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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功与不足及完善措施

更新时间:2015-11-07 20:12:28
作者: 杨立新 (进入专栏)  
两个判决,东城法院判决的赔偿数额超过西城法院判决的500倍,但是,人们对西城法院判决普遍表示满意,对东城区法院的判决则不满意,争议的焦点,是对服务欺诈行为是否适用《消法》第49条给予双倍赔偿。

   (二)争议惩罚性赔偿金的实质在于是否坚持损害赔偿的补偿性

   惩罚性赔偿责任是与补偿性赔偿相对应的一种特殊的民事赔偿制度,它通过让加害人承担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以达到惩罚和遏制严重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目的。由于传统大陆法系在民事赔偿领域实行同质补偿原则,因此这一制度虽然对大陆法系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大多限于理论探讨,至今仍未被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接受。[20]

   中国民法采取大陆法系传统,毫无异议。因此,在损害赔偿责任中奉行同质补偿原则,也就不存在任何问题。而《消法》第49条犹如在中国损害赔偿法的平静水面中投入了一枚石子,荡起的波浪之大,也就可想而知。对王海打假议论纷纷,丘建东起诉的两件案件得到不同的判决结果,也就可以理解了。可以说,对于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启用,理论上的争议和判决结果的对立,恰好反映的就是损害赔偿是否继续坚持补偿性原则,是否可以采纳惩罚性原则。

   中国立法者并非不知道这样对立的传统,但它仍然在《消法》中规定这样的制度,其所注重的是当然是惩罚性赔偿金制度的三种特殊作用:第一,对经营者恶意欺诈消费者的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予以金钱的惩罚;第二,用惩罚性赔偿金以阻遏其他经营者于未来从事类似欺诈行为;第三,鼓励人们与恶意欺诈消费者行为的经营者进行斗争,净化消费环境,保障消费者安全。在不规范的市场经济中,不守法的商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制造或者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提供欺诈性服务,牟取非法利益,坑害消费者。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给不法商人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提供欺诈性服务以可乘之机,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发挥私法的惩罚性,甚至作为与违法行为做斗争的鼓励,更有利于制裁违法行为,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赞同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学者主要看中的,就是惩罚性赔偿金的这个独特作用。[21]西城区法院判决赞同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是以《消法》的规定为基础的,看重的就是惩罚性赔偿金的这些作用。

   但是,惩罚性赔偿金在其具有的惩罚性、阻遏性和鼓励性的功能之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副作用,这就是鼓励受害人过分追求超出损害赔偿范围之外的不当利益。这是因为,惩罚性赔偿所给予受害人的“补偿”,已经远远超过它的损失范围。这就意味着受害人在自己的损失已经得到全部补偿以后,还能够得到相当于原有损失的一倍的利益,受害人能够基于损害而使自己的财产利益实现“增值”,由于自己受到损害而使自己增加财富。正是由于惩罚性赔偿金的这种副作用,它会鼓励人们的贪利的思想,鼓励人们去追求不当利益。《消法》第49条规定的仅仅是商品或者服务价金的双倍赔偿,并不是特别高额的赔偿,就已经引起了“王海现象”,甚至组织专门的打假公司进行索赔,以索取双倍赔偿中的惩罚性赔偿金作为公司经营的赢利模式。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之所以反对惩罚性赔偿金,其立法本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假如没有规定高于损失一倍的赔偿,这样的“打假公司”就不可能出现;出现了,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反对惩罚性赔偿金的学者所坚持的立场,就是以此作为理论基础,东城区法院的判决思路也正是如此。

   (三)坚持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金的积极作用在于它的惩罚性,以此制裁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以及提供欺诈性服务的经营者的民事违法行为;它的副作用与它的惩罚作用相比,显然其惩罚性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同时,立法者采纳惩罚性赔偿金制度,还着眼于把惩罚性赔偿金的副作用改变为积极作用,把惩罚性赔偿金存在的不当利益变成鼓励人们向制假卖假、提供欺诈服务的不法商人进行斗争的奖励,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向假冒伪劣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作坚决的斗争。这样,就能够把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使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在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上,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立法者面对司法实践以及理论研究上对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否定意见,并没有退缩,反而态度更加积极。在1999年通过《合同法》的时候,在第113条规定违约责任的第2款,重申《消法》的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由此可见,立法者对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立场显然非常坚定,并不为反对者的意见所左右。

   对于《消法》在惩罚性赔偿金的立法上所作的价值选择,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应当承认,尽管可以把惩罚性赔偿金的副作用加以改造,但是,它的基本性质和功能并没有根本改变,仍然存在着鼓励贪利思想,推动追求不当利益的不良后果。然而,它的副作用与它的积极作用相比,显然后者的价值更为重要。在立法上,当出现这样两难选择时,当然应当“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何况惩罚性赔偿金的副作用还可以加以改造,变害为利。因此,在修订《消法》,仍然必须坚持适当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立场,进一步完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让它在市场经济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消法》规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局限性与《食品安全法》的补充

