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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

——兼论张爱玲现象

更新时间:2015-11-06 10:19:27
作者: 陈思和  
从这些概括中可以看到, 都市通俗小说创作并没有游离在政治斗争以外,但它注意到它所表达的政治意义不仅与都市大众的关心热点有关,而且与政治斗争中占主导力量一面的倾向也有关,共和、反袁、北伐,甚至包括三十年代的抗日,都是中国政治斗争的主导性的一面,取得胜利的民国各届政府也需要这样的民间性的推波助澜来配合宣传(举一个反面例的例子:通俗小说里从未出现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故事)。所以,研究这类小说时孤立强调其题材的进步性是失当的,反之,像当时左翼作家批评这些小说散布的只是“充分的表现着封建意识的统治”〔6〕也是不全面的。通俗小说所反映的“政治”, 正是当时庙堂与民间所共同的欲望,这里并没有三民主义文艺政策的直接传声筒,更没有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精神,它反映的是都市文化中的一种民间形态。

   现代都市通俗小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起来的知识分子精英传统是格格不入的,新文学强调文学的启蒙性和批判性,都市通俗小说更多地强调文学的消遣性和游戏性;新文学创作传达出来的是知识分子精英的广场意识,旨在通过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推动社会进步,而都市通俗小说却有意识地迎合都市小市民的陈旧趣味;新文学的创作主要来源于西方文学的文本,都市通俗小说则更注重对明清通俗小说文本的模仿:在言情、武侠、黑幕、演义、侦探各类小说中,都能在古典小说里找到相对应的文本原型。而如前面所说的,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庙堂与民间的内在同一性,在这些传统通俗小说的文本里,包含了古代民间社会的丰富信息,几乎每一种通俗小说里都含有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对民间的控制与民间文化形态对这种控制的抗争,这些信息虽然在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但由于被模仿,也或多或少地表现出都市民间文化形态中的某些传统意义。如张恨水的《啼笑姻缘》中关氏父女反军阀的侠义行为,虽然出于对古代武侠小说的模仿,也满足了现代市民不满于现实政治的幻想。但从以上三方面特点来看,似乎很难说,都市通俗小说代表了现代都市市民的审美趣味,因为都市市民的构成成分不同于传统农村人员那样单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是不定的,五四新文学的主要对象也是都市社会的市民,尤其到了三十年代,郁达夫、巴金、茅盾的作品已经足以与都市通俗小说抗衡,而穆时英、刘呐鸥的作品更强烈地表达了现代都市青年的审美感受,无论是都市生活场景的高雅性和传奇性,表现手段的新奇性和刺激性,还是现伐男女的情爱内容及其方式的描写,都要胜过传统意味的都市通俗小说,即使在语言技巧上,越来越流利的白话小说也要比半文不白的旧小说语言更好读些。张爱玲在回忆自己读中学时流行“两张”的作品,(张资平和张恨水),这恰恰表现出新旧文学在都市年青读者中分庭抗礼的现实。所以说,在都市市民的读者层里,都市通俗小说并不是独占鳌头的,它只是迎合了现代都市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着传统审美口味的读者,而这部分读者的审美意识中含有较多的传统因素。

