的推导与质疑

更新时间:2015-11-09 19:39:02
作者: 李石  
我们可以用下述表一来帮助理解"最大最小原则"。如果我们假设在即将形成的社会中会有最有利者、最不利者和居间者三个阶层,而定约者可以有D1、D2、D3三种选择,三个阶层的人在三种选择中的获利情况如下表所示,其中数字代表获利的绝对量,数字越大获利越多 :

  

  

   设想一个站在"无知之幕"后面的定约者,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罗尔斯认为,由于不知道在即将形成的社会中,自己会处在哪一个阶层,原初状态中的定约者会根据"最大最小原则"选择D2。因为在D2这一选择中,社会中最不利者的获利最大。我们可以仔细分析一下这三组选择的所代表的意义。D1代表的是一种平均分配,社会中所有人的获利都是同等的。如前所述,在罗尔斯看来这并不是一种最好的分配。在D2中,所有人的获利都要大于其在D1中的获利,因此,D2是优于D1的分配。在D3中,社会中较有利的两个阶层的获利都要大于他们在D2中的获利,但同时社会中最不利阶层的获利则少于其在D1和D2中的获利,因此这也不是一种好的分配。总之,在罗尔斯看来,在原初状态下人们会根据"最大最小原则"做出自己的选择,所以一定会选择一个能使"最不利者利益最大化"的正义原则,而这正是差别原则。

  

   "最大最小原则"是一种不确定状态下的选择规则,这一规则的应用并不是无条件的。罗尔斯借鉴威廉·费伦尔等人的研究 总结出了使这一规则成为合理的选择规则的三个条件:第一,不知道与可能性相关的信息。例如,在一个学校安排各班教师配备的过程中,如果负责安排者不知道自己的孩子会被分到哪一个班,就会平横各班的师资配备,不让哪一个班太差,以防自己的孩子被分到一个很差的班。第二,选择者有这样的善观念:为进一步的利益利用一个机会是不值得的,特别是在他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时候。例如,比较上述表格中 D2和D3两个选项,如果选择D3,那么选择者有66.7%的可能性获得比D2更大的利益,也有33.3%的可能性获得比D2小的利益。而一个持有"保守"价值观的选择者就将选择D2,而非D3。第三,"被拒绝的选项有一种个人几乎不可能接受的结果"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人如果选择抢劫银行,他有1%的可能成为亿万富翁,也有99%的可能被投入监狱,而后一种结果是绝大部分人都无法接受的。那么,在抢银行还是不抢银行之间,人们就会遵循"最大最小原则",而选择不抢银行。

  

   罗尔斯认为,原初状态具有合理应用"最大最小原则"的三个条件。首先,处在"无知之幕"后面的定约者不知道任何关于可能性的信息。也就是说,人们无法知道在即将形成的社会中,自己会处于哪一个阶层,因此会倾向于平衡各个阶层的利益。第二,罗尔斯认为,处在原初状态下的人也不愿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危及正义原则所保证的"令人满意的最小值"。罗尔斯对此的论证并不清晰,我将在下文中具体讨论这一问题。第三,罗尔斯以功利主义原则为例,说明除差别原则而外的其他分配原则,有可能导致定约者无法接受的结果。例如:奴隶制、农奴制或者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而侵犯个人自由的情况。基于这三方面的论述,罗尔斯认为处在原初状态的定约者定会遵循"最大最小原则",而选择"最不利者利益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即差别原则。至此,罗尔斯完成了对"差别原则"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论证。

  

三、 对差别原则的质疑

  

   西方学界和中国学界对于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及其推导都有许多质疑。下面我将重点讨论下述质疑:在"原初状态"下,人们是否真的会遵循"最大最小原则"来进行选择,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方案。

  

   如上所述,罗尔斯所设定的原初状态是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也就是说选择者不清楚自己在其选择结果中将处于什么位置,或者说处于某一位置的概率有多大。不确定状态下的选择问题是逻辑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政治哲学共同关心的问题。从1940'年代到1950'年代,大部分学者们同罗尔斯一样,热衷于应用"最大最小原则"处理不确定状态下的选择问题。但在1950'年代之后,人们逐渐发现"最大最小原则"很可能使人们得出荒谬的选择结果。于是,人们开始转向应用贝叶斯学派(Bayesian School of Thought)提出的期望效用最大化(expected-utility maximization)原则来处理不确定状态下的选择问题。约翰·豪尔绍尼(John C. Harsanyi)是倡导期望效用最大化的学者,他在对罗尔斯的批评中指出:"如果你认真对待最大最小原则,那你甚至不能横穿马路(你终究有可能被车撞倒);你无法开车通过大桥(桥毕竟有可能坍塌);你永远也不会结婚(婚姻有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 豪尔绍尼还进一步指出,原初状态下的人们会假设自己落入每个阶层的概率是相等的,这被称作"等概率"假设。在"等概率"的前提下,选择者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就演变为平均效用最大化,这被豪尔绍尼称作"平均效用原则"(Principle of Average Utility)。豪尔绍尼认为,在原初状态下,定约者会采用"平均效用原则"来选择分配方案,而不是遵循"最大最小原则"。如果我们应用豪尔绍尼的"平均效用原则"来分析表一中的三种分配方案,我们就会选择D3而不是D2。因为,D3的平均效用比D2要大。

  