   (一)《消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局限性

   《消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并不完美,存在较多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

   1.只规定违约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没有规定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消法》第49条规定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局限在违约责任领域,并没有包括侵权的惩罚性赔偿。这样的规定是不完善的。须知,服务欺诈和商品欺诈,对于消费者的损害,仅仅是合同预期利益的损失,并没有造成消费者的固有利益损失,相对而言,损害并非严重。但是,由于恶意的商品欺诈和服务欺诈,造成了消费者的固有利益损害,包括合同利益以外的人身利益或者财产利益的损害,其对消费者的损害更为严重。例如将假冒伪劣产品故意销售给消费者,仅仅造成了消费者在合同的预期的财产利益上的减少,并没有造成人身损害,以及其他财产利益的损害。对此都可以请求惩罚性赔偿;而恶意销售假冒伪劣产品,或者提供欺诈性服务,造成消费者人身损害或者其他财产损害的,损害后果更为严重,却不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显然在利益衡量上,是不平衡的。根据损害的后果程度衡量,对于商品欺诈或者服务欺诈造成固有利益损害的,更应当给予惩罚性赔偿,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作用,净化市场经济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由此观察,《消法》第49条规定显然存在不足。

   2.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惩罚性仍显不足

   《消法》第49条规定惩罚性赔偿金,计算的标准是价金,赔偿的数额是两倍。其实,这里所说的双倍赔偿,与中国古代的惩罚性赔偿是一样的,即一倍是返还,另外的一倍才是惩罚性赔偿金。这样的赔偿责任能否体现惩罚性呢?对此,笔者的看法是,这样的损害赔偿责任是体现了惩罚性,但赔偿的惩罚性不足,还不能达到应当预期的惩罚性。

   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保护法》第51条规定:“依本法所提之诉讼,因企业经营者之故意所致之损害,消费者得请求损害额三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金;但因过失所致之损害,得请求损害额一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其故意造成消费者损害的,是损害额的三倍,过失造成消费者损害的,是一倍。其基本含义是:第一,计算的标准是损害额,而不是商品或者服务的价金;第二,赔偿的数额是三倍或者一倍,须知这个三倍和一倍,都不包括本数,是在损害额之外的三倍或者一倍。如果加在一起,前者是四倍,后者是二倍。其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显然远远高于我国大陆《消法》的规定,只相当于过失造成损害的倍数,并且不是损失额而是价金额。

   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大陆法系传统,其民法传统也遵循补偿性原则。其《消费者保护法》在采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制度的时候,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数额显然高于大陆《消法》的规定。尽管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对其提出过广泛的异议,认为损害赔偿之目的,完全只在于填补被害人所受之损害,殊无再科以惩罚性赔偿之理由与必要,对加害人毋宁是近乎严苛,[22]但在实践中,法律已经规定,法院也在适用,因此具有可参照性。我国《消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其惩罚的数额显然不足。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司法解释扩大适用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4月28日公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商品房交易中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的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第8条规定的内容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第9条的内容是:“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三)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这个司法解释解决的问题是:

   1.商品房究竟是不是商品

   商品房当然是商品。这不仅仅是其名称上就已经包含了商品的字样,而且其符合商品概念的一切特征。商品就是用于交换的产品,而产品就是经过了一定加工的物。商品房当然是经过了人的加工的物,当然是为了进行交换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商品房不是商品。

   其实,研究商品房是不是商品的本意并不在此,’而是在于研究商品房交易是不是消费领域中发生的买卖关系,因为如果商品房交易是消费领域发生的交易关系,就有适用《消法》的可能,如果不是消费领域中发生的交易关系,就不能适用《消法》。而适用《消法》,就有可能适用惩罚性赔偿金,不适用《消法》,就不能适用惩罚性赔偿金。醉翁之意不在酒,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商品房交易当然就是商品交易,商品房当然就是消费领域中的交易行为。既然如此,在商品房买卖中进行欺诈,当然就可以适用《消法》的规定,按照商品欺诈实行惩罚性赔偿。现在,司法解释已经确定了商品房买卖适用惩罚性赔偿并且规定了具体适用的范围和方法,因此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了。

   2.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惩罚性赔偿金的适用范围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惩罚性赔偿金适用的规定,惩罚性赔偿金适用的范围是:

   (1)出卖后一房二卖或者出卖后设置抵押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在商品房出卖人与买受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出卖人未按照合同义务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而是将商品房转售他人,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无法实现合同目的的,构成根本违约,应当承担责任。

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后,或者出卖人已经履行合同义务将房屋交付买受人,但是由于出卖人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致使买受人无法取得所有权,或者取得所有权而被抵押权人实现抵押权而丧失所有权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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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华法学》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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