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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社会公平与社会分层

更新时间:2006-04-07 17:08:50
作者: 郑杭生 (进入专栏)  
而且要处理它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何者优先的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强调效率优先,是市场经济的当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例外。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总目标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及其优越性的展现、社会主义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实现,最终取决于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既是保证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又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而提高效益正是增进财富的最重要的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效率就是财富。效率为公平提供了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经济效益低下,物质产品匮乏,虽然人们都领取相等的一份配给消费品,但是,这样的所谓“公平”是贫穷的“平均”,绝不是社会主义公平的标准,用它是绝达不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的。过去我们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往往处理不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试图使效率和公平两者同举并重,有时甚至还片面地强调公平,致使主观愿望与分配制度的客观要求不相符合。在个人收入方面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多劳多得,打破平均主义,适当拉开收入差距,这就是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的效率优先原则。 

   在处理公平与效率方面,我们党在总结了过去的历史经验之后,提出了符合实际、符合经济规律的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什么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强调效率优先的同时,不能忘记兼顾公平呢?这主要是市场经济本身没有自发实现收入公平的条件,即通过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达到每个社会成员在个人收入方面把差距保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如果我们在强调效率优先原则的时候,忽视了兼顾公平,那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实际上也是忘记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个人收入分配原则,意味着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通过先富的示范效应达到共同富裕。在一般情况下,由机会均等所产生的收入差别是正常的,与效率的关系是正相当的。在机会均等和按贡献分配的条件下,收入的差别恰好反映了贡献的大小,这样的收入差别是广大社会成员(特别是低收入层成员)认可的,绝不是收入分配不公。在发达国家,这一点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换言之,如果有对努力和业绩的尊重,作为结果的不平等即使存在,不仅不会成为不满的对象,而且可以说只有从不平等上才反映得出人们所寻求的公平社会。”(注:〔日〕高坂健次:《从社会阶层看战后日本社会变动》,〔福建〕《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第29页。)这一点,在我国也在开始成为共识,并将会越来越成为共识。 

   所谓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是指由机会不均等产生的非正常收入差别。笔者早就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群体外收入差距过大”(注:郑杭生、李强:《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46页。)。在当前主要表现在迅速崛起的高收入层和明显的低收入层并存。高收入层主要有各种非国有企业的业主、部分雇员及文艺界、体育界的明星等。低收入层主要有贫困地区的农民及以单一工资收入为主的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目前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大程度上是因其所在产业、行业、部门的外部环境因素所决定的,这方面存在较多的不合理因素。这些不合理因素的核心是:社会缺乏公平竞争的机制。”(注:郑杭生、李强:《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51页。)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当前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个“超高收入层”,这集中表现为特权收入和违法收入的膨胀。一部分社会成员收入畸高、能够获取暴利或骤然致富,正是二者膨胀的结果。特权收入和违法收入的膨胀,是当前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分配不公。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基于机会不均等的收入差别既违反了公平原则,又严重违背了效率原则,更不符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收入差别过大(且基于机会不均等)与效率的关系是反向相关的。在劳动者的职业不能自由选择、劳动力不是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是不平等的。如果劳动者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不能通过正常劳动得以消除或缩小时,那么,在收入攀比机制的作用下,就会产生如下的后果: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使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感到自己难以改变收入偏低的状况,极有可能自暴自弃,根本不去设法提高自己增加收入的能力(如我国某些贫困地区的社会成员那样)。这样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提高效率,相反只会使效率下降。另一方面,这种收入差距过大,一旦超过了人们所能容忍的限度时,会造成不同收入层的社会成员不安于现存社会秩序,要求改变现有的社会地位,这样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同样会导致效率的下降。 

   目前人们对收入差距过大的不满情绪,与其说是对收入差距本身的不满,毋宁说是对由于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收入不均等的不满,特别是对特权收入和违法收入的不满。从社会控制理论的角度讲,这种低收入层对收入分配或收入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是对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我们认为,目前特权收入和违法收入的膨胀,尚处在社会失范的第一阶段——手段方式失范,尚不足以危及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如果听任这种畸形高收入膨胀乃至恶性膨胀,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例如,它会严重侵蚀广大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信任和遵从,动摇公民对整个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信心,进而达到社会失范的第二阶段——根本目标失范。那时,离整个社会的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也就不远了。如果这样,也就很难谈得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 

   总之,正确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消除基于机会不均等的收入差距过大,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又是一个重大的实际问题,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合理的社会分层体系: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保证 

  

   测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个最简要的办法是基尼系数。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Corrado Gini)提出的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当基尼系数越接近1,表明收入分配不公现象越严重;反之,基尼系数越接近于0,收入分配越平均。利用基尼系数可以对不同国家的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的平均程度进行比较。 

   根据国际通行贯例,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明全体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一个较为合理的程度,也就是说,这种差距第一是必要的,是有利于提高效率的,第二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也就是不违背公平原则的。低于0.3,表明收入差距过于平均,高于0.4表明居民的收入差距已趋不合理。 