   但是一旦进入到文学操作过程和流通过程领域的比较,都市通俗小说的优势显然体现出来了。新文学作品大都发表在知识分子自己办的同人杂志上,除了个别大型刊物有较多的读者以外,主要是供朋友的小圈子自娱的,即使印成单行本出版也不会有太大的读者面,而一些思想激进的书店和刊物还要时时冒着被政府查封的威胁。与这种受压迫的状况相反,控制了都市传媒工具的那批旧文人在传播自己的创作时根本遇不到这些麻烦,他们的作品大多数用连载的形式发表于小报杂志和大报的副刊中,有些较有影响的作家甚至可以同时为几家副刊写连载,一旦获得成功马上被改编成连环图画、电影和戏曲脚本,迅速在读者中流传开去。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作品比新文学更接近大众,而是他们掌握了更多的合法舆论工具——这恰恰是与现代化的都市传媒体制分不开的。大众传媒是现代都市民间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都市通俗小说在这一优势上也能证明它所含有的民间性质。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批来自国外的留学生掀起的,尽管他们主观上强调民间运动的必要性,并坚持使用民众的白话语言来取代封建上流社会用惯的文言文,但他们的知识背景和政治抱负都使他们忽略了民间文化形态在现实社会转型中的意义,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如周作人、刘半农、顾颉刚等,才有意识地搜集歌谣、风俗、谚语、传说、笑话、甚至存在于民间的猥亵性的文本。但在现代化都市的建设中,这样一种纯粹学术意义的民间采风已经不能解决新文化建构中实际遇到的问题,而这批知识分子又是在传统庙堂意识的思维惯性中走过来的,一部分人想建立与庙堂分庭抗礼的知识分子广场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而一部分人则本能地想在传统的“庙堂一民间”循环体系中独善其身,这显然又同样忽略了民间在现代都市文化建构中只有虚拟的价值取向,所以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这种状况刺激了新旧知识分子为争夺都市文化控制权的斗争,由此构成二十年代的《小说月报》和三十年代的《申报•自由谈》更换主编事件、左翼电影事业和话剧运动、以及有关大众文学的几次讨论,笔者甚至认为当时左翼作家对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艺术的否定,也与这种争夺都市观众有关。三十年代巴金的《激流》公然在《时报》上连载,并接受了报纸上使用的商业性宣传,这在当时新文学创作中是很罕见的。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传统立场而言,他们即使在局部获得了成功也很难坚持下去,这固然与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不见容于统治者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面对一个流动不定的都市市民读者群体,西方文学的知识背景和强大的启蒙意识使大多数作家很难一下子找到自己的定位。像巴金这样既坚持了新文学的意识形态立场又获得了城市青年读者的喜爱,只是极少数的成功例子。

     三、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

   有许多研究者在论述新文学与都市通俗文学之间对立情绪的消解总是归结为抗战的发生:民族主义热情使三十年代的都市通俗文学开始放弃娱乐的主题去写抗日爱国故事,而新文学作家也更加注意到艺术形式的通俗性。但从文学的民间性而言,这种合流并没有提供多少新的贡献,相反,抗日主题的流行使民间的自在性进一步丧失,而新文学作家们在形式上的让步也不具备真正的民间意义——民间是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是技术。使传统的民间文化形态得以复活的是四十年代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农民文学创作,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民间的浮沉》中已经给以探讨。至于民间文化形态在现代都市文学中出现,即新文学传统与现代都市通俗文学达成了艺术风格上的真正融合,却是在沦陷中的现代都市上海完成的。这种历史性转变是以一个当时才二十岁出头的小女子的名字为标志:那就是张爱玲的传奇创作。

   张爱玲的成功出名是在一个特殊环境里。柯灵先生曾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点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7〕柯灵先生为新文学阵营中的健将, 深知左派批评的苛刻峻厉,如果张爱玲的创作落在这些批评尺度里,难免栏猿笼鸟之祸,但具体到现代文学史的时间空间,恐也是夸大了这些批评的威力,因为在文学批评没有与政治权力结合为一的时候,再严厉的批评也不至于格杀一个真正有才华的作家的艺术生命。不说别的,即是在张爱玲之前,就有两个她所心仪的写世俗的作家:张恨水和老舍〔8〕, 一个是旧文学的大家,一个是新文学的明星,似乎都没有受到五四启蒙传统的排斥,张爱玲即使早出道几年,也未必不能成其为张爱玲。不过是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坛龙腾虎跃,门户复杂,一个文学新人要出名当别有一番滋味,不像沦陷时期,潜龙伏虎之外只有虾跳猫啼,张爱玲又是被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杂志炒热的,柯灵先生所说的“大显身手的舞台”确非妄语。但是张爱玲毕竟是写出了传世的作品,而且在新文学的启蒙传统遭到空前抑制,一些坚持知识分子广场立场的精英们只能韬光养晦的时候,她却独独开辟出一条通向都市民间的道路。

