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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辽: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

——对《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的回应

更新时间:2015-11-06 10:18:27
作者: 陈辽  

   2000年初,《文艺报》发表了我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的批评文章《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问题》)(注:《文艺报》2000年1月11日,作者陈辽。)。不久,《文艺报》又发表了对我进行批评的《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以下简称《前提》)(注:《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作者张泉。),该文为钱理群写的《总序》作者辩护。其后《文艺报》又发表了《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以下简称《误区》)(注:《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作者裴显生。)一文对《前提》提出批评。过了一年,《前提》的作者又在《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上发表了《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以下简称《个案》),又对《问题》和《误区》提出批评。经过这几次“过招”,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以《问题》、《误区》的作者为一方与《总序》、《前提》、《个案》的作者为另一方的分歧,集中在以下三大问题上:

   分歧之一:对沦陷区文学是作具体分析,还是笼统地一概肯定沦陷区文学经历了“真正复苏、兴盛”(《总序》),“沦陷区文学的主体”是“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前提》)?

   沦陷区文学客观存在着。但沦陷区文学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四类作家、四类作品。第一类是在沦陷区开展地下工作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第二类是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服务的作家,即汉奸作家;第三类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第四类是不明敌伪文学底细和真相,只是出于爱好文学而写作的文学青年。四类作家,四类作品,《问题》的分类。《误区》一文的作者则认为,沦陷区文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沦陷区里艰苦地开展地下工作的作家和坚持爱国进步立场的作家所创作的坚持民族大义的爱国进步的文学。第二类是由日寇派出的“笔部队”以及为日寇作伥的汉奸文人炮制的沦陷区里的“皇民文学”。第三类是在沦陷区文艺报刊上大量出现的、在整体上适应了敌伪需要的风月文学、情爱文学、色情文学、鬼狐文学、秘闻文学、灰色文学、颓废文学等等。它们表面上不谈政治,脱离政治,实际上则粉饰沦陷区的黑暗现实,消磨沦陷区民众的斗志,因此为敌伪扶持和提倡。这一类文学多半由附逆作家和沦陷区里某些耐不住寂寞的、喜欢耍笔杆子的无聊文人们所写作。这一类文学面广量大,其对民众的无形毒害,超过了第二类明火执仗反共反人民的实际上的“皇民文学”。至于业余作者写的作品,或属于第一类,或客观上适应了敌伪的需要,数量也不多。《误区》作者对沦陷区文学的具体分析与《问题》作者大致相同。

   在沦陷区文学中,《误区》作者所说的第二类、第三类文学,无疑在数量上占了压倒优势,从而构成了沦陷区文学的主体。关于沦陷区文学中的第一类文学,由于敌伪统治的特殊环境,只可能是少量的、少数的,构不成沦陷区文学的主体。但是《总序》作者却无视沦陷区文学第二、第三类文学的大量存在,竟说沦陷区文学经历了“短短几年时间”的“真正复苏、兴盛”,似乎在沦陷区竟出现了什么文学盛世。《前提》作者,更说什么“沦陷区文学的主体”是“中国抗战文学和世界反法西斯文学”!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确,在对沦陷区文学的总体评价问题上,《问题》、《误区》的作者和《总序》、《前提》的作者是存在根本性分歧的。

   分歧之二:在对张爱玲作品的评价问题上,是如傅雷所批评的,除《金锁记》写得成功外,其余作品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还是断定她的作品尽管“远离时代与政治”,但仍然是“时代的艺术”,“它们所达到及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给后来的文学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总序》),“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新质”(《前提》),她是“中国现代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个案》)?