   据世界银行的数字,我国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为0.16。我们的研究表明,从80年代到90年代,基尼系数出现了两个台阶的提升,首先是1988年前不到0.3上升到1988年的0.382,其次是由0.382上升到1994年的0.452或0.467(按人口—收入测算)。这种反映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两个台阶的提升,正好表明了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突破过于平均局面走向收入差距的合理化阶段,又由合理的收入差距迅速滑向收入差距十分显著的不合理阶段。这样,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收入差距超过了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这样快的变化是值得忧虑的。 

   上述利益格局的分化和转型,在中国社会明显地产生了一个高收入层、中等收入层和低收入层。社会学告诉我们,一种稳定的利益结构,从收入的角度看,可以菱形来示意,而一种不稳定的结构则可以用三角形示示意: 

   附图

   社会利益结构稳定和不稳定的示意图 

   对一个社会来说,高收入层总是少数,因此可以假定它是一个常数a,这样,中等收入层和低收入层就成为互变数x和y,也即x大,则y小,反之亦然。上图实线部分为菱形,它表示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均是少数,而中等收入层是多数人,由于中等收入层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强,这个社会是稳定的。而如果低收入层成为多数,中等收入层成为少数,这便是虚线表示的三角形的示意图。由于低收入层,特别是其中的贫困层,对社会的认同感不强,甚至没有什么认同感,他们有许多不满要发泄,甚至以社会为报复对象。这个社会很难是稳定的。 

   中国大陆利益格局优化的其中一个表现,是现在有了一个高收入层,可以说是从无到有;也有了一个中等收入层,可以说是从小到大。这是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前提。因为没有这样的利益分化,没有必要的利益差距,如何能够谈论所谓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呢?现在的问题是,低收入层太大,中等收入层还太小,而高收入层集中的财富过多,不够成熟,素质有待提高。 

   这从李强教授提供的我国的收入分布(见表2)数据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该表说明,社会上的高收入层较多地占有了社会上其它各阶层的收入。不仅占去了社会底层的收入,而且占有了社会中间阶层的收入,这样就把社会中间阶层也推向了社会的下层。在表中,4、5、6、7组本是典型的中间阶层,然而其收入均有部分被上层占去(注:李强:《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载郑杭生、李强、李路路:《邓小平发展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系列文集——“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理论和体制转换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变迁及发展趋势”阶段成果》。)。 

   上述情况说明,我国社会矛盾比较激烈的时期,与比较稳定的经济发达国家不同。按照李强教授的研究,在那些国家,居于最富有的与最贫穷的阶层之间的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层,它成为社会的主体。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次大战后以来,西方国家的中等收入层比例一直在上升。例如,在美国,到了80年代,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大约占6.7%,最贫穷的阶层大约占6.2%,其余的87.1%的家庭,大致都处于一种中等收入或曰中产阶级的地位上(李强,1992)。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使得全社会的贫富差距程度大大缩小。作为贫富之间的过渡群体,中产阶级起到了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对立和冲突得到缓解的作用。 

   表2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按人均年收入分组,各组占全部收入的比例(1996)

   按家庭人均年收入,   各组占全部收入的比例

   从低到高分为十组       (%)

   1. 最低的1/10        1.41

   2.  1/10          2.65

   3.  1/10          3.75

   4.  1/10          4.88

   5.  1/10          6.27

   6.  1/10          7.87

   7.  1/10          9.66

   8.  1/10          12.12

   9.  1/10          15.72

   10. 最高的1/10       35.68 

   资料来源:1996年,李强,《关于社会结构的调查》。 

   我们作了一些国际比较发现,无论从基尼系数看,还是从五等份法看,我国的贫富差距均已经超过了美国。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现状报告》,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状况为:1950年0.369,1960年0.353,1970年0.353,1980年0.365,1990年0.396。根据另一份《美国住户、家庭与个人的收入》,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1970年0.394,1980年0.403,1990年0.428。上述的两种来源的数据,与我国的数据比,均低于上述笔者计算的1994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0.452。美国的收入差距比我国的低,似乎出乎意料,但仔细分析起来也并不足怪。主要是美国绝大多数人口居于中等收入层;美国由于奉行比较严格的交纳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财产的分布通过税收得到了一定的调节,贫富分化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另外,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已建立了比中国远为发达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 

   上述比较给我们的启示是,从宏观上看,解决中国大陆正在拉大的收入差距、建立比较合理的社会分层结构,办法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发展经济,发展新的产业,形成庞大的中等收入层,这对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最重要的;第二,以经济杠杆调节社会收入,建立健全的会计制度,防止灰色收入,严格执行个人收入申报制度,要特别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继承税;第三,建立包括城乡在内的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使贫困线的确定更加符合实际。

  

   【参考文献】 

   [1]李强:《关于中等收入层问题的研究》,〔北京〕《管理世界》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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