   张爱玲是新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在她接受现代化教育、学习中英文写作的阶段,正是五四新文化发展到最辉煌的三十年代,她不可能回避新文学给予她的巨大影响。她晚年回忆胡适的时候,说过一段很有感情的话:“我觉得不但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就连大陆上的下一代,尽管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I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荣与弗洛伊德齐名。不免联想到弗洛伊德研究出来的,摩西是被以色列杀死的。事后他们自己讳言,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9〕这“上一代”是指五四同代人, 张爱玲自居第二代,第三代当是指五十年代大陆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在张爱玲看来,从五四一代开始,新文化传统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渗透到民族生命的血液当中,你想背叛它也不行。后面一段关于摩西的话,虽然说的是胡适的伟大,但不无反讽意义的是也影射了张爱玲本人与五四文学之间割不断的关系。她的西方化的教育,她对人性悲剧的深刻体验,她对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所持的不无同情的讽刺态度,都可以证明这种文化上的血脉。就在张爱玲最红的1944年,有两篇名重一时的评论文章,可以说文学观以至人生观完全对立,但他们谈张爱玲的创作时居然都将张爱玲的小说比附了鲁迅,这虽然是无意的,也可看作是张爱玲与五四新文学的天然联系。〔10〕

   张爱玲是以《沉香屑 第一炉香》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一炮而红,她选择了这家鸳鸯蝴蝶派杂志作为步入文坛的第一台阶,自然有些人事上的因素,但也证明了她对自己的创作与文坛上的门户没有什么定型的选择标准,从其语言技巧来看,多少有些得益于旧小说的地方。但不管张爱玲是否承认,这部小说的神韵得自于新文学:它探讨了青年女性面对都市文明诱惑的病态心理。据张爱玲本人自述,她喜欢的新文学作品有曹禺的《日出》和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11〕,我们在葛薇龙在物质诱惑下纯洁外衣一层层褪去时不能不想到陈白露的遭遇:在她被受过西洋文明影响的男子所激起的性的烦躁时也不能不想到莎菲的悲剧,尤其是结尾部分,作家幽幽地写湾仔市场上的众生相,一直写到那些描蓝涂绿的妓女,最后写葛薇龙对自己处境的叹息,有些卒章显志的意思,这当然是败笔,却是新文学作家常犯的的社会性批评的主题。至于《沉香屑 第二炉香》里罗杰教授隐私不幸被周围社会所传播,以至逼上绝路的悲剧故事,已经几近于鲁迅小说里对社会舆论的愤怒控诉了。似乎用不着扯来更让人惊心动魄的《金锁记》,即使在张爱玲小试锋芒的处女作里,也能在新文学史上有明确的定位。

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谈张爱玲对现代都市通俗小说品质的提升。张爱玲从小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浸淫,晚年又以研究《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自娱,其实这些个人爱好在一般新文学作家中也是很普遍的,并不说明她与旧文学有特殊关系。令人感到特别的是她直言不讳自己对都市通俗小说中社会小说(如张恨水、朱瘦菊等人的作品)的喜欢,以及对现代都市世俗文化(如沪上曲艺、旧京剧、社会小报等等)的热爱,这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中是很少见的。以张爱玲的身世来猜想,她对受过西方化教育而大胆背叛封建旧式家庭的母亲向来不抱同情,这种潜在的逆反心理使她对旧式家庭的生活方式反而充满了温馨的回忆。与她母亲追随五四新文化的崇高精神理想〔12〕相反,她故意夸张了其家族的贵族血缘的一面,包括陈旧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生活趣味。我在前面谈到过,随着现代社会转型,古典的传统的文化由社会中心向民间散失,终于降贵纡尊,与都市通俗文化合流。当张爱玲在文章里津津乐道地谈旧京剧,谈旧服装,谈一夫多妻,谈爱慕虚荣……时,你不会不感觉到其言语背后存有什么可能来自童年不愉快记忆的变态心理,同时也会为她出人意外地坦然走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面对世俗社会的心理怪圈而感动。因为张爱玲在文坛上的出现犹如灿烂耀眼的彗星一扫而过,花开花落不过两年的时候,许多深层次的内心世界来不及展露出来,我们今天对她个人的研究无从谈起,但她那些有意为之的作品里所流露的反五四的情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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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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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文学》199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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