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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

——兼论张爱玲现象

更新时间:2015-11-06 10:19:27
作者: 陈思和  
却鼓励了她捡拾起都市民间文化形态的碎片,在现代都市通俗小说领域进行了一番革命。

   张爱玲在1943年对都市小说创作的贡献与赵树理在同一年对农村小说创作的贡献一样,他们都是在知识分子的启蒙传统被抑制的时候,从根本上扭转了五四新文学长期与民间相隔离的局面。但不一样的情况是中国农村还残存着民间文化的实在价值,所以赵树理可以理直气壮地举起民间的旗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争正统地位;而在现代都市中本来民间文化的价值就是虚拟的,所有的民间形态不过是市民们从其家族历史中带过来的文化陈迹,民初的现代都市通俗小说就是从传统文本里抓来这些陈迹,却不能真正代表都市市民在现代化过程中真实的精神状态,张爱玲对现代都市文学的贡献是她把虚拟的都市民间场景:衰败的旧家族、没落的贵族女人、小奸小坏的小市民日常生活,与新文学传统中作家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成功地结合起来,再现出都市民间文化精神。因此她的作品在精神内涵和审美情趣上都是旧派小说不可望其肩项的。她不是直接描写都市市民的生活细节而是抓住了社会大变动给一部份市民阶层带来的精神惶恐,提升出一个时代的特征:乱世。那些乱世男女的故事,深深打动了都市动荡环境下的市民们。

   既然是都市民间的文化形态,就不能回避对政治权力的妥协。在沦陷区的文化专制统治下面,民间不可能以纯然的面目出现,它唯以弱势的姿态出现才能流行,所以张爱玲的笔下不可能出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庙堂文化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连《围城》的作者那样隐居民间从事学术活动的洁身自好也做不到。情况如柯灵先生说的,沦陷区文学只要不反对敌伪,就能被容忍,但这反对不反对并不是体现在字面上的,许多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即使不便公开反对敌伪,忧世伤生的精神仍然能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但张爱玲对这些都回避了,与其说她不懂政治或者厌倦政治,还不如说在张爱玲身上暴露出都市市民政治观念的冷漠和生活态度的虚浮,即是那种“不管由谁当家,总得吃喝拉撒”的怯懦苟安心理。这本来也是中国民间藏污纳垢的特点之一,但在传统的民间天地里,有一种非政治性的原始正义作为指导生活的伦理标准,使其在浑浑噩噩中自有清浊之分;而在现代都市里,本来就虚拟化的价值取向一旦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参与,其虚无情绪就会变本加厉,这在一个特殊环境里正好迎合了敌伪文化政策的点缀需要。当然,在政治游戏里张爱玲很懂得规则,从消极的方面说,她的软性文学抵制了敌伪政治的宣传,她喋喋不休地谈性论食,开拓文学领域里的私人生活空间,同时也迎合了专制体制下的市民有意回避政治的心理需要。于是,在权力与民间达成的妥协中,张爱玲迅速走上了她的文学生涯的顶峰,这才是柯灵先生扳着手指算来算去算出唯上海的沦陷区才给了她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的真正答案。

     四、知识分子参与都市民间的一种方式

   在强大的五四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占领着三十年代的上海时,都市通俗小说虽然与普通都市居民亲近,虽然拥有现代化的大众传媒工具,但其所表现的生活内涵的陈旧性阻碍了它进入主流话语体系;而张爱玲的出现把这种状况颠倒了过来,她虽然不断消解新文学启蒙传统,虽然在叙事方式上部分继承了旧文学的遗产,但其所展示的生活内涵却是充满了现代意义,同时她又及时利用传媒,把自己的作品用连载小说、话剧、电影、散文随笔、记者采访等多种形式问世,为了达到出名的效果,还不惜用惊世骇俗的奇装异服来包装自己。她的成功是全面的,是都市化的,不但现代市民文学由此进入了新文学传统,而且都市民间文化形态也搭上了现代化的时间列车,一直延续于今。正如今天的现代都市文化建设中,偷偷陈列于地摊上的低级消遣读物虽然时有泛滥,却不可能进入现代都市文化的景观,而真正支配着市民文化趣味导向的传媒、文学、影视、服装、休闲方式等等,构成了现代都市特有的民间文化形态,而如今的种种都市民间现象的存在,追根寻源都能找到张爱玲的淡淡阴影,或者说,今天的都市文化依然在消费着这个身为晚清贵族后裔的奇女子。