   由于《总序》、《前提》、《个案》都对张爱玲的作品作了高度的评价,为了摆事实,讲道理,我只好在这里以较多篇幅对张爱玲的主要作品做一番简略的考查。

   张爱玲(1921-1995)在她十五六岁时,就写出了《牛》、《霸王别姬》两篇颇有时代亮色的小说。张爱玲少年时代喜爱阅读鲁迅、茅盾、老舍、巴金、丁玲等人的作品,受到进步文艺的影响。因此这两篇小说,倾向很好。农民禄兴的牛,“活活给人牵去了”,春耕时节到来,“家家牵了牛上田”,但禄兴家却没有牛,只好卖鸡出租钱向蒋天贵家借牛耕田。谁知借来的牛却是一条蛮牛,耕田时不听禄兴指挥,反而用巨角把禄兴戳死。“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张爱玲的同情在禄兴及其妻子这一边。她在《牛》中对当时世道的不公作了控诉。《霸王别姬》里的虞姬,十多年来,以项羽的壮志、胜利、痛苦为自己的壮志、胜利和痛苦,深爱项羽。但她“怀疑她这样生存在世界上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她想到,项羽一旦成功,她老了,项羽会厌倦她,在她结束生命的时候,即使送给她一个“贵妃”的谥号,“她的生命的冠冕”也不过如此。因此,在项羽垓下突围前,当项羽对她说:“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去把你献给刘邦吧!”虞姬听后便自尽而死。临终前,项羽听见她在说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那样的收梢。”虞姬看出项羽当上最高统治者后一定会蜕变,所以,无论项羽能否突围成功,她都决定一死。张爱玲确有创作才能,16岁的她能对“霸王别姬”这一历史事件有如此新认识、新表现,不能不说是奇迹。然而,这奇迹恰好来自她那时与进步的政治相联系。张爱玲从创作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远离时代与政治”的人。

   但是,年轻人的思想变化是很快的。1939年,她考取了伦敦大学,但因战争影响,未能去成英国,改入香港大学就读。她从上海去了香港。入学不久,好消息传来,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在上海《西风》杂志的征文赛中,获得第13名名誉奖。从此,成名成家成了她的奋斗目标。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寇占领了香港。这时,摆在张爱玲面前有五条路:一是留在香港;二是去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三是去海外;四是去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区;五是回已成了沦陷区的老家上海。由于多种主客观原因,前四条路,她都没有走,而是走了第五条路。回上海和想成名成家,都不是坏事。果然,她于1943年发表《沉香屑 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后,一下子出了名。