   "平均效用原则"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关于"等概率"的假设。这里我们应注意,豪尔绍尼提出的"等概率"假设是一种"主观概率"。所谓"主观概率"指的是,选择者自己认为自己落入某一社会阶层的概率。这与选择者实际落入某一社会阶层的概率--客观概率--是不同的。由于原初状态的设定关注的是选择者的主观决定,所以在原初状态语境下所讨论的概率皆为"主观概率"。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明确反对任何关于概率的假设。罗从罗尔斯对"平均效用原则"的批评中我们看到:一方面,罗尔斯反对任何对于主观概率的假设(例如,认为自己在订约形成后的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概率较高,或处于弱势地位的概率较高,等等),认为任何对或然性的假设都依赖于某种特殊的信息(例如:定约者喜爱冒险的心理特质);另一方面,罗尔斯也反对单纯根据拉普拉斯非充足理由律 来推断或然性。罗尔斯所表达的上述两个观点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地方:首先,如果我们赞同罗尔斯不对定约者进行任何主观概率的假设,那么我们就必然依赖拉普拉斯非充足理由率,得出"等概率"的假设,而这与罗尔斯的第二个观点相悖。第二,如果我们赞同罗尔斯不单纯倚赖拉普拉斯非充足理由率来推断或然性,那我们就必然依据某一特殊的知识(例如,罗尔斯所说的定约者不愿冒险的倾向),而这又与其第一个观点相矛盾。由此看来,罗尔斯并没有很好的理由来拒绝"等概率"的假设。

  

   另一方面,豪尔绍尼却为"等概率"的假设给出了很好的理由。豪尔绍尼认为"等概率"的假设可以被定约者之间"相互冷淡"的原则所证明:正是由于订阅者并不特别关心某个人或某个阶层的利益,所以才会平等看待每一个阶层的利益,得出"等概率"的主观假设。豪尔绍尼进一步认为,"等概率"的假设还符合"在做出基本的价值判断时,给予每一个人的利益以同等的优先性"的道德原则。 这条原则的实质即是康德所说的"将每一个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的道德律令。因此,除非定约者应用"等概率"的主观假设,任何其他的或然性假设都是将概率高的阶层的利益置于概率低的阶层的利益之上(按此说法,罗尔斯实际上是优先考虑了社会中最不利者的利益)。至于罗尔斯所设想的完全不考虑任何或然性的情况,则是无法实现的。即使罗尔斯自己也没有做到完全不做或然性的假设:罗尔斯所描述的原初状态下总是应用 "最大最小原则"的定约者,必然是设定自己成为社会中最不利者概率最大的定约者。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看到,定约者在原初状态并非必然会应用"最大最小原则"来选择分配方案。罗尔斯的设定隐含着对定约者的某种特殊规定。实际上,在讨论合理应用"最大最小原则"的第二个特征时,罗尔斯明确指出"选择者有这样的善观念:为进一步的利益利用一个机会是不值得的,特别是在他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时候"。这是一种典型的"保守观念"。罗尔斯的这一假定与他对"无知之幕"的设定是矛盾的。因为,在"无知之幕"的设定中,罗尔斯假定:定约者不知道自己的善观念、合理的生活计划,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心理特征:如讨厌冒险、乐观或悲观。而实际上,罗尔斯的定约者必然是讨厌冒险的一群人。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看到罗尔斯应用的"最大最小原则"并非是定约者在"无知之幕"后的唯一选择。实际上,对于原初状态下的定约者来说,因其主观概率假设不同,其选择的原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1962年,英国经济学家鲍尔丁(Boulding)结合"最大最小原则"和"平均效用原则",提出了"在确保底线收入的前提下最大化社会平均效用"的选择规则。这一原则被称作"底线优先原则"。鲍尔丁认为,在不确定的状况下,选择者实际上会选择"最大最小原则"与"平均效用原则"的折中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无知之幕"后的选择及其原则,我们并非只能做纸上谈兵的思想试验。1980年代以来的实验经济学对于原初状态下人们会遵循什么原则来进行选择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实验。诺曼·福诺里奇(Norman Frohlich)和乔·奥本海默(Joe A. Oppenheimer)两位政治经济学家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作了一系列的分配正义实证研究。 他们想要在实验室里检验人们是否遵循罗尔斯提出的"差异原则"。福诺里奇和奥本海默模拟了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人们在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境况的情况下对不同的分配方案进行选择,这些不同的分配方案中体现了平均分配、差异原则、平均效用原则、以及底线优先原则四种不同的分配原则。被试者被分为5个小组,每个小组的成员可以经过讨论协商进行选择,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就通过投票选出分配方案。实验显示, 参加实验的145个被试中, 没有一组人同意"差异原则"。甚至有大约一半的被试在问卷中把"差异原则"列为最差选项, 这和罗尔斯的结论大相径庭。另外,在实验中有86%的被试选择了"底线优先主义"的分配原则。其他的研究者,例如奥尔森(Oleson)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波兰、日本和美国, 重复了福诺里奇和奥本海默的实验, 发现了极其相似的结果。 中国的实验经济学家也做了相应的实验。丁建峰在《无知之幕下的社会福利判断---实验经济学的研究》 一文中介绍了他所做的实验。试验情况显示,相比于其他三种原则,底线优先原则是被选最多的项。这一结果再次印证了福诺里奇和奥本海默实验的结论:在"原初状态"下人们的选择大多是"最大最小原则"与"最大化平均效用原则"的折中方案。

  

   综上所述,罗尔斯第二条正义原则的第一部分--差别原则,其论证依赖于定约者在原初状态下对"最大最小原则"的应用。然而,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证据都向我们表明,原初状态下定约者并不必然遵循"最大最小原则"来选择分配方案。只有在设定定约者具有"保守"或"讨厌冒险"的心理特质的条件下,定约者才会遵循最大最小原则,而这一设定又必然与罗尔斯对"原初状态"和"无知之幕"的设定相矛盾。因此,在差别原则的推导上,罗尔斯除非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否则就无法得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安排应使得社会中的最不利者利益最大化"的正义原则。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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