   如果是在一个专制体制过于强大的城市里,权力意识形态可以直接干预市民的日常生活,那么民间不兴,张爱玲也随之不存;如果是一个城市完全进入了民间的无序状态,地摊文化和传统小市民的恶俗趣味占领了市民的文化生活空间,那么张爱玲也不会那样流行。张爱玲是一个文化现象,她是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都市民间文化的参与方式,提升了传统都市通俗文学的品格,在张爱玲式的文化现象背后,无时不存在一个隐型的知识分子的影子。

   当然,这种知识分子的参与方式完全是属于个人化的,它表面上是以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相对立的形态展开。我们不妨将同时代的路翎的小说与之相比较,《财主的儿女们》也是一部叙述旧式家庭崩坏的故事,在具体叙事方式上也充满了作家的个性,但是它所采取的叙事立场则是典型的五四话语,与巴金的《家》、曹禺的《雷雨》等是一脉相承的:像蒋家这样的家庭本身就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阴影而存在,因此反对家庭专制体制与反对社会专制体制成为年青人从事社会革命的一系列连环式的斗争环节,年青一代知识分子势必在无数的磨难中成就为时代的英雄,蒋纯祖的道路只是高觉慧的道路的自然延续,——这是五四新文化启蒙传统所特定的话语样式。而张爱玲的独特之处恰恰就在反五四话语,她的故事告诉你:旧家庭崩坏以后并没有奇迹产生,这个世界仍然一天天地坏下去,年轻一代无论是否具有叛逆性都无路可走,你要学习娜拉独立走上社会吗?那葛薇龙的命运就等着你;你想摆脱颓败家庭的血缘成为强悍之人吗?你看看聂传庆的努力就明白了;你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掌握自己命运的个人主义者吗?白流苏和范柳原的故事足够给你启示;更离奇的是你如果想学学五四青年的自由恋爱也是可以的,但结果呢?还有个“罗文涛三美团圆”的大圈套等着你〔13〕。因此,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东西在滋长,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没有什么伟大的历史时代在召唤,微不足道的人们只是“感觉到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于是在百无聊赖中感受了“苍凉”〔14〕。说句老实话,放逐悲壮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还原出人在历史变动画前的凡俗和无奈,这是符合沦陷区都市居民的一般社会心理的,客观上也迎合了专制体制下的文化心理,如果这里没有“苍凉”的审美效果,这一切只是传统都市通俗文学的精神延续。而张爱玲的“苍凉”则是她所特有的美学意境,作为晚清重臣的后裔,张爱玲确能感受到历史似白云苍狗变幻无情,看来是异常安宁的日常生活会在霎那间变得面目狰狞,她把这一切称为“传奇”,面对这样的传奇感到了彻骨的恐怖。

   在今天的“张爱玲热”中,张迷们能否真的理解这种苍凉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笔者是抱怀疑的。但张爱玲为此定下的审美情感的高度必不可少,这是张爱玲与一般都市通俗文学的根本分界,也正因为如此,她的作品中那许多世俗的描写才会得到一些受过西方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的理解和赞赏。事实上,“张爱玲热”并不是城市小市民偶像崇拜的产物,而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寄托,当时在沦陷区,不管是有敌伪政治背景的一方,还是商业文化市场的一方,或是蛰伏民间的新文学作家,几乎都为张爱玲叫好。到了六十年代台湾都市经济起飞之际和八十年代大陆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张爱玲热”都是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流行开来,然后才进入商业文化市场,成为都市中文化层次较高的一批人的宠爱。