   《第一炉香》写一个女中学生葛薇龙受了姑母梁太太(实为姨太太)和花花公子乔琪乔的引诱,为了进入香港的社交圈,竟自甘堕落,事实上成了梁太太的工具,乔琪乔的玩物。这篇小说,尽管题材陈旧,但因为张爱玲对葛薇龙的处境比较易于体会,因此写来还能动人。但由于格调不高,对葛薇龙的同情多于批判,并非上乘之作。至于《第二炉香》写洋教授罗杰的心态,就显得很隔膜。那位罗杰教授竟然懂得中国人的“发乎情,止乎礼”的孔孟之道,就显然不真实。果真如此,他在新婚之夜就该对愫细进行性开导而不会强行非礼而发生那场婚姻悲剧了。不过这两炉香在当时上海文坛上,毕竟是两篇文笔细致、富有才气的作品,这才引起柯灵等人的注意。《金锁记》确是张爱玲的杰作,傅雷(化名“迅雨”)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金锁记》的评价是正确、精到的,至今令人折服。《倾城之恋》与《金锁记》相比,已经低了一大截。傅雷说得好,《倾城之恋》“勾勒得不够深刻,是因为对人物思索得不够深刻,生活得不够深刻,并且作品的重心过于倾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倘再从小节上检视一下的话,那么,流苏‘没念过两句书’而居然够得上和柳原针锋相对,未免是个大漏洞。离婚以前的生活经验毫无追叙,使她离家以前和以后的思想行动显得不可解。这些都减少了人物的现实性”。“总之,《倾城之恋》的华彩胜过了骨干;两个主角的缺陷,也就是作品本身的缺陷。”至于张爱玲的其它小说,即以被收入《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的《花凋》、《封锁》、《桂花蒸 阿小悲秋》、《留情》而言,没有一篇是上乘之作。《花凋》里的川嫦原本“痴心想等爹有了钱,送她进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式的人”。但是郑先生“非得有很多的钱,多得满了出来,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他“忙着替川嫦定亲”,于是川嫦既上不了大学,也没有“合式的人”。她眼见姐姐们都嫁给了好丈夫,因而郁郁寡欢,得了肺病。而在她心里“最合理想的人”章某原先却已“另有了人”,她“又惊又气”,病情加重,终于死去。像这样一个想做一个“花瓶”而不得的没落家庭里的小姐,本来就不是一朵美丽的、有生气的花,她的凋落是必然的。虽然张爱玲对川嫦充满了同情(据说川嫦的原型人物是她的表姐黄家漪),但读者对川嫦却并无好感。《封锁》写银行里的会计师吕宗桢竟在被“封锁”的电车上与大学英文助教翠远“吊膀子”,而翠远也居然报之以芍药,“他们恋爱了”。及至“封锁”解除,电车开动:“她明白他的意思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他俩只是相互吃了对方的“豆腐”而已。《封锁》思想庸俗,艺术上也极其沉闷。《桂花蒸 阿小悲秋》写一个为洋人做女佣人的丁阿小的琐屑的日常生活和卑微想头,但张爱玲对丁阿小却只有揶揄之心并无“哀其不幸”之意。《留情》写一对无爱的夫妻之间的相互算计,“然而敦风与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当然是装模作样地“相爱着”。所以,就张爱玲的这一时期的作品总体而言,正如著名评论家李子云说的:“好像是在未经清扫的战争废墟之上长出来的一株罂粟花,妖艳炫目却又象征着死亡。”从上可见,所谓张爱玲的作品已达到了“所达到及所能达到的历史水平”,不过是一句过头话,当不得真的。

糟糕的是张爱玲和文化大汉奸胡兰成结识后,竟对他倾心爱恋。她赠给胡兰成一张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小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时,中国军民抗战已有六七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从防御转为进攻,日寇败局已定,张爱玲竟爱上了文化大汉奸并和他正式结婚,在民族大义面前,不能不使她蒙垢含羞。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后,胡兰成“只身来到武汉。因受日本人指使,在武汉接编《大楚报》,并创办了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其目的是想在武汉炮制出一个日伪政权——‘大楚国’”。(注:《世界著名女作家传•张爱玲》(欧美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14页。)令人难以原谅的是,张爱玲在沦陷区上海的创作,竟和敌伪政治相联系。她在作品中歌颂日本;嘲讽正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的社会主义苏联;对还在抗日的蒋介石造谣诽谤。那些一味哄抬张爱玲的人,只字不提这些作品,嚷嚷什么张爱玲“远离时代与政治”,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这里对张爱玲的这些作品“曝光”。在《忘不了的画》里,张爱玲在这么一篇谈绘画艺术的文章里也忘不了对日本人称赞一番:“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而在当时,“对于训练的重视”的日本人正在灭绝人性地大肆杀戳中国人。在《双声》一文中,她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这样公开的媚日言论即使在敌伪报刊上也不多见。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地区里与日寇作殊死战的军民都知道“日本的文明”究竟是什么。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哪怕是开电梯的丢了一只旧的牛奶瓶换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这么一件小事,张爱玲都没有忘记刺一下社会主义苏联:“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而当时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在卫国战争中,伤亡2000万人以上。在小说《等》里,她竟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胡说蒋介石“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说了一遍不算,又说第二遍:“……里边蒋先生(即蒋介石)因为打仗,中国人民死得太多的缘故咾,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国民党政府在大后方诚然腐败,但它毕竟还在抗战,而且蒋介石从来也不曾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造谣造到蒋介石头上,可见依附敌伪的张爱玲的胆子多么大!这都是白纸黑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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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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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南京)200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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