   作为都市民间文化的一种特点,毋须置疑,张爱玲的文章里有许多庸俗的东西,因为对历史进程的无从把握而生的虚无感和及时行乐的迫切感,使她在公开消解五四传统时掩饰了一些内心深处的卑琐:比如故意对知识分子人格力量的淡化,其实在抗日这样的民族大是大非面前,有些责任已经不仅是知识分子需要承担,就是普通市民也应该承担的,可是张爱玲却故意装作什么都不懂。“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到来不及了,来不及了!”〔15〕这样的话,放在敌伪统治下的专制环境里,也只有用小女子半是痴颠半是撒娇的口吻说出来还能生出几分可爱,可是在这几句话的背后,却隐藏了深思远虑的历史预感:“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种人生享乐的无常意识,已经将现代都市的声色犬马文化享乐主义提升到生命哲学的境界;又比如她在消解五四新文化的理想主义时故意夸大了人的凡俗性,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个人主义并不是一个凡俗性的概念,个人主义者是自觉赋予个人崇高的人性内涵,给以与世俗相抗衡的权力,张爱玲深知在一个专制时代里个人主义没有出路,她在《倾城之恋》中说,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藏身的,但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这话自然是有道理的,用“平凡夫妻”的私人空间来取代个人主义的精神高扬,也是都市民间文化形态中的一个特征:现代市民的隐私权意识正是对专制权力侵犯的一种抗衡。可是张爱玲在宣传人的凡俗性时恰恰回避了这一点,她只是从消极的立场上渲染了小市民社会中自私庸俗的人生态度。别的不说,《烬余录》中写她抱着贵族小姐的恶劣情绪对待巷战中伤员的态度,竟没有半点自责与忏悔。这或许在现代青年看来是一种活得轻松的潇洒和坦率,但在当时严酷的民族战争时期,多少显得有些没心没肺。笔者举此种种旧事,并不是为了责备张爱玲,只是想放在都市民间文化形态的背景上看张爱玲现象,指出这种种丰富复杂的文化内涵,既是张爱玲个人的独特之处,又是都市民间文化形态的复杂性所共有的。

   张爱玲不是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而是综合了都市现代化进程中旧的不断崩坏、新的不断滋生、旧与新又不断转化的文化总体特征,用她特有的美学风格给以表达,因此张爱玲是属于都市的,属于现代的,属于民间的。她对都市民间文化形态的参与,是一种个人化的方式,因而有一种软着落的亲近感,她以自身的藏污纳形态来迎合民间的藏污纳垢性,或许正是如此,张爱玲的名字在今天和未来的都市民间文化领域里还会有相当大的号召力。

   本来,知识分子对都市文化建设的参与并不只有张爱玲式的一种态度。比如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是以群体的精英意识来参与都市文化建设的,两相对照:张爱玲是以现代市民的一份子的态度来对待都市的现代化,她既是都市文化的消费者,又是它的品质提升者;而五四一代的知识精英们正相反,他们的参与是以都市放逐者的战斗姿态对都市文化进行批判〔16〕,这些批判在都市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文化上的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样是一种参与,而且是更具有知识分子立场的参与方式。再者,张爱玲式的参与方式虽然是成功的,却也不是最好的,因为她毕竟为了获得世俗的成功付出过很多代价,尤其是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种种平庸文化会变本加厉地鼓励大众去发展、追求张爱玲现象中的庸俗成分:那种装痴弄傻的政治冷漠、那种故作潇洒的炫耀庸俗、那种不惜降低艺术水准向大众文化的迁就……等等,到了凯撒终于驱逐上帝的时候,张爱玲的名字也会变成一条冰箱里的鱼,只有肉而没有鲜味。

   在都市,民间只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由于其价值形态的虚似性,它不像传统民间那样与本土文化价值紧紧联系在一起,也不象都市通俗文化赤裸裸地追求商业利润,都市民间是综合了都市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非庙堂的文化现象,反映了现代市民在文化上的多层次的要求,而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要参与其建设,要坚持对世俗的批判权力又要以“软着陆”的方式进入民间,使老百姓能够接受。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值得思考的课题,而张爱玲只是一个较典型的成功例子。

   注释:

   〔1〕有关民间社会与农民的关系,参读《民间的浮沉: 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发表于《上海文学》1994年第一期。

   〔2〕引自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收《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

〔3〕参读《试论知识分子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 载《上海文化》1993年第1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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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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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文学》199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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